這篇談金庸的文章，讓人心裏不是滋味！
文/李小飛刀
金庸先生揮別他的江湖而去，從昨夜到今天，紀念他的文章無數。有一篇幾個月前的文章也被翻了出來，但刀哥看完心裏很不是滋味。
這篇題作“金庸的江湖傳奇與政治寓言”（The Gripping Stories, and Political Allegories, of China’s Best-Selling Author）的文章，4個月前發表於美國《紐約客》雜誌，作者是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東亞研究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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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目的，大約是想向西方讀者推薦由英國出版社出版的郝玉青譯《射鵰英雄傳》英譯本。
文章先是誇讚了金庸小説豐富博大的內容及其在華人世界的巨大影響力，“讓大人小孩都廢寢忘食”，“阿里巴巴的總裁馬雲就曾一度把金庸納入企業精神中”，“將淵博學識、柔情蜜意、扣人心絃的情節以及動人的文筆融為一爐，故被廣泛奉為最出色的武俠小説家”。
在介紹金庸的過程中，作者反反覆覆拿他與西方現代奇幻小説之父，《魔戒》作者托爾金作比較，説*“金庸將江湖交織融貫於中國歷史，這就像是托爾金把自己的創造力帶向了查理曼時代的歐洲”。説“射鵰三部曲”篇幅將近兩百八十六萬漢字，相當於一百五十萬個英文單詞，是托爾金《魔戒》系列三倍有餘*。
大概是為了進一步吸引西方年輕人，作者比較説，金庸作品在華語世界的文化流行程度大約等於“哈利波特”與“星戰”之和。
不知金庸先生泉下，是否與有榮焉。
接着，作者話鋒一轉，認為金庸的*“深遠影響和幽微意圖仍未被世人充分領會”*。
文章先是追述，金庸的父親被“定為階級敵人處決”，而金庸自己本想做外交官，卻在新政府中沒有機會，便做了編劇、影評人和記者，並連載小説。他的小説有一種“中國文化的古典置地”，而這種置地被“新政府連根拔除”（包括“大多數譯成英文的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也是如此”）。
1981年，鄧小平在北京中南海接見金庸一行，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香港主權，一國兩制，制度不變，港人治港，保持繁榮的方針政策。金庸回港後在他辦的《明報》上，大力宣傳香港迴歸祖國、“恢復主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保持繁榮”的16字方針。更在1982年撒切爾夫人會見鄧小平途經香港時，單獨與撒切爾夫人聊了45分鐘，跟她講“一國兩制”。
到了傅楠這張嘴裏變成了，金庸“受命”負責“北京方面含糊不清的（香港）政治自治承諾”，讓香港“民主派”感到了背叛。而大陸此時掀起“金庸熱”，是因為金書給經歷“浩劫”的大陸人*“提供了沉浸在中國輝煌的過去之中的閲讀快感”*。
而金庸小説中的東方不敗，神龍教主，無不是在對應當時的中國大陸。雖然金庸本人對這一切“諱莫如深”，卻“親口”在傅楠的採訪中承認了這種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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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和今天鋪天蓋地的紀念文章，風格和角度迥然不同。然而，在它背後，隱藏着很多雖沒有明説但呼之欲出的潛台詞，稍微有心的讀者都不難感受到，並因此心裏不太舒服。
從1959年《射鵰英雄傳》在《香港商報》上完結，到2018年《射鵰英雄傳》在國外上市，整整60年了，到今天，要向西方讀者介紹金庸，還要對比西方某個文學作者、甚至是流行文學作者，還要拿意識形態説事。
刀哥不知道，這到底是西方悲哀，還是我們自己的悲哀。
2002年，托爾金的“魔戒”隨着彼得•傑克遜的電影進入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中國“魔戒”粉。
論著作時間跨度，金庸小説從最早的《越女劍》（約公元前500年）至《鹿鼎記》（約公元1700年）橫跨2200年；托爾金的“魔戒”故事從“第二紀元”1200年至第三紀元3021年，也橫跨約2000年。論故事背景的複雜、人物的繁多、情節的曲折，“魔戒”故事絕不會大弱於金庸小説，托爾金甚至專門為“魔戒”創造了幾種語言。當“魔戒”初登中國時，那些精靈、獸人、騎士對中國讀者同樣是遙遠而陌生的。
但是刀哥實在不記得，當初有哪個中文媒體向國內讀者介紹“魔戒”的時候，説這是英國的《射鵰英雄傳》。
它就那麼直愣愣地來了，而中國讀者不也就接受了；“魔戒”粉們，不也可以對那些遙遠陌生的故事人物如數家珍。
為什麼如傅楠所説，西方讀者就要對《射鵰英雄傳》“一頭霧水”呢？
難道是中國讀者理解能力格外高，而西方讀者理解能力格外低麼？
這恐怕還是一個至今未能解決的，東西方文化傳播不對等的問題。文化傳播其勢如水，總是往“低處”流不往“高處”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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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反反覆覆強調金庸和托爾金的相似性一樣，傅楠文章反反覆覆的提意識形態，也是試圖拉近西方讀者想象中的中國與金庸的距離。他不是讓西方讀者真正去理解金庸的獨特內涵，而是把金庸切到好像順了他們的嘴，好咽。
就像德國《時代週刊》那個華裔女記者，她不關心劉慈欣對人類的命運有多少思考，只感興趣能不能從劉嘴裏套出多少對集權、監控的看法，只不過劉沒給她想得到的答案，就酸劉“不是個政治思想者，不是個公共知識分子”。
不問蒼生問鬼神。
就像貝納爾多•貝託魯奇的《末代皇帝》裏，長大了還斷不了奶的溥儀趴在奶媽胸前，幾個皇妃拿着望遠鏡坐在船上觀看，一動不動的活像一隻只殭屍。
遙遠、詭異而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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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傳》英文版上市8個月，在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上排名3318位，只有12個讀者留言，而且看起來有一部分是中國讀者。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但尷尬的另一面是，這至今仍然大部分是華人的自娛自樂。
在我們古老的文明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時，無數人想給它尋找一條出路。在香港起飛的特殊年代，金庸古龍黃霑們把古人的傳統品格化入武俠世界中去，創造了一個可以與現代社會兩相對照的江湖。
但他們所做的工作終究是防禦性的。
“看我河山哪像染病”，是民族精神的內聚；“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是個人精神的自處。
它們都無法解決中華文明乃至整個東方文明如何重新壓住天平的問題。
在這方面，日本、韓國比我們要早一步面對，也都做了一些嘗試，但它們的體量太小，分量也太輕，還常常被帶走過去。
要讓百年來文化傳播的高低逆轉，責任還在中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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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時候過六一，學校規定是賜半天假，到家旁邊的新華書店找閒書，抽出一本《天龍八部》，第一眼看到鳩摩智去大理天龍寺搶六脈神劍劍譜，點破枯榮大師所修枯禪的奧秘，我一下被拉了進去，站了幾個小時也不知覺。
今年六一逛書店，一羣孩子在外教的帶領下直撲“漫威”專櫃，一個説我要看鋼鐵俠，一個説我要看滅霸。
大概過幾十年後再版金庸全集，出版商要介紹他老人家是中國的斯坦•李了。
但願是玩笑。
（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