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都熱衷用漢字造新詞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訪華時提到一段往事：“19世紀，日本率先學習西洋技術，運用中國的漢字，翻譯西方思想，創造了大量的新詞彙，不僅反向輸入中國，還流傳到了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這意味着日中的‘三方合作’從19世紀就已經開始了。”安倍所言確實是漢字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但在此期間，並非日本單方面向中國輸入新詞。當時中日為了發憤圖強，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思想，都各自翻譯和創造了大量的漢字新詞。這些漢字新詞在中日兩國語言中互相滲透，互相引申，對中日兩國的科技和文化發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邊批漢字，邊造新詞

中國明末和日本的江户幕府時期，西方傳教士為打破東亞地區對“西方蠻夷”的傳統歧視，努力向中日介紹西方的科技成果。他們試圖系統介紹西方文明所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漢字中根本沒有對應的詞彙。於是，以徐光啓為代表的中國士大夫和日本“蘭學者”(即向荷蘭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人士)，開始了早期的新詞翻譯運動。這一時期中國翻譯的“幾何”“三角形”“平行四邊形”等數學名詞以及日本翻譯的“重力”“引力”等物理名詞一直沿用至今。不過，隨着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和江户幕府對西學政策的收緊，早期的新詞翻譯運動被迫在18世紀末告一段落。直到19世紀中後期，隨着西方堅船利炮的到來，中日的新詞翻譯運動才迎來真正的高潮。

日本的新詞翻譯運動始於明治維新時期，以哲學家西周和思想家福澤諭吉等人為代表。頗有意思的是，西周最初是“漢字拉丁化”的倡導者，他主張廢除日文，改用拉丁化文字，後來卻成了漢字新造詞的主力之一。在當時日本全盤西化“脱亞入歐”背景下，福澤諭吉、中江兆民等人也同樣一邊批評漢字和儒學，一邊則不斷創造出被稱為“和制漢語”的漢字新詞，這也是當時日本翻譯運動中的有趣現象。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還是源於漢字的強大生命力。由於日本濃厚的漢學傳統，使這些受過良好傳統教育的日本學者自幼便浸淫在漢字氛圍中，他們雖然思想上不願接受漢字，但在翻譯時又找不到比漢字更趁手的工具。另一方面，漢字本身是具有音、形、義三要素的單音節文字，單字信息量大、造詞靈活性強，翻譯時表意能力遠超拉丁化文字，便於迅速理解。

當時日本發明的“和制漢語”主要分為兩種：一是從中國古典文獻中挑選舊詞，冠注新的詞義，如“文化”“法律”“革命”“自由”“權利”“階級”“共和”等。另一種則是利用漢字和漢字構詞法新創的詞彙，如“物質”“美學”“哲學”“抽象”“代表”等。此外，還有一部分無法採用造詞或藉詞法來翻譯的名詞，則採用了音譯法，如club被翻譯成“俱樂部”，gas被翻譯成“瓦斯”等。

中國：從發明、批判到大量接收

應該説，出現在中國的新詞翻譯運動甚至比日本更早一些，不過早期中國新詞翻譯的主力是外國傳教士，因此早先的新詞中，社會和宗教名詞較多，如“法律”“審判”“基督”“使徒”等名詞。另外一些傳教士還與中國知識分子合作，完成了徐光啓兩百多年前未能完成的事業，即將《幾何原本》全書翻譯完成，並介紹了西方最新的數學研究成果。其中“圓錐”“曲線”“微分”“積分”等新名詞都是這一時期誕生的。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學者才開始主動大規模進行科學名詞的翻譯活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學者徐壽對化學名詞、特別是元素名稱的翻譯。他在江南製造總局設立翻譯館，專門翻譯與化學有關的各類書籍。由於化學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外來詞，想要意譯各元素的話，難度極大，為此他採用音形兩譯法，把化學元素的英文讀音中的第一音節譯成漢字，作為該元素的漢字名稱。於是“鋅”“錳”“鎂”和“氫”“氦”“氧”等元素的漢字新名就此出現。

在洋務運動中，很多“和制漢語”隨着日本翻譯書刊傳入中國，張之洞、嚴復、林紓等人對“和制漢語”造成的文化衝擊曾大加批判。不過他們並非反對使用新詞，嚴復還努力地試圖創造新詞取代“和制漢語”，可惜成效寥寥。

19世紀末甲午戰爭失敗，中國人在震驚之餘，一批有志者決心借鑑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自1896年開始，大批中國學生赴日留學，日本人發明的“和制漢語”由此大量流入中國，這就是安倍所説的那段歷史。據中國學者統計，自1896年至1949年，約有1000多個“和制漢語”被借用到現代漢語中。這些“和制漢語”加上中國人自己翻譯創造的新詞，構成當今中國社會日常用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國漢語新詞輸入日本

雖然現代漢語中傳入了大量“和制漢語”，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學者只能被動接收日本學者的翻譯成果。比如“化學”就是由中國學者創造，然後東傳日本，取代了日本原有的譯名。

化學，荷蘭語為Chemie。早期日本學者將其譯為“舍密”，至於為何如此譯法已不可考。有種猜測認為，當時的日本人覺得化學家們成日在實驗室中進行奇妙的實驗，是在“屋舍中開展的神秘活動”。“舍密”這個名詞，在日本一直被用到19世紀60年代前後。

1855年，中國學者王韜在觀看化學實驗表演時，對西方學者戴德生在實驗中讓水的顏色千變萬化大為驚歎，便將這一手段命名為“化學”。巧合的是，王韜此時正是西方傳教士在上海開辦的出版機構“墨海書館”的工作人員。通過他的力薦，在該書館隨後出版的一本叫《六合叢談》的刊物中，首次使用“化學”這個譯名。1859年，日本出版《六合叢談》的合訂本，拿到此書的日本學者對“化學”一詞一見傾心，很快就刪掉了相關著作中所有的“舍密”，全部改為“化學”。此後，日本出版的書籍再也不使用“舍密”，而將“化學”沿用下來。

回顧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日名詞翻譯運動中的種種往事，中日兩國藉助漢字這一工具，不僅在科技、文化方面互相促進、互相啓發，還給漢字這一古老的語言本身也注入了大量的新鮮血液，帶來了全新的生機與活力，堪稱是中日乃至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