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仙逝，為什麼內地悲愴港人淡然？

30日晚八點的香港養和醫院正門，悄然聚集了一批扛着長槍短炮的媒體記者。養和醫院是香港最頂尖的私立醫院，很多名人如蔡元培、鍾榮光、林燕妮、梅豔芳都在這裏離開。這一次，記者們來這裏是為了武俠小説宗師金庸先生，當天下午，94歲的金庸在養和醫院病逝。

大俠逝去，兩地民間反響截然不同

晚上21點，內地自媒體們的第一批熱點文已經在網絡發酵了。雖然第一時間發佈消息的是香港媒體，但相比內地媒體，香港媒體報道的重點多是以回顧金庸先生的生平軼事為主。從消息得到確認的一刻起，內地輿論的丰度和烈度就遠遠超過香港：從金庸先生的名句到其豐富的人生，從小説裏的人物形象到對眾生的啓示。正如其作品產生了巨大的衍生價值，30日晚上的內地輿論，似乎每一個話題都已繞不開金庸。

線下的香港，這個金庸一生大部分時間所處的城市，在同一時間卻顯得有點格外平靜：旺角的街市上，記者身邊市民閒聊的隻言片語基本沒有“金庸”二字。記者所乘出租車的司機在聽説這個消息時，只是稍顯驚訝：“是嗎？我很喜歡看他小説拍的電影的。”然後就是一段時間的沉默。直到收音機裏廣播到這條新聞，他才又開口：“哦，(新聞)有了。”

《環球時報》記者剛趕到養和醫院時，看到的是一副略顯尷尬的景象：記者或在忙碌、或坐在椅子上發呆，院方已經明確表示當晚不會有任何消息發佈;醫院大廳的工作人員很警惕地盯着記者的一舉一動，他們似乎不太理解為什麼即使明知不會有消息，記者們還是不願離開;而門口進進出出的病人和家屬則不時回顧，一臉問號，他們大部分都還不知道金庸去世的消息。

30日晚上的養和醫院，記者並未發現金庸書迷，而絡繹不絕的粉絲前來悼念的畫面，正是記者們留在醫院的一大期待。“來都來了，活兒還得幹。”攝像大哥已經開始架設燈光、調試機器，年輕的出鏡記者在背串場詞，一位年長的記者在旁邊叮囑：“注意表情，不許帶笑!”

走訪“金庸館”：未見大批市民前來悼念

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於2016年開館，金庸先生為其撰寫的開館前言也被媒體稱為是“最後一次提筆”。31日上午，《環球時報》記者專程來到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追憶大師的武俠世界。

或許是工作日的原因，到這裏來紀念大師的人不多，只有一家幼兒園和一所小學來參觀，而據老師們講，這是事先安排好的參觀活動，小學的行程單裏，甚至都沒有參觀金庸館的安排。

博物館入口處牆面和柱子上滿是金庸武俠小説裏的人物形象，小朋友們看着這些“怪人”，懵懵懂懂。一位胖胖的小學生首先向記者發問：

“你們從哪裏來？”

“我們從北京來，北京你去過嗎？”

“當然去過啊!”小胖子顯得很得意：“我很喜歡。”

接下來，記者開始發起“進攻”：“你聽説過金庸先生嗎？”

“因為我去北京的時候還很小，所以我沒聽説過他。”

對於中學生來説，金庸的認知度明顯更高，來自陳震夏中學的建壹認為，金庸先生的作品是值得代代相傳的，今天來到“金庸館”悼念的人不多，可能是因為大家都要上班上學，自己也是很偶然的機會，才能來這裏紀念。在被問到他是否跟朋友聊過這個話題時，他説，自己的同學並沒有很關注。

博物館門口，馬太太正在跟朋友練“楊氏太極拳”，她告訴記者，自己每天早上都會來。談到金庸先生，她還是表現出了些許興趣：“他的書我都看過!”話音剛落，馬太太就又擺起了架勢，她似乎並不在意自己的招式是否比牆上的大俠們更美觀，她的注意力全在教拳的師父身上。

民眾很“淡定”，反而是一批媒體記者的出現，讓館方手忙腳亂了一陣，工作人員一會兒錄入名片信息、一會兒講解相關事項：“我們剛跟查太太溝通過，她現在需要平靜，過段時間，博物館可能會有紀念活動。”記者瞭解到，11月12日至30日，“金庸館”將設置弔唁冊，供公眾作最後致意。

金庸館並不大，主要陳列着先生修訂的手稿、一些個人用品以及影視作品的封面等，根據金庸先生小説改編的經典影視作品片段循環在館內播放，一些參觀民眾在屏幕前駐足的時間明顯更長，可見，電視還是金庸先生作品傳播的最有力渠道。根據31日晚的媒體消息，稍晚時候，一些民眾前來在牆上留下寫有悼詞的便籤，但據觀察，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簡體字寫就。

普通港人為何對金庸逝世“冷淡”？

“金庸先生的作品讓上初中的我真正認識到中華文化的精深。”正在紀念品商店購物的市民高家齊先生對《環球時報》記者説，他昨天聽到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難過了好一陣子。在被記者問到，是否感覺香港市民對金庸先生的認知度不夠時，高先生説，他並不這麼認為。“首先可能是工作日的原因，很多人在週末會來紀念先生。另外，你看，我買的這些書籤，就是我身邊的朋友讓我幫帶的。”

高先生的話是《環球時報》記者在採訪中常常聽到的，每個被採訪的香港市民都並不否認自己對金庸先生的緬懷，但在內地輿論中常出現的“情懷”、“青春”之類的流露，在香港卻並不多見。“我們香港人可能不太喜歡錶現出來。”在離開香港文化博物館的路上，出租車司機説。

對於香港人對金庸逝世表現“冷淡”的一個解釋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金庸的武俠小説剛剛進入內地時，這種天馬行空又不失傳統的作品對仍處於物資、精神食糧缺乏的內地人來説，絕對是一劑無可替代的良藥。這種説法在特地從深圳趕來“金庸館”紀念的朱先生口中得到了印證，他表示，自己從1980年代開始看第一本《書劍恩仇錄》，正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説陪伴他度過青春歲月。

“而那時候，香港人的選擇比內地人要多很多。”晚餐時，一位香港好友殷先生跟記者“交了底”。年過40的他有兩個小孩，在九龍開了兩家小賣店。“我的店鋪租金每月18000，房租10000，還不算日常花銷、小孩上學的費用，你覺得我會有時間來關心這些嗎？”為了證明自己的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殷先生帶着記者走了幾家街坊，得到的回答都很相似。

“我記得多年前張國榮離世，很多歌迷都聚集在醫院悼念，但現在還沒看到，可能過幾天會有，也可能不會。”殷先生説，很多香港人越來越少談“情懷”，讀一本書到很晚的情況，已不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