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的猶太人與匹茲堡槍聲：美國反猶主義的歷史、必然與弔詭

2018年10月27日，正在舉行安息日宗教儀式的匹茲堡市“生命之樹”猶太教堂突發槍擊案，致使11人喋血身亡，6人受傷。反誹謗聯盟首席執行官格林布拉特(Jonathan A. Greenblatt)稱之為“美國曆史上最致命的襲猶事件”。據悉，嫌犯鮑爾斯（Robert Bowers）是一名典型的新納粹分子，曾在社交網站上大肆發表極端排猶言論，堅信以“希伯來移民援助會(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 HIAS)”為代表的猶太人是把“侵略者”引入美國的元兇，而近期向美墨邊境進發的 “移民大篷車”及由此而生的仇恨情愫則成為他錨定猶太聚居重鎮——松鼠山（Squirrel Hill）社區並大開殺戒的“導火索”。

事實上，若放眼特朗普上台以來的美國，“匹茲堡槍聲”或許只是白人至上主義回潮與仇恨犯罪率激增的大環境下，反猶主義“借屍還魂”的縮影。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30日，美國馬薩諸塞州，當地舉行守夜活動，悼念猶太教堂槍擊案遇難者。視覺中國 圖*“美國精神”的寄生物*

早在2017年夏洛茨維爾騷亂之際，新納粹分子便頻頻當街高呼“猶太破壞美國血統”“猶太人休想取代白人”等口號，把在美國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生活水平偏上、政治根基和經濟背景相對穩固的猶太羣體作為他們散佈種族主義言論、鼓動仇外思想和催生兇殘行徑的理想“靶子”之一。

反誹謗聯盟調查結果顯示，2017年反猶事件爆發量比上年度高出60%，為該組織1970年開始追蹤此項數字以來增長率最快的一年，記錄在案的騷擾猶太人事件約1015起，包括163次炸彈襲擊，比2016年增加41%；952起破壞猶太社區財物案，比2016年上漲86%，另有19起人身攻擊。更糟糕的是，白人至上主義者把煽動目標鎖定於年輕一代，校園淪為排猶“重災區”，兩年間相關事件數量幾乎翻了一番。

促使當前反猶主義在美國各地甚囂塵上的原因頗多，簡單歸納起來無外乎四點：宗教矛盾蓄積、歷史慣性牽引、社交媒體温牀與政府輿論誘導。

眾所周知，同根同源卻又各成一脈的教義、神學觀念和傳統使基督教在歷史上批駁猶太教及其信徒的觀念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影響力，不僅為部分信奉基督教的極端分子仇視猶太人提供了註腳，更在世俗世界的族羣、社會矛盾輪番澆灌下，衍生為種族或政治意義上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作為西方傳統文化的糟粕而延綿至今。故而當歐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陸，嘗試在這裏開闢新家園時，也把有關猶太人“邪惡”、“狡猾”、“利慾薰心”、“叛徒”、“無根”等刻板印象和存在於兩派教徒之間的羣際焦慮夾帶進來。

雖然在美國曆史上的任何時刻，排猶都稱不上主流思潮，其體制化、政策化程度始終相對較低，從未上演如同歐洲歷史上那般血腥的屠猶慘劇，即便2017年的民調結果也表明絕大多數美國人尊重和歡迎其猶太鄰居，但該“仇恨因子”卻因基督-猶太二教的神學衝突狀態而長期寄生於“美國精神”的陰暗處，稍有風吹草動便會故態復萌。

歷史塑造的“條件反射”

從歷史演進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工業化浪潮裹挾着巨大的經濟利益、商業機遇和美好憧憬席捲美國時，也同該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潮形成了共振效應。一時間，猶太人口數量顯著上升，填補了先前因數量少而淡化的存在感，加之資本主義內在結構性矛盾逐漸外部化，政治腐敗、階級衝突、貧富分化、社會道德淪喪等問題多點併發，美國國內排猶勢頭猛烈，掃射猶太教堂、印刷反猶宣傳品、在猶太社區製造縱火爆炸案，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自大蕭條開始，經濟危機與二戰難民潮的雙重壓力使得猶太人再度淪為眾矢之的，全美反猶組織如病毒複製一般增生，甚至國會參眾兩院、政見不和的各派人士都紛紛從反猶主義中汲取能量。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在與世界範圍內持續抬頭的右翼浪潮相互裹挾下，內化於美國社會中的族羣矛盾、仇外心理、階層鴻溝等紛紛“現身”，使“撕裂”成為美國短期內難以走出的國家困境。結果不言而喻，猶太人再度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各類仇恨犯罪的攻擊焦點之一。

由此可知，此次猶太教堂槍擊案看似偶然，卻藴含着深刻的歷史諷刺與必然性。如果説宗教矛盾在美國移民眾多、人口成分複雜、文化信仰多元的土壤上播下了仇視猶太人的種子，那麼美國曆史上幾次大規模反猶主義高潮則塑造了這樣一種條件反射：一旦美國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矛盾趨於尖鋭，便會有人自然地拿猶太人當替罪羊、擋箭牌，從而轉嫁矛盾、凝聚共識。

網絡與總統推波助瀾

另外，隨着網絡虛擬空間聯動全球，web2.0社交媒體彰顯個人特質以及網絡亞文化羣體層出不窮等趨勢某種程度上為在美國具備一定“市場”的反猶主義組織或個人帶來了新的“增長點”。他們一方面嘗試開闢專屬反猶網站，或通過類似布賴特巴特新聞網、風暴前線（Stormfront）等右翼網站展開宣傳攻勢。另一方面還藉助諸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優圖（Youtube）等社交媒體散佈排猶思想、聚集信眾。為了躲避後台系統審查和刪除，他們採取“黑話”、“暗號”發佈信息。此次槍擊案嫌犯便一度在社交平台Gap上發佈反猶言論，雖然東窗事發後，Gap因疏於言論審查、縱容仇恨思想蔓延而被多方封殺，但全美類似平台不在少數，確乎為反猶勢力大行其道提供了“温牀”。

最後，政府的輿論導向在反猶主義悄然興起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特朗普上台後先是將多個鼓吹白人至上主義，反對平權法案，痛恨多元文化，強調捍衞“西方價值觀”的極端保守人士收入內閣，奠定了其團隊濃重的偏右、保守底色。與此同時出台一系列收縮移民政策、強化邊境執法的改革方案，讓美國本就極富張力的族羣關係劍拔弩張。另外，口無遮攔的特朗普一方面曾在公開場合對部分民眾高呼“把索羅斯抓起來”採取默許和縱容態度，無視索羅斯作為猶太公眾人物代表之一，具有較強的象徵意義；還多次公開宣揚所謂“民族主義”或直接宣稱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另一方面，自2016年3月起，特朗普至少75次轉發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推文並於2017年11月再度轉發極右翼組織“英國優先”的宣傳視頻。以上種種均有意無意地誘導、刺激了暫時壓抑或隱藏自身的反猶分子，使他們頻頻利用“仇恨”武器，嘗試在政治參與中形成規模效應。

與此同時，特朗普的親信中不乏主張親以色列的福音派教徒和正統猶太教徒，其女婿賈瑞德⋅庫什納和宣佈皈依猶太教的女兒伊萬卡便是典型代表。於是乎美國在全面偏袒以色列的道路上漸行漸遠，形成了政治上的親猶太主義與宗教上的反猶太主義雙軌並行的矛盾局面。

該情勢本質上不利於國內對反猶主義的警醒和抑制。原因有二：一則部分極端反猶分子看不慣美國總統被猶太勢力包圍，這可能成為他們突破底線的誘因；二則與以色列的親密盟友關係往往掩蓋了美國社會內悄然壯大的反猶萌芽，錯過加以遏制的最佳時機，極易釀成災禍。

總而言之，在以上四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來一段時間，類似“匹茲堡槍聲”的惡性事件很難禁絕，美國必須要重新審視和反思反猶主義這一“古老”的新問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