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反思“一戰”須跳出西方邏輯陷阱

“今天中國就是當年德國”的説法，這些年來常見於西方輿論場，特別是在今年恰逢“一戰”結束一百週年之際，中美貿易摩擦的激烈場景，使得以“修昔底德陷阱論”為代表的指責中國這也不好、那也不是的各種説法紛紛登場。

被混淆的因果關係

不得不承認，在當今的國際輿論場中，西方話語邏輯和話語方式佔據着相當大的傳播優勢。中國註定會在“罵聲”中成長。對這些言論，中國當然有必要適當作出回應，儘量還原事情的本來面貌。實際上，從“今天的中國是‘一戰’時的德國”，到這個“陷阱”那個“威脅”的論調，其邏輯起點就是成問題的。

以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來論，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原本看法是，“當一個既存大國刻意與新興大國為敵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對照一下今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的過程，挑起事端的到底是中國還是美國呢？不是一目瞭然嗎？

那些把“新興者挑戰守成者造成了衝突與戰爭”當成信條的人，也許還會固執己見。然而，一百年前曾參加過巴黎和會的英國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卻會對此高舉雙手：是的，這才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位英國人曾在1919年滿懷對巴黎和會的失望，憤而著述了一本書《和約的經濟後果》，對當時的守成大國英國、法國的自私自利和短視行為大加鞭撻，他認為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當一種新的歐洲場景呈現在世人面前時，歐洲的守成國家未能放下成見，尊重新興國家的利益需求，吸納新興國家共同對歐洲的國際體系進行改造，使新興國家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能與國際性問題在彼此支援中實現互解。在他眼中，今天一些人的“新興者挑戰守成者造成國際秩序崩潰”的話語邏輯，可能根本是棒打一頭、混淆了因果。

“修昔底德陷阱論”在當下的流行，所隱含的邏輯，是一種國際秩序一旦形成，就不應該去改變;而既存國際秩序的崩潰，則是來自於新興國家的挑戰，守成國家對此是無責的;還有，造成既存國際秩序瓦解的新興國家，其行為是不正義的。但這些認知所有意無意忽略的是，當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新的區域或世界場景出現時，一味固守陳規舊序，那些新出現的國際問題和挑戰，如果難以在現存機制下化解，又將如何？

同時，從政治是一種契約關係的西方觀念來看，任何國際秩序的生成，都是一種國際契約的結果，這種契約又以一定的權利和義務關係的平衡為內涵，即守成者通過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而贏得更多的國際威望和實際權勢。問題是，當守成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不能再如以往那樣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時，它還想維護既往權勢，其合法性又在哪裏？如果一味捍衞，那是不是在破壞既往的國際契約關係？美國政府近一年來的頻繁“退羣”行為，不就是在譭棄“二戰”後所形成的國際契約？

關鍵是放下歷史成見

在反思“一戰”的教訓時，個別國家和一些政治家在特定時空中的選擇當然需要質疑，但把板子一味打在他們身上，恐怕又是以損害歷史的全面性和真實性為代價，這才是今天所流行的包括“修昔底德陷阱論”在內的各種“陷阱論”的西方話語陷阱。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很難是不帶成見的，國際關係理論尤其如此。首先，它只是對有限區域的歷史過程的總結;其次，它對複雜歷史進程的總結又是有選擇的，是對極為豐富的歷史構成的簡化，沒有被納入關注視域的，也許恰恰是更重要的;再次，還會發現，這些“陷阱論”大多還是戰爭勝利者對歷史的總結。

這些年來，中國一再表明不以霸權為追求，在國際上所承擔的日益增多的責任，也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認同。今天的問題更大程度在於：“二戰”結束後形成的那些“守成國家”，時至今日在面對中國復興時，是否正在做出如當年英法那樣的不明智選擇？

回顧“一戰”的悲劇，其經驗和教訓在於：一是人類政治進程跟不上經濟進程，進而導致災難性後果，這是經常性現象;二是國際權勢在時空中是會不斷流變的，這同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如果試圖強行阻止這一進程，必然釀成大禍;三是當新的歷史轉變發生時，所有參與者都應審慎辨析自身行為的限度，要在相互理解承讓中形成新的合作關係，共同化解挑戰。

共同找尋解決方案

歷史有時會給人類生活出些大難題，但中國人喜歡説的一句話是：辦法總比困難多。在“二戰”結束以後，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性機構和制度的建立，在相當長時間內曾化解了19世紀下半葉以來長期困擾工業化國家的那些難題，從中也可以感受到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因，乃是在一個全球性的經濟體系逐漸形成時，適應這個不斷擴展的體系的全球治理機制是欠缺的。

也就是説，當年英國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急速擴張，及至後來超過了既有國際政治體系的承載能力。回到當時場景，對此有兩種解決方案：一是適應經濟全球化需求，更新全球治理體系;二是抑制全球化的擴張，使之適應既存國際體系。顯然，後者是難以實現的，原因是經濟全球化難以阻止，如果用蠻力往回拉，後果會更嚴重。

與之類似，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在其發展至深時，如今也正超過“二戰”結束後所形成的國際機制的承載能力。不是説這些機制無用，而是它們已不夠了，需要增添新的國際安排。這樣的安排應是什麼？它需要包括“守成國家”“新興國家”在內的有較強行動能力的政治主體坐在一起，放下對以往榮耀的過度痴迷，也超越對一國利益的過於執着，共同商定新的解決方案。談判再談判總比打仗再打仗好，這是“一戰”給當今世界的最大警示。(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