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西方真的關心“債務陷阱”嗎

在剛剛結束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峯會上，美國副總統彭斯再次指責中國對太平洋島國的援助造成受援國債務負擔。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上提出要求APEC域內接受基礎設施投資的國家應確保透明度和財務健全性的指針，以呼應美國。

但問題是，他們真的關心這些國家的債務問題嗎？美日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炒作所謂“債務陷阱”，不外乎是着眼於利益之爭、影響力之爭和體系之爭。

一是利益受損，生怕這些國家跟着中國走。目前中國在外參與的大型基建項目多是由國企承攬，西方企業競爭不過、分不到羹，於是推動政府指責中國國企不公平競爭，認定中國國企不計代價投入、製造“債務危機”，基建項目所在國只好把土地經營權交給中國，它們的命運也受到中國控制。這種自以為是的思維方式，有意無意忽略了中國不光是搞基礎設施建設，還在沿着基礎設施搞產業鏈佈局，整體和長遠地看無疑會給當地發展帶來巨大好處。通俗地説，中國是養雞生蛋，而非殺雞取卵。比如蒙內鐵路通車一年，已為肯尼亞經濟增長貢獻超過1.5%，何來“債務危機”？

二是影響力受挫，心理上見不得別人好。“一帶一路”正從大寫意落實到工筆畫，標誌性項目紛紛落地，相關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隨之迅速升温。於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忙不迭地指責中國“輸出發展模式”。“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響的會議成功舉辦，讓美西方坐立不安，於是它們混淆概念，把投資、貸款和援助都叫做債務，誤導輿論。

三是西方主導的政治治理結構遭挑戰。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搞基建，只能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發達國家控制的金融機構借貸，欠下債務則由巴黎俱樂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處理。亞開行是日本人做行長，世行是美國人做行長，在IMF中美國擁有否決權，巴黎俱樂部是一個成立於1956年的國際性非正式組織，現由全球最富裕的22個國家組成，專門為負債國和債權國提供債務安排，例如債務重組、債務寬免甚至債務撤銷等等。如果經過多番努力仍未能夠改善債務問題，負債國通常是由IMF轉借或巴黎俱樂部出資協助。現在，發展中國家有了更多選擇，它們可以從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投行以及中國進出口銀行、國開行等貸款，這就部分消解了西方的治理權力，改變了西方絕對主導的治理架構，減少了它們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的可能。

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以“里根—撒切爾主義”為標誌、以“華盛頓共識”為旗幟，美英發起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鼓吹金融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導致世界範圍內熱錢氾濫成災，流到哪兒哪兒的經濟就呈現一片泡沫化繁榮，但一撤走當地經濟就一片蕭條，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利用這種手段干涉別國內政，甚至顛覆一些國家政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它們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對其他國家也不能再為所欲為了。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精英們顯然是急了。但“一帶一路”幹得怎麼樣，當地人民最有發言權。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是因為與中國合作而陷入債務困難的。相反，與中國合作幫助相關國家提高了自主發展能力和水平，改善了當地民眾的生活。美國如果真的關心這些國家的國計民生，就應多幹點正事兒，真正聚焦相關國家的經濟和民生工程，加入到中國的努力中來。(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