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者陳德安與遺址打交道36年 深究三星堆未解之謎
發掘者陳德安：
一生深究三星堆未解之謎
他與遺址打交道36年 稱不怕與“假古董”較勁到底
65歲的陳德安，是三星堆遺址“兩坑”的主要發掘者，從1984年到2005年二十年間，在三星堆考古工作站任站長。
“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之前，四川考古的重點是晚期巴蜀文化，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而三星堆祭祀坑的發現，則將四川的歷史推到了5000年前。”陳德安説，儘管自己已經退休，但他依然繼續對三星堆作研究，“人不能停下來，要始終乾點事情。”
他期望，自己能和如今90歲高齡的考古前輩一樣，用一生去進行考古研究。
今年9月，在德國探望兒子的陳德安，一邊和兒子旅行，一邊為國家博物館撰文，從學者的角度解釋“三星堆文明”——“縱目青銅面像”並非外星人，而是蜀人祖神。
事情的起因，是當時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古蜀華章——四川古代文物菁華”引起了極大關注，“縱目青銅面像”由於其突出的瞳孔、寬大的嘴巴、巨大的雙耳，被網友們調侃為“外星人”“域外人”。
“考古是什麼東西”
在成都的一個小茶館裏，露天的茶桌架在小公園的走道上，65歲的陳德安往往能端着十多元一大杯的茶，在那兒一坐就是半天。
“今天天氣不行。”陳德安拉了拉衣服説。當天成都的氣温只有十多攝氏度，天陰沉着，又不下雨，只有冷風嗖嗖地吹着。
由於茶桌就架在走道上，路過的行人時常會聽到陳德安口中提到的“三星堆”，駐足了一會兒之後，就會默默地走開。沒有人想到他就是1986年三星堆一號祭祀坑、二號祭祀坑的發掘者。
青年時的陳德安，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能夠跟考古掛上任何關係。他上大學時已經23歲了。當時是1976年，陳德安趕上了當年最後一屆“大學普通班”，最終考上了四川大學考古專業。
“後來我才知道，我是被調到考古專業的。”陳德安回憶起當年的時光，仍然覺得非常好笑，因為當時他本來分配到的是漢語言文學，結果有個考古學專業的新生身體不好，就換了他。於是，他就跑到了自己教書的表哥那裏詢問“考古是什麼東西”，得到的答案也是懵懵懂懂，“你學了，應該是去博物館，看些稀奇古怪的東西。”
“這和我的預期不一樣，我當時報考的是瀘州醫學院和南充師範學院。”陳德安説，他心裏覺得還是要回到縣裏的，要求並不高，只想回來當醫生或者當老師。
上大學之前，陳德安已經是老家綿陽三台縣農科站的站長，還代管了幾千畝林地，“良種培育、植樹造林”這些才是他擅長的。“當年種下的桑樹現在已經有腰那麼粗了。”
想着桑樹的考古生
陳德安帶着高中物理課本，以及高等數學的解析幾何，來到了成都上大學。前來迎接新生的學長看到陳德安帶的書，對他笑了笑説，“這些書沒用，你學考古用不着這些”。
“後來一學才知道真沒用上。”陳德安説，當時植樹造林、修建水渠都是運用到這些課本上的知識，儘管用不上，但捨不得扔。“最後，到了畢業後工作，已經結婚了才丟掉。”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陳德安對書都非常珍惜，有些資料沒有看完他都捨不得丟掉，所以從家裏、考古站，再到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裏裏外外都堆滿了他的書。
由於是“大學普通班”，當時大學的學制只有三年，1979年畢業後，陳德安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博物館考古隊工作。直到那時，他才終於感覺到自己要幹“考古”這一行了。
“上大學時腦子裏想的還是林地的桑樹長得怎麼樣了。”陳德安説，“但是等分到考古隊之後，已經過了元旦，距離春節不遠了，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資料室借書看，心裏很慌。”在經歷過幾次大實習後，陳德安終於找到了田野考古發掘的趣味，一門心思開始“惡補”知識。
那年春節後，陳德安終於等到了他夢寐以求的“考古”。1980年3月，新都縣馬家公社二大隊第三生產隊曬壩東北發現了一座木槨墓的北壁槨枋，隨即由省博物館和縣文物管理所進行清理工作。
“當時是派一個老先生下去發掘的，他回來的時候反映稱考古時與當地的農民有磕碰，考古發掘並不順利。”由於上大學前在農村的公社工作過，陳德安便前去協助。
直升機航拍三星堆遺址
此前經常做羣眾工作的陳德安，在協助工作中游刃有餘，新都馬家公社木槨墓的考古也順利進行。那年6月，陳德安在準備新都馬家公社木槨墓的發掘簡報時，又迎來了新任務——三星堆遺址。
早在1929年春天，四川一位農民挖水溝時，發現了一堆精美的玉器和青銅器。從此，三星堆遺址公之於世。直到1963年，四川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和省博物館的考古隊員再次發掘，認為三星堆一代是古代蜀國的一箇中心城池。
廣漢三星堆遺址一直是四川非常重要的考古遺址。“當時考古的條件非常差，住的是磚瓦廠的房子，吃的是泡蘿蔔、酸菜乾。”陳德安説，由於長期缺乏維生素，當時在三星堆的考古隊員得了痔瘡，不得不回到成都治療。年輕力壯的陳德安，則頂替了上去，前往三星堆遺址協助進行考古發掘。
陳德安回憶説，在1980年秋天，三星堆遺址又開始了一次正式大規模的發掘，發掘持續到了10月下旬。此後三年間，又進行多次發掘清理工作。但由於當時三星堆遺址已經發掘了1000多平方米，需要拍攝整個遺址全貌時就成了問題。“用多高的梯子都拍不下來。”他笑着説，於是，他們就找到了當時的空軍部隊，通過層層審批，最終用直升機在空中航拍了一個小時。
但是，當直升機在空中時，很難分辨出哪些地區是三星堆遺址，“我們就在飛機飛過來的時候，在遺址的四周揮舞着紅旗給攝影定位”，最終，才留下了當年三星堆遺址發掘的全貌照片。
震驚世界的發掘
從1984年開始，一直到2005年，陳德安一直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站任站長，經歷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考古發掘。
他告訴記者，1986年7月18日，磚廠工人騎着自行車闖進工作站，告訴他，“挖磚挖出玉刀來了”。
之後經過拼接，陳德安等人才發現，被磚廠工人稱作“刀”的東西原來是玉戈、玉璋等物。陳德安意識到這非常重要，當天上午就打電話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趙殿增彙報這一發現。經上報，國家文物局同意發掘。
接下來的兩個月裏，一號、二號祭祀坑內，相繼出土了金器、玉石、青銅器、象牙等近7000件各類遺物。“那幾天完全是懵的，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青銅人頭像，只知道這遺址價值是非常大的，接下來會發現什麼誰都不可預知。”陳德安回憶説，至今，他仍然記得當時發現“縱目青銅面像”時自己的那種震驚，而且震驚不是一兩次，是不斷地帶來未知的震驚。
他在《三星堆大事記》中寫道：“8月14日，距一號祭祀坑東南約30米處發現二號祭祀坑。8月20日至9月17日，發掘清理二號祭祀坑，出土銅、金、玉、石等珍貴文物1302件(包括殘件和殘片中可識別出的個體)，象牙67根，海貝約4600枚。”
如今三星堆博物館內陳列的大多數重要文物，如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黃金面罩、金杖等國寶級文物都出自這“兩坑”。
“兩坑”確立了三星堆遺址在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文物反映“樸素的預警機制”
如今，已經退休的陳德安，將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三星堆遺址考古資料的整理上，並先後發表了《三星堆遺址商代城址的調查與認識》《三星堆古城再認識》等文章，提出了新的觀點與探討。
在三星堆博物館中，講解員在講述時也會帶上“未解之謎”的意味，給前來觀看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的遊客們，留下無限想象的空間。
“這只是目前學術界的一種説法，當然還有其他的猜測。”講解員説，很多未解之謎還需要等待學者專家們去進一步發現。
陳德安則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三星堆文明與金沙文明休慼相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則是對太陽神的崇拜。他繼續説，無論是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神樹，還是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都是對當時天文現象的一種真實記錄，也是古人對天文現象最樸素的“預警機制”，也更利於民族和國家的團結。
他解釋説，金沙的太陽神鳥反映的就是日食情況下的情景。他專門找到了日食情況下的圖片進行對比，發現其照片與金沙青銅立人像高冠的形狀非常類似。而且，可以看出太陽神鳥中的神鳥是處於一種“振翅”疾飛時的情景，顯得非常驚恐。
説着，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走道上，彎着胳膊揮舞了起來，一邊揮舞一邊解釋，“你看，如果是安詳的時候鳥的翅膀不會打得那麼開”。
當提到自己20年堅守三星堆遺址時，他則是毫不在意：“其實也説不上是堅守，因為在考古時感到非常開心。”而且與當地的村民相處也非常融洽，“有時候吃個滷菜夾鍋盔，再喝點燒酒，日子也過得挺自在的。”
真假“三星堆文物”
儘管已經65歲，但陳德安依然保持着之前的工作狀態——每天早上起來洗漱之後，就開始打開電腦寫一些文章，每當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就會停筆去做一些家務。“做家務的時候腦袋也都會在想東西。”
在朋友來的時候，他會騎着自己已經有些破舊的小自行車，到一兩公里外的小茶館喝茶。“對神樹、面具、古城的認識，現在還有很多問題困擾。”陳德安説，三星堆文化與寶墩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橋文化的關係，商文化怎麼入川，祭祀坑埋葬的性質等這些都需要去解決。“我現在專注研究方面，希望能夠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些突破。”
由於三星堆的名氣太大，許多展覽都會搭上“三星堆文物”的“快車”。陳德安告訴記者，近年來，還是有不少的“專家”將三星堆文明解釋為與西方文明甚至與地外文明相關，由此也出現了一些各種文明“嫁接”而出的“三星堆文物”。
“那些可以説是‘假三星堆文物’。”他説，這些製作“假古董”的人不但振振有詞地説那是“三星堆文明”的產物，而且有時還會在展館向世人展出。
“文物不但有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其歷史價值。”陳德安説，如果仿製、複製的“假古董”充斥在人們的視野，就會讓歷史“説不清楚”了。他繼續説，有些“假古董”就夾雜在“真古董”中，“人們也會對真假分不清楚了。”
他建議説，如果能夠進行全國範圍內的文物登記，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國家的，展出時都需要進行報備審批，才能進行展出，這樣才能遏制這種“假古董”展出的情況發生。
“我不怕和他們較勁，但現在還沒有一個解決的辦法。”陳德安説完，便搬着自己的小自行車上到了二樓家中。（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