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從CIA誤判看可怕的鏡像思維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是迄今世界上最強大的情報機構。與任何一個事業相同，CIA的成長和進步是在實踐中，特別是通過吸取大量錯誤與失敗的經驗教訓而逐步獲得的。1950年CIA對朝鮮戰爭中中國是否出兵參戰做出錯誤判斷，導致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遭受巨大損失。這是CIA歷史上最重大失誤之一。

當年朝鮮半島戰爭爆發後，CIA對蘇聯和中國的動向十分關注，廣泛蒐集了大量情報。從解密檔案看，CIA對中國的軍事動向有着比較準確的瞭解，相關情報確認中國軍隊確有出兵朝鮮的跡象。不過，1950年9月30日，CIA提出兩份有關中共高層決策的自相矛盾的報告，一份確認中共高層已做出出兵朝鮮的決策，一份認為中共高層放棄了支援朝鮮。

1950年10月18日，即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正式赴朝參戰前一天，CIA又提出一份題為《CIA對涉及美國安全的世界局勢的評論》報告。這是朝鮮戰爭爆發以來，CIA對蘇聯和中國是否會進行軍事幹涉的最正式也最重要的研究報告。在報告中，CIA對“中共干涉的可能性”做出系統性否定。但也就在這一天，CIA還接到美國駐香港軍事聯絡官的準確軍事情報，該情報明確告知18日夜或此後兩天內約40萬中國軍隊將入朝參戰。

CIA在掌握大量中國軍隊調動集結準備入朝參戰，甚至準確獲知中國軍隊入朝參戰具體時間的情況下，卻做出完全錯誤的判斷和結論。究其原因，主要是CIA後來所總結的情報分析錯誤所致，即對所掌握信息的意義做出了錯誤解讀。

是什麼原因使世界最強大的情報機構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對此CIA情報學家揭示的最清楚，即在這個問題上落入了“鏡像思維”的認知陷阱。重新研讀1950年10月18日CIA的那份報告，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其中主要是三大“鏡像思維”。

第一，時機。當年美國在朝鮮半島的最高軍事指揮官是在“二戰”中赫赫有名的麥克阿瑟將軍。麥克阿瑟及美軍司令部認為，在北朝鮮軍隊將南朝鮮軍和聯合國軍壓縮在半島南端釜山一帶時，以及美軍在仁川登陸時，是中國進行軍事幹預的最佳時機。仁川登陸後，美軍一舉擊潰北朝鮮軍隊。這時，“中國人的干涉原本可以扭轉軍事形勢進而使共產黨在朝鮮徹底獲勝的機會不復存在。”在多份報告中，美方甚至聲稱，朝鮮半島的戰爭已經結束了。這個觀念從始至終頑固地影響着CIA的分析判斷。

第二，優勢。當年美軍及聯合國軍具有對中國軍隊的巨大戰場優勢，特別是在美軍仁川登陸橫掃北朝鮮，完全佔有了戰略主動的情況下，沒有空軍的中國軍隊在理論上完全不是美軍的對手。麥克阿瑟對杜魯門總統説：“中國在滿洲的兵力有30萬人。其中部署在鴨綠江邊的可能不到10至12.5萬人，跨過鴨綠江的可能只有5至6萬人。他們沒有空軍。由於我們在朝鮮擁有空軍基地，如果中國人試圖南下到平壤，那對他們來説將是一場大規模屠殺。”CIA堅信，沒有空軍的中國軍隊面對立足已穩的美軍完全沒有取勝可能，所以一直不相信中國軍隊會冒險參戰。

第三，“損害中國的總體利益”。CIA全面系統地分析評估了年輕的新中國，認為中共的主要任務是鞏固政權、恢復經濟、解放台灣等，出兵朝鮮與中國的總體利益不符。在10月18日報告中，CIA分析：“中共十分清楚，至少在東西方之間沒有爆發全面戰爭的情況下，和美國的戰爭將是災難性的，不僅損害中國的總體利益，而且破壞其國內計劃和北平政權的穩定。”

上述三條認知是CIA研判情報以及中國動向的前提性、基礎性觀念，這些預設的觀念最終演化成了分析判斷的“認知偏見”(cognitive bias)，“筒視”了CIA的思維，CIA的分析師們眼睛裏看到沒能超出基於上述判斷的認知範圍，他們是在看一面遮蔽了他們視線的鏡子，看到的一切都是他們預先提供的。

鏡像思維設定的認知偏見是十分頑固和可怕的，即使是最智慧的人也會被廢掉。具有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中國大規模出兵朝鮮參戰之初，美軍不斷俘虜到中國軍人，搞清了中國入朝軍隊的番號。但在中國軍隊進入朝鮮並被美軍俘獲的事實面前，CIA居然仍不相信中國已經出兵，竟然懷疑被俘軍人的口供，並對此做出符合自己“鏡像思維”邏輯的解釋。1950年11月3日，CIA在評估報告中説：“這些跡象表明，他們決定在鴨綠江南岸建立一條‘警戒線’。儘管我們尚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共在蘇聯的指示下不顧一切地干涉朝鮮，但是，他們的主要目標似乎就是確保滿洲邊境地區的安全，同時確保電力由至關重要的水豐發電廠繼續輸送至滿洲的工業部門。”

見識了鏡像思維的固執和可怕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鏡像思維的一個特質，正如大衞·傑裏邁亞所説：鏡像思維是一種“所有人都像我們這麼想”的思維模式。1950年被鏡像思維誤導的CIA，一直在用以往的、通行的、一般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比如以往的軍事經驗、軍事理論。

鏡像思維是社會科學研究、政治科學研究工作中首先要警惕，首先要排除的認知陷阱。克服鏡像思維的根本方法是要排除自己的主觀意志，儘可能理解對方的思維方式和觀念。尤其是在研究國外政策、國際關係中，應該像霍耶爾説的：“要從外國領導人的角度出發去審視其面對的各種選擇，分析人員必須準確理解其價值觀、設想，甚至他們的認知錯誤和理解錯誤。沒有如此深刻的認識，有關外國領導人當前及未來決策的解釋和預測可能就是基於不充分證據之上的臆測。”(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