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崢嶸：G20要在爭吵的世界推動新共識

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峯會本週末將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這個由七國集團(G7)財長1999年倡議成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2008年金融危機後升格為領導人峯會，現在更是取代傳統的G7，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領導人定期商討世界經濟大勢、尋求應對之道的首選平台。

如今的G20之所以能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重要引領，首先是因為它反映了冷戰後世界格局變化大趨勢，比G7有更廣泛的代表性。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約為1/4。21世紀頭7年裏，它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已上升到一半左右。而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增長的3/4都得益於新興市場。現在G20固定成員既有G7等原來的傳統工業強國，也包括金磚國家和“新鑽國家”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更能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各種急迫和長期挑戰。

另外G20機制上較靈活，便於凝聚共識。G20一開始定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框架下的非正式論壇，無常設秘書處，這固然帶來執行力與效率方面的一些損失，但正因是非正式磋商，也更有利於領導人們討論和處理更宏大、更具普遍性的全球經濟重大議題。自其成立以來，G20不但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充當了應急指揮員，在危機轉向復甦、復甦轉向可持續發展的各個重大節點也都發揮了引領和推動作用，日益成為主要經濟體日益依賴的協調聯繫機制。面對層出不窮的新挑戰，G20的關注點不斷延伸到增長動能轉換、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國際税收合作等更為宏大和長遠的全球議題上，在凝聚全球共識方面取得了紮實進展。

回頭來看，2008年起G20升格為領導人峯會的初心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那場危機原爆於美國，迅速波及全球，不但導致美歐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發生重大分歧，也暴露了美歐治理模式的重大缺陷。在美歐都感到應對乏力的情況下，引入新興市場力量加入全球治理領導集團成為必然選擇。這開創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渡難關、協作共治的先例。正因如此，這場危機才未釀成“大蕭條”，未將世界引向以鄰為壑、兵戈相向的災難。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G20峯會“橫空出世”，全球經濟治理的面貌煥然一新。即便在後危機時代全球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經濟全球化仍能在曲折中向前發展。

已經走過一段不同尋常歲月的G20，現在又面臨着新的考驗。世界經濟剛從10年前爆發的那場危機中緩慢復甦過來，進入穩定擴張期，許多經濟體的失業率處於歷史低位，這原本正是推進結構改革的良機，但主要大國的經濟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卻掀起一波新高潮，將本國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引向外部，故意無視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經合組織近日發佈的經濟展望報告稱，影響世界經濟軟着陸的兩大風險正在升高，一是關税戰造成貿易和投資下滑，二是美國加息和美元走強導致新興市場面臨更大資金流出壓力。

兩大風險均來自主要大國的政策調整。更令人擔憂的是，沒有國際金融危機這樣迫在眉睫的威脅，主要大國似乎有暇質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主題，甚至做出世界重又進入大國競爭時代的判斷，以競爭對手對其實行“經濟侵略”、威脅其“國家安全”為名，將經濟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上升為國家戰略，無視多邊協定約束，挑起全球性貿易摩擦。最近一兩年來的不少多邊國際會議上，尤其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的情況下，相關各方明顯共識減少、分歧加深，有時甚至伴隨激烈的辯論和爭執。一些會議打破成立以來的慣例，在未達成聯合公報文件的情況下就不歡而散。

一個國際社會不能不直面的現實是，2008年以來因應對全球性急迫挑戰而形成的團結協作、和衷共濟精神，正在面臨流失的危險。如果以競爭性壓倒合作性來定義當今世界發展的性質，那就必然導致政策理念退回到各自為戰、強者通吃的邏輯。但在全球化已發展到如此程度的今天，這顯然不是現實，也是世界各國都無法承受的倒退。

一直以來，G20會議都是展示國際社會多變協作共治的窗口，現在這個時候，它變得愈發重要了。阿根廷G20峯會舉行的當下，適逢全球性貿易摩擦升級、WTO改革爭議激化、局部地緣矛盾橫生枝節。如果各方不能秉持開放合作精神，不能堅決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體系，而是任由少數派爭議壓倒多數派共識，將單邊挑起的矛盾從一個國際場合帶到另一個國際場合，那麼本次會議很可能會令世人失望。

相反，如果有關各方能夠拿出勇氣和擔當，着眼於全球而非固守個體利益，抑制保護主義衝動，在緩解貿易關係緊張、推動WTO改革、促進包容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形成新共識，則世人甚幸。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各方特別是主要經濟體重拾協調共治的G20精神。世界經濟總體向好，但不均衡性在增長、下行風險在上升，前路仍然灘多浪急，各國唯有同舟共濟、未雨綢繆，方可共同安抵彼岸。(作者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