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注水”專業憑什麼還不退出？為何這麼難？
編者按
“專業是人才培養的基本單元，有人説專業是人才培養的腰，腰要是不好的話，這個人站不直，挺不起胸、抬不起頭。因此，對不起良心的專業應該停辦了。”
日前，在2018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年會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的一番話振聾發聵，引起了眾多專家學者的共鳴和贊同。
巧合的是，記者日前收到一位大學教授寫來的信，同樣聚焦大學專業停辦以及退出問題。他從親身經歷出發，分析、探討高校專業現狀及停辦對不起良心專業之難與困。
一段發言、一封來信，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本該本着培養人才而設置的大學專業，為何還會對不起良心？當下，我們又該如何讓專業對得起良心？
即便畢業了很多年，但王曼依然對自己的專業喜歡不起來。
“説實話，我們都明白，大學學的專業太水了，學院不重視，使得專業課程落後、老師業餘、就業質量也很一般……而且，我們這個專業，在大多數高校都是學院了，而我們依然是系。”吐槽起自己的專業，她有一肚子的話説，“培養質量跟不上，對學生影響還是挺大的。”
工作以後，王曼還在想，這樣的專業憑什麼還在辦？如果要辦下去，為什麼連提高教師水平和課程質量這樣簡單的事都做不到？
高等教育外延式擴張的“後遺症”
王曼所説，並非孤例。
“這樣的專業不少，尤其在某些時髦學科、熱門學科。有的專業確實既無知識性和教育性，又無技術性和實用性，更無人性關懷和人文情懷。有的專業幾十年無更新、無發展、無突破，嚴重與社會需要脱節。”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陳超説。
“從大背景講，這個問題的出現，是我國高等教育多年來外延式擴張而帶來的一個‘後遺症’。”鄭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羅志敏分析説，“首先，由於受條件限制，上級行政主管機構在進行專業審批時，往往只能看到經過層層‘美化’和‘包裝’的專業申報書，而缺乏對該專業辦學條件和資質的實地考察和驗證環節。同時，高校或所在院系存在作偽作假、‘借船出海’的問題。比如，一些辦學單位為了其申報的專業能夠獲批，往往集幾個院系甚至全校之力，將其他相近專業的力量累積在申報專業上，而一旦專業獲批，實際可供該專業利用的師資等辦學資源根本就不夠。”
“更重要的是，不達標的專業未能及時退出。一些專業雖然當初在開辦時符合辦學資質，但後來由於管理不善、教師不安心教學等原因，致使專業辦學水平持續低下，但這種專業卻又長期存在。”羅志敏説。
大學專業要根據社會發展做調整
目前，我國大學專業有退出機制嗎？
“在專業建設方面，高校是有退出機制的。不僅教育主管部門會定期組織學科專業評估，而且高校也會因資源約束而主動進行專業調整，同時一些社會評價機構和媒體也會對一些招生就業不理想的專業進行披露和報道，倒逼高校進行學科調整。近年來，一些招生就業不理想、學生轉出率高、社會評價低、知識陳舊的本科專業和學位點被學校撤銷，有的甚至是成建制取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陳超介紹。
這樣的改革，國家、地方、高校等多方都在持續進行中。
今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公佈了《下達2017年動態調整撤銷和增列的學位授權點名單的通知》，共有25個省（區、市）的129所高校撤銷340個學位點。
一個月後，教育部發布了《2017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撤銷了135所高校的241個專業。
去年年底，山西省發佈《關於高等教育本科專業優化調整的指導意見》，主要任務是限制淘汰過剩低質錯位專業，增設佈局急需新興專業，提出力爭到“十三五”末，山西省高校現有本科專業數量削減15%~20%，總數削減200個以上。
中山大學在實施本科專業動態調整之前，有126個本科專業辦學權，經過多年調整，去年，中山大學本科招生的專業數量已調整為77個。校長羅俊強調，這樣的改革是圍繞大學的根本目標人才培養進行的。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杜瑞軍表示，以前社會分工比較明確，因此大學專業較窄，而隨着社會經濟與技術的飛速發展，職業的變化、更替隨之加快，各行業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及能力要求逐漸提升。“面對這種情況，大學專業也要相應作出調整，寬口徑人才培養、大專業、跨專業、協議專業等模式便是順應這種趨勢和要求而不斷出現的。”
主觀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較大
在專業退出與停辦過程中，還存在哪些問題？
“從整體上來看，已有的專業退出機制並不完善。”羅志敏坦陳，高校及所在院系，在專業退出上缺乏主動出擊的意識和作為。同時，僅憑就業率的高低判斷專業是否退出的機制，很難説得上全面和客觀。“即便是就業率，一些專業也存在真假難辨的現象。”
杜瑞軍指出，隨着專業設置的“客户導向”，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評價模式，導致部分不能通過就業率體現價值的所謂“冷門專業”無法存活。
陳超強調，目前的專業退出機制既有市場方面的誘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高校內部的行政主導。“如果一所高校的某些專業在招生就業、培養質量、社會需要等方面並不差，有的甚至還是具有豐厚歷史積澱和文化底藴的專業，卻因為資源和經費緊張，甚至僅僅因為校領導對某個專業不滿意，就通過行政命令強制撤銷或撤併某些專業，就違背了公平競爭、合理佈局、集羣發展的學科建設基本原則。”
“此外，目前，專業退出機制中的主觀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較大。一些高校撤銷專業的程序比較不規範，既無充分的學理論證、公開的社會聽證，也沒有聽取相關專業師生員工的意見，只是依靠學校的一紙行政命令。”陳超補充道，當社會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或者政策發生變化，乃至高校的人事變動，都可能對某個或某些專業產生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撤銷一些對不起良心的專業，也依然存在來自利益相關方的阻力。
陳超説，最直接的阻力來自該專業的師生員工，撤銷專業涉及教師的生存、安置和轉型，以及學生的轉專業問題，必然會受到強烈的抵制。其次，會對離退休人員、校友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情懷和心理產生衝擊。
“現在，過於注重就讀人數的專業辦學導向一時難以改變。一般來講，無論是高校，還是具體的院系，很少願意主動去巡查並清退那些辦學質量不達標的專業。”羅志敏強調，“多一個專業布點，就多一份生源，而生源的多少則意味着辦學經費、辦學資源的多少。”
強化對專業的調研、評估和審查力度
面對一系列挑戰，我們又該如何着手突破？
“對高校來講，一要把好本校新申報專業的第一道關，堅決遏制某些院系不講原則、不顧條件的上新專業；二是要時常自查自糾，利用多方評價和已有的以專業負責人為中心的獎懲機制，強化對已開設專業的調研、評估和審查力度，從中發現不合格專業，問題少的要限期整改，問題多的要堅決清退。”羅志敏強調。陳超指出，在今後的學科調整中，學校應強化公開、公正和公平意識，既要考慮專業的市場狀況，又要考慮專業的歷史傳統，還要徵求廣大師生員工的意見，更要尊重學理方面的要求。
從政府主管部門出發，羅志敏建議，要細化對新開辦專業的審批流程，不僅要看專業申報書，還重在實地考察和驗證。從長遠來看，還是要推進教育經費的撥款和使用辦法，引導高校從重外延式擴張到注重內涵發展上來。
在杜瑞軍看來，加強評估是必然趨勢。“要規範評估機制，建立科學的評估指標，特別是引入第三方評估，以評促建，以評促管。同時，還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競爭優勝劣汰。”
“學校和政府有關部門應聯合起來，建立科學、合理、公正的專業退出機制，在取締對不起良心的專業過程中，既要堅持實質公平，更要堅持程序公平，要對社會開放，擴大參與，才能降低專業退出難度，減少各種障礙，實現專業發展的動態調整和良性發展。”陳超最後強調。（記者 晉浩天）
高校專業退出為何這麼難
十年從教經歷，我親筆寫過兩個新專業的申請報告，做過兩個新專業的專題彙報，經歷過幾個新老專業的合格與專項評估，可就是沒有經歷過專業的退出。高校專業的設置或退出究竟是從“良心”出發還是從市場出發，或者是從國家戰略出發？一直以來，高校專業設置就是一個備受社會關注的話題，在學生、家長、教育管理者以及高校辦學者眼中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其中，專業的冷熱問題、就業率高低問題、專業的動態調整以及預警與退出機制問題尤為如此。
其實，只要具備一些高等教育理論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教育必須立足於經濟基礎，同時也服務於上層建築。諸多因素構成了專業進退的考量因素，當然，還有一個必須秉持的原則是，專業“冷”“熱”，就業率“高”“低”，有時折射的只是市場供需的暫時變化。有一些專業就業率、報考率都偏低，但從學科發展、人才儲備特別是國家重大發展而言卻是具有基礎性和戰略性作用的。當然，正常的吐故納新仍然是必需的。在長期的辦學實踐過程中，我們發現，高校專業的增設數量遠遠高於其退出數量，國家或者地方主管部門也沒有詳盡地給出所有高校專業退出的具體清單。難道高校辦學都真的如此契合產業發展大勢及人才市場需求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雞肋專業為何難退出？高校顯然有難處，最直觀的難處就是，辦了多年的專業突然停了，這些專業教師與教輔人員何去何從？與它匹配的設施設備及實驗室又如何處理？高校是否會為此付出巨大的辦學成本？高校的社會形象是否會大受影響？可見，專業退出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
如何保持一顆專業“良心”？當前的高等教育辦學形勢告訴我們，建立健全高校專業動態調整機制勢在必行。眾所周知，專業是高等教育活動的基本單元，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都主要圍繞具體專業展開。為此，國家、地方和高校就應保持高度協同，努力從教育的內外部規律出發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專業動態調整、預警與退出機制。高校專業如果只增不減，一味搞“大而全”或者“小而全”，會嚴重影響辦學質量和辦學水平。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告訴我們，辦出特色和質量才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線和根本出路。（作者：李名梁，系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