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子公司貴陽項目事故死亡1人 20天連發兩起事故
作者/張海蛟
12月1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網站公佈工程質量安全監管事故快報顯示，貴州省貴陽市觀山湖區，貴陽萬科理想城F1-F4號樓，F5、F7號樓及地下室G1-G3號樓及地下室工程，發生其他類型事故，死亡1人。
上述事故項目的建設單位為貴陽萬科遠通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科遠通);施工專業分包單位為貴州地礦基礎工程有限公司;監理單位為四川省城市建設工程監理有限公司。
萬科遠通成立於2017年3月10日，大股東為貴陽創嘉萬科投資有限公司持股51.00%，認繳出資510萬元;貴州遠通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持股49.00%，認繳出資490萬元。
萬科遠通隸屬於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科，股票代碼000002.SZ)旗下。
據中國經濟網記者統計，這是20天內萬科旗下地產項目第二次事故。
據媒體報道，11月12日，中山萬科的“N海豪庭”項目發生坍塌事故，中山市古鎮鎮住建局對其下發了停工通知書，要求該工地全面停止施工並進行安全隱患排查，萬科也在第一時間做出聲明，將在政府部門的指導下開展工作。
11月25日，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網站發佈題為《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關於吸取中山市古鎮“11·12”坍塌事故教訓 立即開展地下室無樑樓蓋專項排查整改的緊急通知》稱，2018年11月12日13時50分許，中山市古鎮昇海豪庭一期2標段工程發生地下室頂板局部坍塌事故，坍塌總面積約3500平方米(地下室頂板坍塌面積約2000平方米，負一層樓板坍塌面積約1500平方米)，事故雖未造成人員傷亡，但造成的社會影響較大。
萬科官網顯示，公司成立於1984年，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已成為國內領先的城鄉建設與生活服務商，公司業務聚焦全國經濟最具活力的三大經濟圈及中西部重點城市。2016年公司首次躋身《財富》“世界500強”，位列榜單第356位;2017年再度上榜，位列榜單第307位。
截至昨日收盤，萬科A報25.73元，A+H股總市值為2840.37億元。
中國經濟網記者昨日多次撥打萬科A董秘座機，電話無人接聽。
兩個月內數十場高層座談會、吹風會;國有四大行紛紛發佈支持民企融資xx條;各商業銀行行長親自帶隊奔赴長三角、珠三角考察……民企融資這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在2018年第四季度，被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
幾個月前，民營企業債券違約潮起，導致民企融資環境惡化，融資成本上升，市場上關於“國進民退”的討論聲再起，直到最高層定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
一場聲勢浩大的支持民企融資的行動就此展開。
在10月26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提到，一些民營企業出現了違約事件，金融市場和部分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風險的偏好有所下降，導致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定的“羊羣效應”，一些經營正常的民營企業遇到了融資困難。這種情況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進行自我校正，短期內可能很難產生效果，“所以有必要對金融市場的非理性預期和行為進行引導”。
在一系列政策的快速推動下，民企融資環境正在發生一些明顯變化：新設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並在多省份快速落地;作為給民企提供貸款的“主力軍”，商業銀行也在紛紛縮短放貸時間，降低貸款成本。
但如何在不放鬆風險管理、不降低信貸標準的前提下，徹底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這一問題，建立一套長效機制，仍考驗着管理者的智慧和平衡能力。
“低於5%也不是不可能”
9月4日，在央行和全國工商聯召開的民營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座談會上，工農中建交等14家商業銀行主要負責人，和29家民營及小微企業進行了一場面對面的溝通。會上，企業普遍表示，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環保要求趨嚴和強監管、去槓桿等政策影響，小微企業融資在貸款規模、審批效率、抵押擔保要求等方面存在問題;民營企業在信用債發行、股權質押、PPP項目融資、大企業應付款回收等方面存在困難。
據騰訊《稜鏡》不完全統計，今年9月份以來，國務院、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分別牽頭、密集召開了數十場座談會、吹風會，主題均只有一個：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
除了調研民企融資遇到的難題，一系列具體的解決措施則更引人關注。11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接受央媒採訪時提到，人民銀行將採取信貸、發債、股權融資“三支箭”的政策組合，讓流動性流到民營企業最需要的地方，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
作為銀行業的監管者，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則給商業銀行定下了更為清晰的“一二五”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於1/3，中小型銀行不低於2/3，爭取三年以後，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佔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於50%。
制定這一目標的原因，是現階段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已超過60%，但在銀行業貸款餘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僅佔25%。“民營企業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它在經濟中的比重不相匹配、不相適應。”郭樹清稱。
“我們行近期密集發了很多文件來支持民企融資。”一位四大行總行財會部人士對騰訊《稜鏡》表示，在他看來，雖然這幾年銀行一直在談支持小微，但這次力度空前之大，即使他所在的部門並非業務部門，但也被要求給予民企融資更多的資源傾斜和考核傾斜。
與國有大行不同，一些股份制銀行此前的普惠金融業務相對少一些。因此，一家股份行對公業務經理張亮(化名)就對騰訊《稜鏡》表示，他們最近才開始跟着政策走，考核壓力較大。
在近期一系列政策的推動下，張亮明顯感覺到，貸款審批較之前稍微寬鬆了一點點，給民營企業的貸款成本也在降低，“低於5%也不是不可能”。
據騰訊《稜鏡》瞭解，目前銀行給予民企和小微的貸款利率，普遍在基準利率上浮20%左右，一般上浮不超過30%。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的公開數據，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18家主要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的平均利率為6.23%。
廣東順德一家從事小家電行業的中小企業主樑先生就明顯感受到，最近一段時間，多家銀行頻繁地來拜訪他和同業，“他們非常積極地介紹自己銀行的貸款產品”。
梁先生從2010年開始就和銀行打交道，目前銀行給他的貸款利息介於五點幾和六點幾之間，比早年下降了不少，他自認為還算優惠。
他還告訴騰訊《稜鏡》，原來從銀行貸款要有抵押，要看很多東西，現在一些銀行推出了無抵押的工資貸款、税務貸款等品種，對企業而言，申貸流程方便不少，時間也大大縮短。“雖然這些貸款金額不是很多，對於一些資金需求量大的企業而言並不太夠，但至少已經是一個開始了。”
張亮也向《稜鏡》介紹，他們現在評估是否對一家企業放貸，首先看企業本身的經營情況和未來發展預期，其次才是看擔保、抵押，而一筆貸款從上報到審批至少要經過7—10個人，來確保風控。
“要分清楚難在哪裏，貴在哪裏”
90%的小微企業貢獻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科技創新，和80%的就業。沒有人否認，民企和小微作為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所發揮的作用。
但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老大難問題多年懸而未決，儘管有政策方面的扶持和傾斜，很多商業銀行仍不願意向民企提供貸款。
潘功勝在前述吹風會上提到，民企和小微的融資問題的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甚至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如何讓基層行有更多動力和積極性去做這個事情，需要內部的一些制度安排和技術安排。
中國農業銀行普惠金融事業部副總經理黃建勤近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有小微企業9300萬户。反觀銀行客户，以農行為例，2018年6月末，農行包含個體工商户和私營企業主在內的小微企業信貸客户數大約是44萬户，這在商業銀行中還算是比較多的。“面對近1億的小微企業客户羣體，銀行服務的覆蓋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他説。
銀行不願意向小微企業放貸，與小微企業的自身特點脱不開關係。小微企業的經營穩定性差，抗風險能力弱，缺乏規範的財務報表，研究顯示，小微企業的平均存活壽命不到三年，這給銀行放貸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章更生在今年10月的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提到，正是由於小微企業經營相對不夠規範，有的信息不夠完整、真實;有的小微企業、小微基金資產負債率過高，風險大，小微企業的風險防控難度大，才導致銀行在實際業務中，對待民企與國企確實不能一視同仁。
在親自帶隊去浙江考察民企之後，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總結這一輪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癥結所在：不是難在銀行體系的斷貸壓貸，而是難在流動性的壓力，這一流動性壓力主要是直接融資和表外融資渠道受阻，包括髮債困難、股權質押融資等等帶來的一些風險。
“融資貴”不是貴在銀行尤其是大型銀行的渠道，而是貴在各種新金融、類金融、民間融資等渠道，這些社會融資渠道的成本高企，直接抬高了整個企業的債務成本。
“這一輪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帶有鮮明的階段特徵，我們要分清楚難在哪裏，貴在哪裏，才能夠分類施策、分類指導。”易會滿總結稱。
“對公業務比個貸業務難做多了”
與以往小微企業遭遇的融資困境略有不同，多位銀行從業者和中小企業主告訴騰訊《稜鏡》，經濟下行壓力疊加強監管等因素，讓這輪小微企業遇到的情況更加複雜。
儘管從銀行獲得的融資成本已經相當優惠，但梁先生近期並沒有貸款的計劃，“審慎”二字成為他當前的經營理念。
他告訴騰訊《稜鏡》，今年以來企業經營困難明顯加大，材料、人工成本都在上漲，還有環保等其他方方面面的成本也在增加，“折算成利潤也是好幾個點”。對於他們小家電行業而言，純利普遍在3到5個點之間，“所以有時候如果少幾個點，企業就在盈利跟虧損的分界線上了”。
而作為一家外貿企業，貿易環境也讓他實打實的感受到了影響：12月份的訂單量已經明顯下降，2019年的形勢更加不容樂觀。他告訴騰訊《稜鏡》，近期剛從歐洲考察回來，目的是去尋找替代美國的出口市場。
更讓他焦慮的是，2019年1月1日開始實行社保新規，企業的各項社保費用將交由税務部門統一徵收，執行力度會比現在大很多，以往的勞務派遣等用人方式也需要考慮怎麼處理。梁先生估算，明年光社保這一項，企業就要多支出一兩百萬元。“所以我們最近一直在縮減人手，每個生產車間都有一兩個裁員指標，以此來降低成本，準備過冬。”
一位剛從股份制銀行離職的資深信貸人士也明顯感受到，今年民間融資的需求沒有以前旺盛了。他告訴騰訊《稜鏡》，他此前所在的銀行以小微企業貸款見長，但2018年同期的業務量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甚至還不到。“以前從來沒有擔心過客源問題，但現在銀行對公業務比個貸業務難做多了。”
另據他觀察，今年以來他身邊陸續有對公信貸經理離職。
尋求平衡術
如此密集的政策引導，會不會矯枉過正?如何避免再出現“不缺錢的頭部企業銀行拼命給貸，真正有需求的企業得不到貸款”現象?商業銀行如何保證“既加大貸款投放、維持利率穩定，又不出風險?”每一條都考驗着管理者的平衡能力。
以市場最為關心的貸款利率為例，一位國有大行的高管坦言，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高、損失率高是客觀事實，高風險需要高收益去彌補，這是全球通行的做法。大型商業銀行的普惠金融貸款利率原本就不高，過去最高也就7%左右。如果這一相對較低的貸款利率還要往下降，讓銀行去做賠本的買賣，銀行的放款積極性自然不會高。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近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提到，不要行政性地去要求金融機構降低對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因為這樣的交易不能持續，更多的還是要依靠市場。他認為，若對於某些民營企業需要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應該由政策性金融機構來承擔，而不是由商業性金融機構來承擔。
他還建議，要想辦法去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技術性問題，包括獲客難和風控難。這方面現在國內已經有一些比較好的創新，如線下依靠軟信息，線上依靠大數據，來做好對民營企業的風控。
中國工商銀行前行長楊凱生近期在一場公開論壇上也提出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目前銀行施行的“債轉股”、企業無還本續貸、動員各方籌集資金為陷入困境的企業紓解困難等等，都可以理解為為了解決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問題，而不得不採取的一些應急之策。但這些做法從根本上解決企業融資難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其中有些做法是不應該固化不應該機制化的”。
在他看來，解決企業融資難不能靠簡單地壘加貸款，關鍵還是要解決中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這些年來一直都存在的過分依賴銀行信貸的問題。“一定要建立健全企業的資本(而不是資金)補充機制。”他強調稱。
值得一提的是，監管層也很早地意識到，好的政策不能矯枉過正，並給市場提前打了“預防針”。
在10月30日的國新辦舉行新聞發佈會上，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就特意強調稱，改善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緩解融資難問題，不能靠放鬆風險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貸標準。否則，可能會形成新的金融風險，影響國家經濟和金融安全，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同時進行考量和平衡。
“經過這麼多年艱難的改革探索，銀行所形成的風險管控體系、審慎穩健的理念和精細化的管理機制，是非常可貴、需要倍加珍惜的。”王兆星稱。
潘功勝也同樣提到，中國金融機構在支持民企融資方面已經做了很多探索，也有很多經驗，怎樣使這些方法的運用更加規模化和專業化，同時能夠很好地控制住風險，保證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能夠可持續，不僅僅把目光聚焦在當前的問題上，還需要建立一個可持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