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失衡下的台灣民主，是如何一步步淪為“民主赤字”的？

權力失衡是如今台灣政壇一大特點。這種失衡既有制度設計上的原因，也因為不同政黨執政而出現程度上的區別。

先説制度上的原因。台灣當局現行的權力運作體制屬於權責不明的“半領導人制度”，這一獨特的權力體系，源於李登輝執政時期多次修改島內憲制性規定，其結果是拋棄了原來規定的地區領導人與行政機關負責人的“雙首長制”，地區領導人任命行政機構負責人不必經由立法機構同意，行政機構負責人對地區領導人的“副署權”亦被取消，於是，行政機構完全成為地區領導人的下屬辦事機關，行政機構負責人成為了地區領導人的幕僚長。

如果説權責相符也就罷了。但問題在於，失去了獨立行政權的行政機構仍然要對立法機構負責、被立法機構監督，這叫“有責無權”。與此同時，掌管行政機構的地區領導人卻“地位超然”，既不必對立法機構負責，也不需要到立法機構述職接受監督，是為“有權無責”。由此，從2000年民進黨上台開始算起，歷經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人執政共18年，換了14位行政機構負責人，最長的不過2年有餘，最短的竟然不過百日。如今，在“地方”選舉民進黨慘敗後，賴清德也萌生了去意。

這也可以理解，行政機構負責人要處理島內所有事務，必然會得罪很多人，本來已經成為了“政治易耗品”，背後又站着一個隨時會“棄卒保車”的領導人，他的壓力與制約可想而知。

權力失衡的另一個現象，就是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利用完全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來欺凌對手。比如説，利用立法多數強行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藉此打壓在野的國民黨，以期謀得長期執政的優勢。再比如，軍公教團體被認為是藍營的鐵票倉，民進黨在野的時候就指稱他們是“米蟲”“碩鼠”，掌權後民進黨當局不顧強烈反對，通過了削減軍公教年金的改革。除了行政權與立法權，民進黨還試圖染指監察權。被民進黨提名為“監察委員”的陳師孟，毫無顧忌地表示要用監察權來“掃除司法敗類”，彈劾與民進黨立場不同的法官。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民進黨的吃相如此難看，與其發跡史密切相關。民進黨前身是黨外人士，他們長期跟掌權的國民黨做“你死我活”的鬥爭，有着遊走法律邊緣的街頭抗爭和衝擊公權力部門的“壯舉”。開始議會鬥爭後，他們依然不改“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態度，即便過去議席數不如國民黨，也能通過各種方式阻礙立法議程。這些長期積累的鬥爭經驗與鬥爭勢能，一旦掌權後就會被全面釋放。這同更注重形象、一副落魄貴族樣的國民黨完全不同。

多種因素導致權力平衡失效，進而傳導到島內民主制度失效，甚至讓一些政客假民主之意行獨裁之實。加上島內民粹主義橫行、社會分裂，民主制度更是淪為政客謀取選票、謀取私利的工具。如此一來，治理績效無從談起，島內“民主赤字”也就在所難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