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克利福德•克雷柯夫：美國應轉向建設性的國際主義

經濟摩擦攪起中美關係的風暴，美方嚴苛的關税措施脱胎於有嚴重缺陷的國家安全戰略。特朗普政府已經明確表示，華盛頓視中國為 “競爭對手”，認為中國企圖動搖二戰後的“自由主義”國際體系。

金融和貿易是任何國際體系以及傳統國家關係的基礎內容。在正常情況下，應在互利的基礎上藉助坦誠的外交手段解決分歧和摩擦。

華盛頓修改了奧巴馬執政時期的國家戰略，使其在全球範圍內更加激進。強硬派的核心擔憂是中國、印度的崛起以及俄羅斯的重新崛起，加之“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和歐亞兩塊大陸的合作進程，這些均被認為是對華盛頓主導的世界分級秩序發起的挑戰。*實際上，美國必須適應新興的多中心化和多元化國際體系，但華盛頓一直抵制這一歷史趨勢，並固守在一戰中誕生的過時地緣政治概念。*這些舊概念的本質是實現英美牢牢掌控全球化世界的願景。從美國總統伍德羅·羅威爾遜執政到現在，這一願景都被稱作“自由國際主義”，該短語借鑑自英國19世紀的“自由帝國主義”政策。

二戰後，這一願景又納入了西歐，形成了跨大西洋集團，以金融資本主義為基礎的“西方”體系逐漸壯大。該願景包含一個“中心—邊陲”模型。 “中心”是由北約支持的大西洋國家，日本也是其中一部分。 而“邊陲”是在當地精英的斡旋下融入西方體系的世界其他地區。 “三邊”目標則是美國為首的西方核心加上日本，通過金融資本主義機制主宰全球。這種全球化和自由國際體系的零和模式仍然是美國地緣政治思想和國家戰略的核心。

*華盛頓通過將美聯儲轉變為全球性而非國家性的中央銀行來操縱全球金融市場，這是扭曲和不可持續的做法。*它有利於象徵金融資本主義的“華爾街”，而不利於代表人民利益的“大街”。 “自由國際主義”將政治和經濟目標聯繫在一起，其目的是使各國屈服於資本主義和西式民主，並將其納入各國經濟和政治模式。

白宮2017年國家戰略報告指出，華盛頓過去的戰略未能將中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轉變為基於金融資本主義的西方模式。報告的結論是，美國需要採取更具侵略性的應對措施，其中經濟政策將發揮更強的制約作用，這也是當前貿易爭端的背景。貿易關係必須公平，貿易應該實現最大程度的互利和平衡，因而必須通過建設性外交來達成這一目標。美國政策的政治因素催生強制性外交策略和不切實際的要求。而且美國一些人將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作為目標的做法註定會失敗。中國不僅是一個主權大國，而且是一個文明古國。

關税問題偏離美國的主要策略，即包括銀行和保險在內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滲透。該策略認為，隨着對西方金融資本主義長期浸淫，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模式將產生重大變革。美國和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的金融資本是改變中國體制的槓桿。作為一項利用金融手段的政治戰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可能會試圖分裂中國商界，並拉攏友好派加入西方反華陣營。然而，從建設性的國際主義角度思考問題，只有放棄單邊的零和思維才能避免對抗。

建設性的國際主義將幫助每個主權國家最大程度地實現人民繁榮與發展。在尊重多樣性和多元化的氛圍中，不同的發展模式將得到支持。*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發展模式可以偽裝在“全球化”的外衣下強制推行。*建設性的國際主義將有助於各國保護人民免受有害的跨境資本流動以及不可持續債務結構的影響，它也將鼓勵發展強大的國家資本市場，並鼓勵生活工資和謹慎儲蓄。這種建設性國際主義精神在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會議中得到體現，且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要恰當地對其更新。

中國由出口帶動增長轉向促進國內消費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建設性國際主義精神將鼓勵這一政策，並使中國進一步加強和發展國家資本市場。華盛頓必須接受現實，而不是嘗試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國際體系正在演變，美國應做調整。華盛頓激進地利用針對中國、俄羅斯和歐洲的經濟戰工具將適得其反，並破壞全球經濟的穩定性。雖然特朗普總統是一個務實的商人，但他目前的顧問是意識形態的“鷹派”。

華盛頓的魯莽國家戰略會改變嗎？

華盛頓應開始以非零和方式思考國際金融、貿易和外交。華盛頓必須拒絕自食苦果的經濟戰和其他強制性外交工具，並在多極、多中心和多元化的世界中堅定地提倡建設性的國際主義。(作者是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前高級職員，本文由馮國川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