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夢孜：世界結構性矛盾正愈益顯現

如果説上一年的形勢是混沌不清、方向不明的活，今年的情況則可以説是主脈不清、心律不齊。世界充滿很多不確定性，美國的政策行為牽動面空前擴大，大國博弈烈度升高，雙邊、多邊的協調與鬥爭面同樣突出，地區熱點錯綜複雜，全球經濟復甦遲緩，未來一年向好還可能只是一種美好願望，民粹主義影響繼續上升。拋開諸多紛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結構性矛盾與衝突空前顯現，它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雙邊的與多邊的、地區的與世界性的問題不斷表露。

*首先，大國競爭特別是中美戰略緊繃的狀態在世界舞台以巨幕形式展現，引發以單個國家為代表的“新兩極”競逐升級態勢。*南海以所謂“航行自由”今年四次貼近中國島礁挑戰性遊弋的美軍艦隻、貿易摩擦反反覆覆出現的硝煙、多邊外交與安全場合的激烈交鋒等等，中美都是全球意義上的主角。用美國人的話説，這反映的是崛起大國與現存霸權之間的較量擺上枱面。美國對中國、俄羅斯消極的戰略定位，催生了美國對華全戰略的醖釀及與之匹配的政策行為。

對美國而言，一個崛起的中國是其從未遇到過的最為複合型的重量級競爭對手，一個GDP超過10萬億美元的對手，對美國的戰略意涵而言，遠非昔日衰落時的大英帝國、蘇聯，或者德國和日本可以簡單類比的。30年前，寫出《歷史的終結》的福山曾斷言，隨着冷戰的結束，大國爭鬥和衝突已然結束，經濟與“全球主義”成為各國關注的重點。但是，面對中國的崛起，長於國家安全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早就想對中國動手。

對中國而言，尋求一種良性的雙方互動、互適是一種基本的訴求與必然。中美這種戰略競爭態勢可能是長期並存的。在新的時空力量變化的背景下，中美能否互相適應，首先需要重新找到可以接受的互動模式，過去中美交往的經驗未必仍然合適，過去美蘇之間的應對辦法也難以複製到如此複雜的中美關係之中。

“新兩極”與冷戰時的兩極截然不同，一是沒有對抗性的軍事集團，儘管美國有同盟體系且可付之運用，但中國無意構建類似對抗性陣營，二是中美關係特別是經貿、金融關係的相互依賴空前突出，形成事實上的深度捆綁，與冷戰時期美蘇關係完全不一樣，三是即使在安全領域特別是地區熱點與衝突，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世界期望有共識的中美雙方加強合作，以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

對雙方而言，儘管存在分歧、摩擦，但保持有體面的接觸與對話仍是重要的，雙方都有對兩國關係進行戰略性管控的歷史現實責任，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應該是最低的底線。

*其次，世界結構性矛盾還體現在更為微觀的層面，即表現於公營(國營)與私營(民營)企業的衝突，成為國家間競爭的基石。*國家間的競爭不再是抽象的術語表達。一些新興國家不乏公營部門與企業，在資金、税收、政策方面享有一些便利，它們通過兼併重組、優化結構、研發創新，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逐步上位，不斷壯大，從價值鏈的低端邁向中高端，從邊緣走向前台，甚至從外圍走向關鍵核心領域，形成數量不凡且不可忽視的全球性企業。

這對西方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構成的主流企業形態形成衝擊，儘管西方也不乏股份制企業甚至是股份制資本主義，但本質還遠非這裏所説的公營制企業。儘管包括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國的私營與民營企業GDP超過公營企業，但公營企業的國民經濟支柱地位更為突出。新興國家不可能放棄公營的國企、央企，西方也不可能轉向真正意義上的公營企業，這就構成了結構性競爭的基礎性經濟本原。

*第三，國家/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理念的並存與衝突，使全球化處於十字路口，全球治理能力下降。*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一個缺乏全球共識的時代使各個國家自保意識明顯增強。全球化曾給予多數國家以發展的機遇，但也確實造成一些邊緣地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偏離，貧富分化的擴大，社會不滿情緒的增長，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與對權威和精英的反感日見突出。

全球化進程方向仍在確定，而大國的作用更為重要。美國從建國起到伍德羅·威爾遜與羅斯福，一直遵循開國之父華盛頓的告誡，避免捲入歐洲和歐亞事務，孤立主義、國家主義佔據上風;二戰後，美國的實力地位使之得以主導建立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前身)等機構，全球主義成為主流。今天的美國面臨第三次選擇。美國《國家利益》2018年第11/12期就發文認為，即使特朗普不斷退羣，也不意味着退出全球，而是選擇一種國家主義與全球主義並存的策略。但無論怎麼解釋，“美國優先”仍構成特朗普政策的主流，代表着特朗普的全球主義需要服從於美國至上的基本認知。

*最後，世界結構性衝突表現於不同理念之間，其契合與共識的形成將決定國際秩序的未來。*與不確定、充滿反覆、錯綜複雜的世界形勢相伴隨的，必然是理念上的並存甚至對立、心律不齊。開放主義與保護主義，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或全球主義，政黨政治的對抗性與外交政策的相對一致性，完善與固守現存國際秩序(修正主義與維護主義)的論爭伴隨其中。

這種理念上的對立導致國際關係中對沖現象較為普遍地凸顯出來，體現於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等方面的競爭之中。這種理念爭論的弦外之音實質隱伏着的一個巨大的戰略疑問：誰主國際政治？其各自消長態勢決定着未來國際秩序的完善甚至更新的前景。

中國正在由地區大國向全球大國過渡，由全球經濟大國向全球經濟強國前進，處於新的歷史方位的中國需要冷靜審慎地關注紛繁的國際時局，需要不懈地堅守並倡導中國方案、中國智慧與中國理念，以“一帶一路”建設為抓手，擴大中國影響，增進世界共識，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應有貢獻。(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