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日本史無前例大開國門之後：如何對待和留住外勞？
第一次到日本，林一行沒想到自己竟成了被“參觀”的對象。
接過日本同事遞上的鮮花，她露出了笑容，而對着日本媒體的攝像機，她又覺得有點緊張，彷彿自己成了電視裏的明星。
“我非常高興能夠來到日本。日本在養老方面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我有信心做好工作，未來把學到的帶回中國。”林一行提高了一個聲調，努力地用還不太流利的日語説道。
畢業於護理專業學校的23歲河南女孩林一行是通過日本技能實習生制度去日本工作的外國勞工。去年11月，日本國會首次批准將介護(護理)納入招收範圍，而來自中國的技能實習生成為了最早的一批引進對象。
在埼玉，中國員工們與單元領導小組一起吃飯的照片在勞動力嚴重缺乏的日本，大量外國勞工早已在製造業及農業中普遍存在，擔當着重要角色，然而在服務領域引進外國人則尚屬首次。
在過去三十年裏，圍繞引進外國勞工以解決日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的爭論在日本從未停止。如今，產業和企業界為代表的呼聲終於逐漸佔據了上風，而嚴峻的現實也使得日本社會不得不形成一個共識：那就是日本不能再“閉關鎖國、坐以待斃”，大規模接受外國勞工勢在必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6月在國會清晰地闡述，“建立一個接受大量外國人力資源的系統是日本迫切需要的”。就在林一行抵達日本後不久，日本國會通過了擴大招收外國勞工的新法律。從明年4月起，日本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在14個行業引進34萬外國勞工，這在日本歷史上尚屬首次。
儘管面臨着諸多挑戰和爭議，然而也有人認為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仍不足以應對人口老化和勞動力減少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日本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去對待外國勞工。”德國人口和移民專家、前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沃爾夫岡⋅卡舒巴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説道，“作為一個正在老去的國家，如何想辦法留住這些受過訓練的勞工人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中國介護生成“景觀”
10月17日，林一行和同行的五位中國女性實習生在東京羽田國際機場剛下飛機，就被帶到鄰近的千葉縣一處技能實習生培訓中心。她們還來不及參觀繁華的東京，就要接受強化職業培訓。一個月後，六個人被分成兩批，林一行和兩位同伴前往福島縣磐城市，而另外三位實習生則前往了琦玉縣。
在磐城市，林一行和她的夥伴們受到了日方“熱情的歡迎”。養老院所屬機構會長親自開車帶着她們去了會社下屬的醫院、幼兒園、保育院和養老院 ，每到一處都要把她們隆重介紹一遍。當地日本媒體也紛至沓來對她們進行採訪。
磐城市位於日本福島縣南部，距離福島核電站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在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中，這座小城因海嘯受災嚴重。這座人口約35萬的小城少見外國人，到磐城近一個月來，林一行還沒有見到過其他的中國人。
接待她們的日方提供了讓林一行十分滿意的生活條件。她們住在一幢當地人居住的五層公寓樓的一層。住所面積很大，有三室一廳，每個房間都有空調，電磁爐、烤箱、洗衣機、微波爐，所有想得到的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屋子前面還有一個小花園。附近超市、便利店一應俱全，離工作地點也只需步行15分鐘。
林一行未來三年的工作是在當地一傢俬人養老院裏照顧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這家養老院有兩幢樓，住着約100位老人。林一行她們是第一批來到這裏的外國員工。
由於生育率低和醫療保健水平的提高，加上一向對外來移民實施嚴格管制，日本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自2007年以來，日本人口已經持續十年負增長，而與此同時，日本的總人口和勞動人口在持續減少，2018年日本15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首次跌破總人口的6成。
在老齡化危機不斷加重，未來選擇養老院安度晚年的日本人不斷增多的趨勢下，日本迫切需要更多相關從業人員的考慮也就不難理解。
在大連雅風國際學校的副校長金麗看來，日本在介護領域缺乏人手的問題早在2012年就已經出現，在經過日本國內漫長討論後，終於從去年開始實施新舉措。
11月14日，日本政府在眾議院法務委員會理事交流會上表示，目前日本全國勞動力短缺問題嚴峻，缺口達58萬，5年後缺口將擴大至145萬人。日本政府首次公開了各行業所需引進外國人勞動者人數，其中看護老人的介乎人員需求首當其衝。日本政府計劃從2019年起實施外勞政策的第一個五年期內，引進介護行業人才6萬人、其次是餐飲行業5.3萬人、建設行業4萬人。
“此前大家都在觀望，現在隨着日本政府政策的逐漸明朗，許多國內的勞務公司都開始着手培訓相關從業人員。”金麗説道。
金麗透露，從10月份至今，由她的學校送出前往日本的介護生已經達到13人。學校也正在籌劃擴大培訓規模，“明年六月會建立介護實訓基地，為向日本輸送更多介護實習生做準備。”
儘管在國內通過了N3級日語水平考試，但是初來乍到的林一行在語言上還是有不少障礙，特別是一些老人有着濃重的方言，為了儘快適應工作，她們沒事就和老人聊天。
“老人們和我們一聊到他們的孩子就特別開心，因為我們和他們的孫子孫女都是差不多的年紀。有一個96歲的爺爺，孫子和我一樣大，他好久沒有見到他了，和我聊了一會兒就流淚了，讓我很感動。”林一行説。
而在琦玉縣另一家養老院工作的三名中國實習生則更快進入了“工作狀態”。36歲的靳玉玲是在該養老院工作的三名中國實習生之一，她所在的工作單元主要是照顧老年痴呆症患者，年紀最年輕的也有78歲，最大的100多歲。還在學習中的她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打掃衞生、推餐車負責餐飲分發等較簡單的事務。
“來之前就知道這個工作很辛苦，但是親眼看到日本同事每天照顧老人，幫他們更衣、換尿不濕、洗澡、翻身活動等，再次刷新了認知——真的很辛苦。”靳玉玲説。
日本勞動力危機
日本養老業的先進和發達舉世聞名，然而一個窘迫的現實是日本國內從事介護的人才嚴重匱乏。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目前全國介護從業人員的缺口達30萬人。
對於人手的緊缺，在埼玉縣一家老年專科醫院做護士已經四年的李曉會深有體會。當地醫院缺護士到一個什麼地步呢？據她的描述，“只要你有護士證書，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為了吸引更多人來做護士，日本甚至設立了不同級別的護士資格，以降低門檻，然而還是乏人問津。在李曉會的醫院，外國護士比例已達到5%，絕大部分是中國人;護士中年紀最大的60多歲，有一個73歲的介護居然還在工作。
安倍政府在上台之初，曾試圖吸引更多的女性和老年人回到勞動力市場，並試圖提高生育率，但多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些努力無法逆轉壓倒性的人口衰減趨勢。
在安倍之前的政府，也不是沒有想過引進外國勞工這條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曾向在本世紀初移民拉美的大和民族後裔敞開大門。數十萬來自拉美，尤其是巴西和秘魯的外國勞工來到日本，然而他們幾乎不會説日語，許多人一直未能成功融入日本社會。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這一計劃逐漸被放棄，日本政府甚至開始向他們提供返回家園的資金。
從1993年開始推出、至今仍在運行的技能實習生計劃則是日本政府另一項為了緩解勞動力缺乏而引進外國勞工的措施。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以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能的名義引入了大量所謂的“外國實習生”，但實際上，這些實習生在製造業和農業等領域從事着辛苦的體力勞動。
此外，這些勞工不允許帶家人，並被禁止更換工作場所。如果他們抱怨，將失去工作並被驅逐出境。據日本司法部統計，因為工資低，工作時間長，甚至遭受虐待，僅去年一年就有7000多名實習生從工作場所“失蹤”，轉入非法的勞動黑市。
截至去年10月底，實習生佔日本128萬外國勞工的約20%。長期關注技能實習生問題的日本獨立學者出井康博坦承，“這一制度其實是一種騙局，打着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旗號，實質上就是為了從海外進口廉價勞工來彌補日本國內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日本各行業預計將接受的外勞人數此次日本國會新修改的《出入境管理法》，在此前技能實習生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寬了外國勞工引進的條件和範圍。
根據新法，未來引進的34萬外國勞工將可以申請兩類簽證，在第一類中，在特定領域具有“某些職業技能”的外國勞工可在日本逗留最長達5年。而擁有更高級技能的外國勞工可以申請第二類簽證，這類簽證允許他們帶配偶和子女一同來日本，並且“如果符合條件，將被允許無限期地居住在日本”。
日本政府12日透露，將與越南、中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柬埔寨等7個國家簽署相關協定，並將陸續出台一系列保障外國勞工生活的配套政策，包括銀行開户、房屋租貸等服務。
如此“史無前例”的打開國門背後，是日本面臨着越來越嚴重的“用人荒”和越來越少選擇的無奈現實。
在國會力促通過新法的首相安倍也不得不承認，“人力資源的短缺在許多工作場所正變得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在微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我們必須採取措施。”
日本國立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研究指出，若是無法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日本生產力的下滑將使得安倍政府面對每年約6萬億日元的經濟損失——這是一個經濟已經十分脆弱的國家所不能承受的。
根據東京商工調查12月10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18年因嚴重人手不足而破產的日本國內企業合計有362家，創下自2013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其中，小微型企業佔到了一半。
調查顯示，因招聘不到所需人才導致無法持續發展的“招聘難型破產”佔到了65.6%，同比增加53家;為留住員工而加薪導致經營惡化的“人事費用高漲型破產”佔到了71.4%，同比增加24家。
對於日本政府已通過擴大接收外國勞工的新法，日本企業家普遍認為，目前還無法期待它能夠立即生效，在短期內因人手不足導致的破產企業還會呈現增長趨勢。
“勿把外勞當工作機器”
對於一個很少有人會説外語，長期對外國移民有牴觸心理的國家來説，在短期內接受如此多的外國勞工意味着一場大變革。
在日本目前的1.27億人口中，外國人約有260萬，佔2%。日本經濟學家預計，根據目前的趨勢，這一數字可能在50年內上升到12%。
長期以來，日本社會各界一直不乏對外來勞工大量湧入對日本社會可能帶來影響的憂慮。反對黨議員長妻昭就指出，“我並不是反對外國勞工，但是我們需要對如何將外國人融入日本社會進行嚴格的規劃和有意義的辯論。”
日本國會通過新法時的爭吵場面長妻昭認為，外來勞工面臨的首要挑戰是語言的問題，其次是在日本生活的制度體系保障，更深層的是社會文化的融入。而隨着新的法律允許勞工可以更換工作，有擔心表示勞工會湧向大城市，而非更需要勞動力的偏遠地區。
這種擔憂並非毫無道理。在琦玉的醫院工作3年後，李曉會決定換一個工作，“下家”也已經找好。從明年4月1日起，她就將遷往東京都的一所著名癌症醫院的手術室工作。“那裏可以學到更多，待遇也會好一點。”她解釋道。
日本勞工部數據則顯示，自2016年起，日本外國工人總人口首次超過100萬人，佔總勞動力近2%，已經開始影響東京等城市中心的勞動力市場。
為了消除一些保守的日本人的憂慮，安培多次出面解釋表示：新措施並不是移民政策。但他同時也強調：“接受外國人作為我們社會的成員併為他們的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是重要的任務。”
事實上，不論日方是否願意承認，日本經濟和社會運轉已經高度依賴外國勞工。
根據日本政府統計數據，日本製造業對外國人的依賴度正在迅速提高，2017年各行業的外國人比率中，食品製造行業每千人中有80人是外國人，紡織行業為67人，汽車和船舶等運輸設備行業為60人，均超過所有行業的平均值(20人)。
“幾乎所有的便利店都有亞洲國家的勞工在工作，許多餐館連鎖店也是如此。沒有外國人的幫助，這些店都得關門，日本人的生活都要受到影響。”在日本居住了超過20年的旅日經濟評論家莫邦富説道。
而能否吸引到足夠的外國勞工，或許是一個更為迫切的問題。
各行業外國人比例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很長一段時間內，來自中國的勞工一直佔據着赴日本外國勞工中最大的比例，直到2016年被越南超過。而隨着經濟發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的增加，中國和越南也開始感受到人口的壓力。最近，外國勞工的來源開始進一步擴大至柬埔寨、緬甸和一些南亞的國家。
與此同時，收入對於外國勞工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根據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Dai-ichi Life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項調查顯示，2005年日本的最低工資比中國高出14倍，到2016年差距已降至3.9倍，而預計未來幾年將進一步收窄。
上世紀60年代，德國政府曾從土耳其等國家接納了大量的外國勞動力。當時德國政府的想法是，他們不會永久留在這個國家，所以沒有必要實施社會融合政策，但結果有400萬人留在了德國。
“德國的教訓是不應該只把人當成工作的機器，而我擔心日本也將面臨類似的問題。”德國人口和移民專家卡舒巴説道。
尾聲
不過，至少在目前，對林一行和靳玉玲而言，日本還是有吸引力的。
日本養老業的先進經驗和專業理念深深吸引着來自中國的介護生們。“所有養老院都説要以老人為中心，但是日本是真正的做到了。”林一行歎服地説道，她表示自己未來最大的理想就是學成後把這些先進的東西帶回國，開一家養老院。李曉會也表示，日本的良好工作環境和對醫護人員的尊重讓她決定繼續留在日本，服務那裏的病人們。
臨近年底，林一行和靳玉玲將第一次在沒有家人的陪伴下，在異國他鄉度過新年和春節。“我們會想家，但是現在，養老院的老人們就是我的家人。”靳玉玲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