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萍 | 尚未終結的亨廷頓時刻：平安夜的懷想

文獻來源：《中華讀書報》2010年2月3日

*作者簡介：*王麗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社會科學學部學術委員

亨廷頓對制度穩定的柏克式的讚許，使他在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諸多目標中將秩序與穩定置於最優先位置。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國家大量出現的那個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成為一種潮流，亨廷頓關注並回應了不同時期的時代命題，也為不同時期的政治學研究帶來複雜的、同時也是受歡迎的變化。

2008年的平安夜，享譽世界的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辭世。他的離開不僅沒有平息人們關於他的政治觀點和見解的爭論，還引發了人們對其不同領域研究的進一步關注，並在他去世後的一段時間使人們再次處於“亨廷頓時刻”（Huntington moment）。一年後的這個平安夜，我再次回味他的學術人生，以自己的方式紀念和緬懷這位不曾謀面但卻毫不陌生的學術名宿。

顛覆者與建設者

他顛覆了現代化理論以及政治發展理論的主流觀點，使美國社會科學不再服從於任何單一的理論。他擴展了政治發展研究和政治學一般研究的理論視野，使後來的研究者即使不贊同他的觀點也不得不認真對待，並在他所確立的概念框架和體系中進行思考。

在亨廷頓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地帶給世人亨廷頓時刻。1968年，《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出版為他贏得了重要的學術地位，也使深陷越戰並試圖在南越建立西方式民主國家的美國的輿論氛圍發生了根本變化。1993年有關文明衝突的論文及在此基礎上於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使世界又一次處於亨廷頓時刻。“文明的衝突”成為支持者和反對者雙方的主導話語，至今餘音未了。

亨廷頓逝世後，他的學生、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稱他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學家。他的好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也稱他是一位富有創造力的思想者和最近50年來最有影響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早在20多年前，在他廣為人知的“文明衝突論”提出之前，即1986年亨廷頓被選為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時，同是任教於哈佛大學並在1993年因《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一書而聲名鵲起的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教授曾經撰文對到那時為止的亨廷頓的學術經歷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總結和評價。他説亨廷頓教授是政治學學科少有的對這一學科的多個不同領域都做出基礎性和最重要貢獻的學者。從1957年出版其權威性的第一本著作《士兵與國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起，亨廷頓在其所涉足的每一個領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並使其在相關領域的著述成為這些領域的經典。他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的重要著作《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與Joan M. Nelson合著，1976）和《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1），都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一些觀點和見解更是顛覆了現代化理論本身以及政治發展理論的主流觀點，使美國社會科學不再服從於任何單一的理論進而陷入了所謂方法論的碎片化（Balkanization）。其結果是有效擴展了政治發展研究和政治學一般研究的理論視野，使後來的研究者即使不贊同他的觀點也不得不認真對待，並在他所確立的概念框架和體系中進行思考。

非西方中心的政治發展理論

“國家之間的重要區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國家得到治理的程度”，“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卻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現代化導致不穩定，現代性帶來穩定”。這些驚世駭俗的觀點將亨廷頓與大多數西方學者明顯區分開來，並使他處於絕對的少數地位。

在政治學研究中，對政治發展概念或領域的一種寬泛的界定是，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所有研究都屬於政治發展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國家的大量出現吸引了不同領域學者的關注，也使這些國家成為比較政治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國家類型。亨廷頓主要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作為研究對象的這三本比較政治學著作，無疑都是政治發展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並給這一領域的研究帶來了強大的智力挑戰和衝擊。

在政治發展的一般研究中，將英美等國的政治制度等同於民主制度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觀念傾向，現代化、民主等概念都是政治發展研究領域的常用語彙，並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西方“政治種族中心主義”傾向，從而使這一領域的研究雖然不乏大膽而新鮮的見解，但在現實中對於發展中國家構建新的政治秩序卻沒有多少幫助。亨廷頓的研究努力通過不同於一般研究的概念和話語體系來解釋社會轉型，並且也努力催化和促成這樣的轉變。

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是戰後新國家數量增加最快的一段時期。新出現的這些國家普遍面臨着構建民族國家的共同問題。這些國家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來的，其政治實體往往建立在殖民主義遺留的、某種程度上是人造的社會結構基礎上，國家權威與合法性常常面臨來自高度異質化的文化和人羣以及同樣高度衝突的地方與部族利益的挑戰，國家權威嚴重分裂。當許多西方學者醉心於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價值與民主制度，而這些新國家也試圖趕超其宗主國時，對其中的許多國家而言，統一的國家還只是一個理想和值得期待的目標。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獨立初期廣泛存在的社會和政治越來越混亂的事實，已經使亨廷頓看到了政治衰敗與政治發展同樣可能。更為糟糕的是，由於高水平社會動員之下的較多的參與要求和較低的制度化水平同時存在，使人們產生了普遍的挫折感，進而導致由他命名的“普利奪主義”（praetorianism）所概括的富人賄賂、學生騷亂、工人罷工、羣眾遊行、軍人政變等現象，使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都無從談起。

當時的政治學學術界，政治發展研究正如火如荼，而其時政治發展研究的主流觀點是將現代化當作民主的關鍵，並且發展中國家同時還應發展更具包容性的政治體系。亨廷頓驚世駭俗地提出了今天已經為人們極為熟悉的對這一命題的反駁：由於現代化常常帶來混亂，一個成功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秩序。“國家之間的重要區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國家得到治理的程度”，“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卻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必須先有權威，才能約束權威”，“現代化導致不穩定，現代性帶來穩定”，這些觀點將亨廷頓與大多數西方學者明顯區分開來，並使他處於絕對的少數地位，而作為他政治發展理論完整版本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則無可爭議地成為現代政治學的一部經典。不僅如此，他在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諮詢建議中也堅持了一貫的立場，以使相關國家維持其不同樣式和版本的政治秩序。

政治參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亨廷頓關注政治參與，但仍然是在與發展有關的經濟增長、社會經濟平等、政治穩定等多個目標構成的體系框架中理解和認識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對他而言，擴大政治參與的唯一安全途徑就是經濟發展，而組織對於政治參與也非常重要。

民族國家的建立，從本質上説與獨裁政治或民主政治都沒有必然聯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殖民化運動使許多社會面臨着重大而不可更改的選擇。這些社會的所有成員在分享民族獨立激情的同時，也處於高度的焦慮之中。殖民權威的撤離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擺脱殖民統治的社會既獲得了獨立發展的機會，也要面對社會分裂的危險。為凝聚社會團結，危機中的社會迫切需要服從一個統一的權威和同一紀律模式。所謂威權主義和獨裁主義都可以從這種社會需要中獲得合法性，併成為社會團結和國家統一的力量源泉。這就是亨廷頓關注一個社會“被治理的程度”並強調穩定和秩序的主要原因。

但是，參與的擴大畢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和現實。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參與不斷擴大的歷史。無論在怎樣的政體和制度下，隨着政府活動範圍的擴大，參與、或至少是對參與的要求也在持續增加。在發展中國家，政治參與的擴大同樣是一個不容迴避的現實問題和政策議題，並因其急劇的社會變遷而迅速膨脹。對於發展中國家，亨廷頓所珍視的“穩定與秩序”的價值已然受到了來自規範研究和意識形態思維的質疑，而就如何在參與擴大和政治穩定之間建立聯繫和平衡，他提出的路徑也非常現實：組織和制度化。在他看來，組織是通往穩定的權力關係的通道，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得價值和穩定性的過程，組織和程序的適應性、複雜性、自主性和一致性則是評價政治體系制度化水平的重要依據。有學者認為亨廷頓對組織和制度化這兩個不同現象間關係的分析並不完全令人滿意，甚至有使這兩個不同概念相混淆之虞，更有一些學者在亨廷頓研究中被用以證明組織與制度化有助於創造穩定和秩序的經驗案例中尋找漏洞。就連為2006年新版《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寫作序言的令亨廷頓驕傲的學生福山，也不認同在蘇共執政時期的蘇聯有穩定的政治秩序，而在亨廷頓的研究中，這一案例卻是其闡述有關組織與秩序、穩定間關係的重要的經驗依據。儘管如此，亨廷頓以富有説服力和啓發性的方式對社會動員、政治動員、政治參與和制度化等概念及其相互關係所作的分析，不僅確立了他作為政治學家的地位，也引發人們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進行全新的思考。

在一些人看來，自由、民主等的價值遠高於穩定和秩序，並對怎樣的穩定和秩序才是值得欲求的問題耿耿於懷。但誰也不能否認，直至今日，穩定與秩序仍然是困擾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問題，而凡是存在這類問題的國家，其組織與制度化狀況也令人擔憂。秩序與穩定是制度化的外在表達，它可能是一種潛在的社會和諧與和解，也可能僅指不存在可見的暴力和混亂，還可能意味着一個政權能夠較為成功地推行其政策目標並順利運轉。也許組織的存在不足以確保這些不同層次的穩定與秩序的獲得，傳統、習俗等也常常被看作實現穩定與秩序的重要因素，但誰又可以想象一個沒有組織而可能實現秩序與穩定的現代社會？雖然獨裁統治也可以創造穩定與秩序，但這種統治形式卻難以同高水平的制度化相容。在這種意義上，制度化無疑是現代文明的一種有價值的特性。組織是制度化的重要基礎，但組織不等同於制度化，也並不自動導向制度化。

通過組織和制度化以應對不斷增加的政治參與要求，並使政治體系實現和保持秩序與穩定，是亨廷頓秩序觀念的一部分。其中，參與還是不參與似乎不是主要的問題，值得思考並難以抉擇的是怎樣參與，特別是如何在常常相互衝突的諸如經濟增長、平等、參與和穩定等多個目標之間進行選擇和排序。在不同社會，參與被賦予不同的價值，有時參與就被當作目標本身。與《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將政治穩定當作受政治參與等因素影響的因變量不同，《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關注政治參與，但仍然是在與發展有關的經濟增長、社會經濟平等、政治穩定等多個目標構成的體系框架中理解和認識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因此，他對政治參與的關注始終都沒有獨立於他對秩序與政治穩定的思考。他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驗分析的結果表明，社會精英的選擇、他們對政治參與作為一個發展目標的態度、以及在他們眼中參與作為實現其他發展目標的手段的價值等，都構成了社會其他成員在政治參與方面作出選擇的背景。所謂精英政治參與選擇的“瀑布效應”（cascading effect，也稱級聯效應或階式效應），就是指發展中國家的精英對於政治參與的一般模式所具有的重要影響。與此同時，羣體的選擇也影響了個人的行為，個人只有在得到羣體支持和引導的情況下才可能參與。

在經濟發展、平等以及不同羣體的參與要求等不同目標之間，亨廷頓與瓊⋅納爾遜提出了以社會現代化的參與促進效應和精英策略選擇為基礎的中產階級模式、專制模式、大眾模式和技術官僚模式。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高水平的政治參與會導致更低的社會經濟平等（中產階級模式和專制模式），而在經濟發展的稍後階段，高水平的政治參與則可能造成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大眾模式和技術官僚模式）。這四種不同模式反映了常常相互衝突的不同發展目標之間的不同排序和組合，其中每一種模式都存在不同目標之間的根本衝突。參與雖然都發揮着關鍵的動力作用，但不穩定的幽靈卻揮之不去。亨廷頓與瓊⋅納爾遜依然憂慮於發展中國家參與的過早膨脹所帶來的危險，對他們而言，擴大政治參與的唯一安全途徑就是經濟發展，而組織對於政治參與也非常重要。沒有高度發達的政黨制度，發展將導向政治不穩定。亨廷頓為人熟知的這一論斷在《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中被再次強調。

民主化與國家角色

在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國家從全能到無能已不是個別現象，而一些國家的人們更是陷入了無奈的現實困境。在這種意義上，亨廷頓關於秩序、穩定及組織與制度化的觀念仍然是我們理解今天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重要依據。

由於對秩序與穩定的偏愛，亨廷頓常常被人們視為限制發展中國家政治參與的擁護者，而對一個國家的政府形式卻並不關心。於是，1991年當他的另一本有關發展中國家研究的比較政治學專著《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問世時，人們驚訝地發現亨廷頓對人們如何管理自己不再漠不關心了，民主（制度）不僅是他研究的主題，他還相信民主對於個人自由、國內穩定、國際和平和美國都具有積極的影響。在這一研究中，他並不想另闢蹊徑對民主進行重新界定，而是堅持將競爭性選舉作為民主的唯一本質。他對民主的這種選舉主義的（electoralist）理解，無疑已經將人們的普遍參與作為一個重要前提，因而人們更是驚訝於其態度的這種轉變了。事實上，亨廷頓對於穩定與秩序的關注和強調始終未變：“秩序與無政府之間的分野比民主與獨裁之間的分野更為根本。”針對他所劃分的不同類型的民主化國家，他都提出了值得關注的指導原則，概括起來就是：避免暴力，尋求共識，為和解做好準備。

從《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到《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這三本著作跨越了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二十多年的時間，但他對於發展中國家獨特的研究視角始終如一。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著作中，他都敏鋭和準確地捕捉到了當時的時代話題，並作出了不同凡響的回應，一次次地使人們處於由他創造的亨廷頓時刻。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民主化主要表現為一種發展中國家現象，並表現出不同於早期發達國家民主化過程的諸多問題。第三波民主化若以1974年葡萄牙的尉官運動為起點的話，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時間，其間許多國家的民主化都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而有關國家、制度、秩序的問題尤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早期發展理論將國家看作塑造結構變遷的重要力量，但後來的理論發展則削弱了國家作為改革主體的形象，甚至將國家看作發展的主要障礙甚至就是問題本身。在與國家有關的制度方面，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制度變遷也是亦步亦趨，而完全無視自身的制度基礎。譬如，當西方以“摒棄官僚制”為核心內容的新公共管理理論甚囂塵上時，許多發展中國家罔顧本國官僚制供應不足的現實依然盲目跟進，嚴重削弱了國家的行政能力，使發展中國家出現了“缺乏官僚制的官僚社會”這一病態現象。*因此，在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國家從全能到無能已不是個別現象，而一些國家的人們更是陷入了無奈的現實困境：*專制是集中的暴力，無政府狀態是分散的暴力。*在這種意義上，亨廷頓關於秩序、穩定及組織與制度化的觀念仍然是我們理解今天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重要依據。亨廷頓時刻仍在持續。

未遠去的大師

自由主義價值與保守主義本能間痛苦的張力、社會科學理論要求與現實政策制定要求之間的創造性張力，既塑造了過去幾十年來政治學的學科特徵，也成就了亨廷頓非凡的學術品質。

亨廷頓是一位強勢思想家，在其學術生涯中總是不斷孕育和創造新的學術思想和觀念。但在政治學學術與思想淵源上，他絕對不是一個離經叛道者。他對古人先賢有着“健康的尊重”（healthy respect）。在亨廷頓的研究中可以發現與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布丹、孟德斯鳩等先哲政治思想的重要的智力聯繫，馬基雅維利更是其著作中最少引證但卻最明顯地體現了其精神的思想家。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認為，在有關民族國家構建所提出的建議方面，馬基雅維利超過了整個現代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亨廷頓對制度穩定的柏克式的讚許使他在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諸多目標中將秩序與穩定置於最優先位置。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國家大量出現的那個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成為一種潮流，亨廷頓關注並回應了不同時期的時代命題，也為不同時期的政治學研究帶來複雜的、同時也是受歡迎的變化。

亨廷頓是一位難以歸類和簡單定位的政治學家。自由主義價值與保守主義本能間痛苦的張力、社會科學理論要求與現實政策制定要求之間的創造性張力，既塑造了過去幾十年來政治學的學科特徵，也成就了亨廷頓非凡的學術品質。亨廷頓帶給我們還未終止的亨廷頓時刻，也使政治學成為一個不斷呈現新思維的引人入勝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