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勞工案判決意見不合 日韓關係鬥而不破

韓國最高法院於10月底，在4名韓國人對新日鐵住金(舊日本製鐵)要求受害賠償的勞工案審判中，下達了新日鐵住金公司支付每名受害人1億韓元(約60萬人民幣)的判決。

所謂勞工，是指二戰中在工廠等地被強制進行勞動的人。隨着日韓邦交正常化，在1965年締結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關於兩國及個人財產和權利的問題已“完全且最終解決了”，作為兩國政府間的共識，這項協定也成為戰後日韓關係發展的基礎。

韓國總理李洛淵於判決下達時表示，第一，尊重司法判決;第二，治癒受害者的傷痛;第三，積極考慮未來韓日關係的走向。李洛淵表示將會充分參考專家的意見，並在年內或者明年年初明確該問題的方向性。由於此次的賠償判決是無視《日韓請求權協定》的司法判決，作為日本方面是不能接受的。針對判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這是不符合國際法的判決”。外務大臣河野太郎也對駐日韓國大使提出抗議。然而，對於此類事件原本應採取更為嚴厲的應對措施，但是考慮到在韓美軍以及朝鮮問題，作為日本政府方面，選擇何種方式來應對此次事件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關於《日韓請求權協定》，早於2005年，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曾表示“韓國政府有責任解決勞工案中所牽涉到的個人對日本企業要求賠償等問題”，換言之這應該是韓國的內政問題。事實上迄今為止，日本對韓國的態度是不夠強硬的。這致使韓國方面產生了“無論做什麼都會被原諒”的錯覺。

作為日本政府方面，因牽涉到朝鮮半島的安全保障問題，選擇何種方式來應對此類事件原本的確較為困難。然而，朝鮮和美國之間進行直接對話等方案的施行，可以説已經為日本政府採取對策降低了近一半的難度。另外，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貿易規模逐漸縮小，而競爭的激烈程度較之前更甚。在此意義上，對安倍提出的“擺脱戰後體制”構想的實現，呈現出非常有利的局面。因此日本國內輿論認為，在當下的時機，日本有必要明示將與韓國進行正面對峙的決心。

日韓兩國於1965年締結《日韓請求權協定》的同時也簽訂了《日韓基本條約》，根據條約規定，日本向韓國提供了計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加之隨後提供的借款，總額達到約8億美元，是當時韓國國家預算的2.3倍。可以説，沒有日本的鉅額援助就沒有之後的漢江奇蹟，這是國際社會的共識。韓國方面無視協定下達賠償判決，無疑從根本上動搖了戰後日韓關係長久以來的根基。

與此同時，在2015年12月的日韓和談中，關於慰安婦問題，日韓雙方基於協定達成“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的共識。隨後日本方面履行約定，出資10億日元在韓國設立和解·治癒財團。然而，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對朴槿惠當政時日韓雙方所達成的共識持否定態度。不僅於2018年年初，發表敦促日本方面對慰安婦進行謝罪的新方針，更於年中在內閣會議上提議由韓國政府代替日方承擔10億日元的出資，最終目的在於解散財團。可以説，日韓兩國在慰安婦問題上達成的共識，事實上最終流於形式，失去了其原本的意義。

勞工案判決下達、慰安婦財團解散等騷動，使得日韓關係降到了比較嚴重的衝擊，並且進入一個微妙的邊界地帶中。首先，即使基於勞工案的判決結果，韓國法院目前並沒有採取強制執行及財產扣押等行動。例如新日鐵住金的應收債權本可以馬上扣押，但是韓國方面的司法當局或許是基於其他意圖而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其次，關於解散慰安婦財團，目前韓國政府僅宣稱“將花費數月至一年的時間解散財團”，並沒有提及廢除協議、就協議進行再協商等內容。與此同時韓國國內輿論對勞工案的判決結果卻讚不絕口。

筆者認為，在日本方面真誠道歉的前提下，韓國政府可以像解決慰安婦問題那樣設立一個專門財團來解決勞工問題，而且財團設立的前提是由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共同出資，這才是針對現狀較為合理的解決方案。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案對於日方來説很可能難以接受，可預見的是，日本企業或將與韓國方面拉開距離，長此以往勢必會對雙邊的經濟往來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在韓國，目前有大約70家日本企業同樣面臨着被起訴的局面，極有可能引發新的類似於勞工案的訴訟案件。韓國最高法院繼新日鐵住金之後下達判決，勒令三菱重工進行賠償便是最好的證明。

另外，既然韓國不是理想的貿易伙伴，那麼日本極有可能會對韓國進行經濟制裁。作為能夠最大限度映射出國家政策的韓國產業銀行、中小企業銀行、韓國進出口銀行等，其經營狀況會逐漸變得困難。加之目前伴隨出口所發行的信用證等是在日本銀行信用框架體系下才得以成立的現狀，假如日本方面取消這個信用框架，那麼對於韓國的外匯交易及出口勢必會產生較大的影響，韓國作為貿易依存度很高的國家，其經濟狀況有可能會急劇惡化。日本金融廳只需提高對韓國的相關債券所進行評價的風險係數，韓國的債券以及韓元均會產生暴跌的可能性。

此外，日本國內輿論認為，作為日方，更改對韓國的簽證政策以提高入境日本的難易程度，也是表明日方態度的手段之一。日方不僅要向駐日韓國大使提出抗議，而且也需要在召回駐韓日本大使的基礎上進行對韓經濟緊縮，以此來顯示日方的強硬態度。

針對此次事件，國際上有輿論聲稱，日韓關係已經多次出現危機，此次危機也是暫時的。筆者認為，此種預測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也許比想象更加嚴重一些。韓國法院扣押日本企業在韓資產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對此日本政府也表明立場，“如果在韓日本企業的利益受到不正當損害，日方將立即向聯合國國際審判法院(ICJ)提起訴訟”。而韓國方面一邊喊話日方“需要日本企業及日本政府展示誠意並採取舉措”，最終卻不採取任何強制執行的行動，所以，可預見的是在此後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兩國間關係將進入摩擦期，且有極大可能會一直持續膠着狀態。

韓國方面下達對勞工案的判決，無疑使得日韓關係降到了冰點。就目前的東亞形勢來看，日韓兩國作為彼此之間重要的戰略合作伙伴，如果只是一味互相譴責，那麼對現狀的改變沒有任何裨益。戰後兩國正是因為在共同立場和認識下，得以確立面向未來的友好合作關係，正是因為有這種彼此之間相互需要的關係，才得以實現歷史性的和解。此次韓國單方面下達脱離國際社會常識的判決，勢必會對兩國外交及經濟往來造成較大影響。

韓日關係中的矛盾和衝突很多，不僅有勞工案問題，也有慰安婦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島嶼與海洋爭端問題等，可以説幾乎每年雙方都會向對方提出各種各樣的抗議。但是，雙方都會把這種矛盾和衝突置於可控範圍之內，不至於使雙邊關係惡化。由於韓日兩國都是美國的盟友，假如韓日關係走向惡化，將嚴重影響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戰略部署和利益，美國絕不會袖手旁觀，而會向兩邊施壓。所以，韓日兩國更像是一對鬥而不破的、互不服氣的鄰居。

(本文作者王文姬、李敦球，曲阜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