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恪勤：歐洲的“老本”為何吃不下去了

法國“黃背心”運動已進入第7周，其背後折射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等許多深層次問題，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歐洲一些國家的民眾受“黃背心”啓發，正以類似方式表達自己對社會不公的抗議，這也是“黃背心”運動向荷蘭、比利時、德國等地蔓延的原因。

經濟實力是各國發展與穩定的基石，也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高福利制度的基礎。二戰以後，發達國家藉助對發展中國家的“剪刀差”獲取比較高的利潤。同時，外部世界對發達國家的競爭壓力小，來自發達國家的產品不少居於壟斷地位，為高福利制度提供了物質支撐。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國這樣的傳統發達國家面臨前所未有的、來自其他發達國家以及快速崛起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壓力。新興國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讓很多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跨國公司的成本在這個過程中降低，但本國勞動者卻失去很多崗位，生活沒有得到多少改善。同時國內產業競爭壓力極大，以往的優勢比如法國汽車業優勢不再，國家税收壓力加大，經濟發展受到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在保持傳統產業優勢、開發新的生產動能方面採取有效措施，在更高層次上追求發展。更高層次的發展意味着更高層次的教育與科研投入，這就需要壓低社會生產成本、增加產業競爭活力。因此，馬克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過減税增強企業活力，通過壓縮社會福利削減政府負擔。問題是，減税會帶來財政收入減少，壓縮社會福利開支會引發社會矛盾激化。應該説，公平與效率始終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對矛盾，現在這對矛盾變得越發難以平衡。

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高税收、高工資都是歷史形成的，在歷史上曾經有實施條件，現在則成為經濟發展的負擔，不減不行，但要減下去絕非易事。而且，相比以英美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國家，以法德為代表的萊茵模式國家還面臨更高的國家福利成本。相比起來，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施羅德擔任德國總理以後推行的改革，降低社會負擔，削減勞動力競爭成本，使德國可以集中精力於創新產業。儘管施羅德個人政治生涯因此受到影響，改革卻成功了，其效果後來得以體現。可見，改革是必由之路。

在法國身上，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一種困境，想要保持優越的“生活品位”，但競爭優勢已經不再;國家急需改革，但多年經濟低迷導致中下層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對變化非常敏感，對改革的承受能力有限。同時利益多元化、政黨碎片化、抗議動員網絡化、政府行為短期化、民主要求極化等“民主弊病”，以及人口老齡化、民粹主義崛起、難民問題、恐怖主義等因素，使得改革環境脆弱，政府改革空間非常狹窄，稍不留心就會出問題。

特朗普的改革也是在類似背景下推出的，但美國的整體競爭力比法國要強。而馬克龍的難度在於，他的社會政策是左翼的，經濟政策卻是右翼的。習慣了高福利的民眾，養成了“誰都知道要做出犧牲，誰都不願做出犧牲”的狹隘想法。以往有政黨與政府來調節各階層利益，但在網絡時代，不滿向各階層病毒式擴散，以往習慣於跟工會談判的政府失去可以對話的明確對象，對社會的控制力減弱，不知道改革該往哪個階層、哪個方向去。這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通病。

對於歐盟國家而言，還有一個限制因素，就是歐盟對預算赤字、債務等的規定，限制了國家調節工具的使用，使政策改革更加僵化。如法國不僅要考慮國內因素，還要考慮歐盟的許多規定和要求。

應該看到，在最新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然靠前，問題是在紅利越吃越薄、改革空間越來越小的情況下，如何吸取以往教訓，將改革推行下去。馬克龍的方向是對的，但他年輕氣盛，不是很注意改革方法，採取“齊頭並進”的方式，這種負擔的累壓終於借燃油税問題爆發。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從國際國內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可以總結出一些關鍵點。成功的改革要有良好的國內基礎、較好的國際環境以及有效的政府改革政策，具體來説：改革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凝聚人心，要避免被“民主弊病”折磨得諸事難為;要堅持以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目標，只有不斷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才能更有效地帶動共同富裕，讓社會公平有更多調節手段，讓人民滿意、社會穩定;改革要分步驟，從易到難、逐步推開，在一些地區和行業先行先試;要注意處理近期利益、近期目標與長遠利益、長遠能力的關係，不要急於許諾，陷入短期政府、矛盾社會、無效治理的循環;中國的改革開放讓社會各階層都從中獲益，而西方的改革以往一定是要有部分人付出成本。在改革空間很小的時候，改革的技巧就要越發細膩，講究改革的策略，提高治理能力，做通各個階層的工作，不能像此次法國改革一樣，在經濟剛剛出現起色，社會還經不起折騰的時候，就一劑猛藥灌下去。(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山西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