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園區吹響改革再出發號角
回顧即將過去的2018年，作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先行軍和“領頭雁”，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國家高新區用實際行動書寫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新故事。中國園區，已成為我國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的重要策源地，成為轉方式、調結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
改革，是這一年中國園區轉型力量的底色，它塑造了園區輝煌的過去，也吹響着再出發的號角。
晉級“國家隊”
保持前進，是對歷史最好的致敬方式。
2月28日，國務院新批覆12家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升級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使得國家級高新區陣營擴大到168家。伴隨着“創新驅動”戰略的深入人心，包括河南、湖南、廣東下轄的多個三四線城市紛紛加入爭創“國家級”高新區的行列，在進取心之外，他們為何對“國家隊”趨之若鶩？
7月9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在北京召開部分國家高新區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座談交流會，會議透露的數據給出了部分答案：
“穩中有進、穩中向好”，是上半年國家高新區經濟的整體特徵，相應的數據支撐是：今年1—5月，156個（不包括新晉者）國家高新區共實現營業收入12.35萬億元，同比增長8.13%；新動能不斷成長，推動國家高新區走向高質、高效。比如，1—5月，中關村六大高新技術領域實現總收入15630.4億元，同比增長17.3%，佔園區總收入的比重達81.6%；濟南高新區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86%。此外，放管服改革釋放了國家高新區創新創業的活力，今年1—5月，擴容前的156個國家高新區新註冊企業13.6萬家，同比增長25.3%。
一句話，國家級高新區已經成為我國區域創新發展的核心載體和重要引擎。
改革生動力
創新創業生態，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國家高新區的走勢。
6月，南京市公佈《國家級開發區全鏈審批賦權清單》和《賦予高新園區全鏈審批權限指導目錄》，分別將220項、165項審批權限賦予兩個國家級開發區和15個高新園區。今後，這些園區將以扁平、標準、便利的全鏈審批，實現開發區“園內事園內辦”。
曾經，濟南高新區做什麼事情都要到市屬部門“繞圈”。為打破桎梏，濟南高新區把區內的所有部門壓縮到17個部門，實行大部制。比如所有與二產相關的部門職能整合，組成“科技經濟運行局”；所有與三產相關的職能整合，組成“服務業促進局”……大部制的整合，解決了“九龍治水”難題，更使得項目從拿地到開工的時間，從300天縮減到10天。
國家級高新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試驗田，理應站在國家和社會的改革潮頭。人們還記得，30年前，中國第一個科技企業孵化器在東湖高新區誕生；如今，最新發布的《中國光谷2035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綱要》又成為全國高新區、自主創新示範區首個發佈的面向2035的創新驅動發展綱要。
是改革激發的內生動力，讓光谷實現了“從概念到現實，從白紙到畫卷，最終因光纖光纜產量世界第一而聞名全球”的跨越，成就了一個傳奇。
回顧30年國家高新區發展史，歷數其先行先試的一次次創舉，可以看到，正是以改革精神破解時代命題的魄力和智慧，才得以在挑戰中積蓄擁抱未來的嶄新力量。
比拼軟實力
“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走訪各地園區，不少人都對這句話印象深刻。
在蘇州高新區的中科蘇州地理科學與技術研究院裏，中科院院士周成虎領銜的“遙感大數據協同計算與產業化應用”課題團隊正忙着進行數據分析處理。有了地理信息大數據，就如同給人們裝上了“火眼金睛”。
在煙台園區，榮昌製藥公司董事長王威東亮出了自己的“招數”——變“招人才”為“找夥伴”“聘CEO”，即高端人才只要帶着技術過來，不需任何出資便可持股，與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海歸博士的加盟，也讓邁百瑞抗體藥物外包技術取得了國內居首、ADC藥物大規模產能亞洲第一的輝煌戰績。
有高大上的硬件，更需要以人才為核心的軟實力去駕馭。大院大所的人才帶給園區的財富，不能以單純的經濟效益來評估，更多的是集聚和裂變效應形成的創新“渦輪增壓”，讓地方創新驅動勢頭越來越強勁。如今，這句話已成為中國園區的共識，各級園區正爭先恐後地加入到“打造人才高地”的潮流中。
年初，成都高新區推出以“金熊貓”為名的重磅人才計劃，立志通過新政的力量打造“人才跨區域流動的節點樞紐”，乃至未來全面融入全球人才資源網絡；作為國內縣級市中首家國家級大學科技園，常熟國家大學科技園通過與省內外20多所重點院校建立專業合作聯盟機制，有效探索了高校科技優勢與地方產業需求高效對接，基層科技資源加速集聚的創新模式……
以人才為核心，強化創新創業生態，中國園區裏的科技型企業正循着“創意—創業—瞪羚”的成長路線走下去。
裝上新引擎
一排藍色的機械手一出手，四方形的鋁合金板和其他零部件就牢牢焊接了起來，完成了可升降電腦桌的安裝。接着，它們“手”一揮，產品又排着隊送往智能視覺系統檢測，準備打包出貨運往海外……在“用工荒”頻現、人力成本高企的當下，以辦公傢俱研製為主業的佛山迪賽納公司已嚐到了智能製造帶來的甜頭。
傳統企業迪賽納的“機器人替代”行動，正是中國園區尋找“新引擎”計劃的一部分。通過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有效提升園區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中國園區正謀求新的騰飛。
除了傳統的產業平台，廣東清遠高新區也不乏當下時髦的新型研發機構。比如廣東聚航新材料研究院。這是一家以研發為項目產業化服務，同時以項目產業化收益反哺研發的運營思路實行雙軌項目制運營的孵化器。兩年前，在第五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廣東賽區總決賽中，該院的紅外熱成像傳輸材料團隊榮獲新材料行業一等獎，以91.67分的成績居首位，成為清遠高新區打造“新引擎”的載體。
把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優化產業結構作為主攻方向，這是中國園區長久以來的堅守。方向正確，自然事半功倍，如今國內園區智能經濟、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等新的經濟形態不斷湧現，已成為我國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的重要策源地。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新材料等新經濟形態正在國家高新區蓬勃發展，一批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正在加快形成。
如果我們再擴大一下視野，盤點中國園區中那些實力雄厚、名聲在外的“名片”，無論是被稱為“中國光電信息搖籃”的武漢光谷，“中國大數據計算中心”的貴陽數谷，還是“中國量子通信技術高地”的濟南量子谷，他們的成長壯大，無一不是心無旁騖，深耕主戰場的結果。
“綠西瓜”邏輯
“180天之內拒絕400億的投資”，聽上去有些瘋狂，但聊城高新區卻有自己的邏輯。
在坐擁近千畝的濕地“九洲窪”的聊城高新區，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備受青睞，節能環保產業、電子信息產業、新材料及新能源產業、高端製造業、生物科技產業等由此被納入“棋局”，而在此之外的投資，則全被拒絕。這是聰明的選擇。
門口的人工湖底是地源熱泵，樓頂鋪滿了光伏電板，還有天然氣分佈式能源站……讓人吃驚的是，蘇州協鑫工業研究院8萬多平方米的建築體內超過50%的電能可以自給自足。而它所在的蘇州工業園區清潔能源消費佔比達75%以上，成為國內清潔能源利用比例最大的國家級開發區。
污染物都是放錯地方的資源。在興發集團宜昌精細化工園，一箱箱有機硅新材料正等待裝車，誰能想到，生產有機硅的原材料多來自化工產品的污染物、副產品。高科技的介入，讓企業內能實現小循環，區域產業鏈也實現了大循環。
捨棄400多億元的投資，又爭取到400多億元的新項目落户，表面上看，聊城高新區得失相抵，但丟掉的是落後產能的“黑芝麻”，招來的卻是新興產業的“綠西瓜”，這種做法被當地人稱為“綠西瓜”邏輯。這種邏輯，已經成為國內園區的共識和堅守，成為“環境變現”的生動演繹。
“減肥”出效益
作為工業大區，如何破解低效用地、低端產能、低效企業，盤活閒置土地和廠房，實現高質量發展？
這是擺在國內不少園區面前的問題。合肥經開區的破解之道是出台促進工業企業增效升級、工業企業績效綜合評價、低效閒置用地清理處置、閒置廠房管理等四個方案，細化“創新轉型升級”的制度設計，在安徽省率先建立以“畝均效益”為核心的企業績效綜合評價制度，力圖打造“畝均效益第一區”。
“瘦身”，顯然是瞄準了積弊。長期以來，中國園區要從粗放型走集約型，土地利用率不高，投資強度不夠，產業集聚度不高，產業配套服務環境不優等問題必須解決。
“堅持‘一縣一區’原則，每縣（市、區）只保留1個省級開發區；允許市（地）直接管理的開發區‘一區多園’，但每個區不能超過三個園，且每個‘區中園’應各具主導產業。”黑龍江發佈《關於促進黑龍江省開發區優化整合的實施意見》，拉開了園區“減肥”的帷幕。
效果很明顯，看得見的“美麗”使黑龍江省“老”字號生產經營企業有50%落户開發區，“原”字號深加工企業有40%在開發區投資建廠，“新”字號已經引進了哈飛空客複合材料、中航科工鈦產業、奧瑞德藍寶石、機器人智能裝備、漢能太陽能薄膜電池等大項目。
瘦是為了壯。這些大型產業項目的引入，無疑促進了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層次提升。
三十年聚變
1988年6月，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正式成立。十幾個人，兩台車，就這麼幹起來了；1993年，李光耀來到蘇州考察，決定在蘇州城東打造另一個“新加坡城”。
依靠42所高等院校，50多個國家、省部級科研院所，東湖高新區演繹着“科技變現”的神奇：脱胎於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的烽火科技集團，成了“會賺錢的實驗室”；長飛光纖在武漢郵科院的支持下改變世界光纖光纜格局……30年間，上世紀80年代末的“電子一條街”也漸漸演變成了一座意欲媲美硅谷的科技新城。
在沒有任何可借鑑、可參考的先例下，蘇州工業園區在產業與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和管理、社會治理等領域，先後編制實施了近100項規章制度和管理辦法，在全國首創了充分授權的一站式服務中心，首創空陸聯程通關模式，設立了全國首個綜合保税區……
如今，既是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又是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蘇州工業園區，已成為一座發展現代化的產業新城，吸引着全球的高端人才、創新資源在這裏碰撞、匯聚……
經過30年發展，國家高新區總數已達168個。這些國家高新區集聚全國近40%的高新技術企業，全國互聯網百強企業中96家誕生於國家高新區，形成了以中關村、深圳、杭州等為代表的全球創新高地，誕生了一批如小米、華為、阿里巴巴等有世界影響力的高新技術大公司。
同時，國家高新區的聚集與輻射效應彰顯。截至2017年，國家高新區集聚研究院所2900多家、各類大學800多所、企業技術中心11000多家。與此同時，156個國家高新區中，高新區GDP佔所在城市比重超過20%的44個，超30%的20個，超50%的8個。
瞄準“世界一流”
30年來，高新區在中國各地百花齊放，湧現了一批如中關村、上海張江、杭州濱江等高水準的國家級高新區。這批高新區也成為了衝擊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中堅力量。
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旨在打造代表國家科技發展最高水平，全面參與全球競爭的先鋒園。2006年，確定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深圳、西安、武漢東湖和成都等6個國家高新區作為建設“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試點園區；2015年，杭州、蘇州工業園納入建設體系，建設體系擴大至“6+2”。2018年，合肥高新區和廣州高新區雙雙入選。至此，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試點和示範單位擴大到10家。
中國要培育世界一流的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一流的高技術產業，必須要建設一流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張志宏説，國家高新區特別是先進的高新區，要圍繞一個主攻方向和特色產業，通過有效組織方式，把國家重大專項，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和創新平台組織起來。
一句話道出了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羣體特徵。比如今年的新晉者合肥高新區已形成了涵蓋設計、製造、封裝測試、設備等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條，集聚各類集成電路企業129家，其中設計企業約佔全國的1/6。
2017年，合肥高新區集成電路產業完成營收235.6億元，複合增長率位居全國前列。同時，“中國聲谷”是全國唯一的人工智能領域國家級產業基地。
在新的時代，擺在中國園區面前的使命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發展培育新興產業，當好排頭兵。他們也是這麼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