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中西部是中國經濟的戰略縱深

即將過去的2018年，儘管面臨貿易戰等諸多外部壓力，但是中國經濟依然走勢穩健，特別是中西部很多省份的增長速度大面積超越更發達的東南沿海：前三季度中國增長最快的10個城市中，9個來自中西部。中國經濟新增長點的湧現，恐怕又會讓很多唱衰中國的評論者失望了。

中國經濟東西部區域發展不均衡，既是長期困擾政策制定者的挑戰，同時也是中國持續發展的戰略縱深空間。中西部持續增長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這種發展機遇，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經濟學原理就能解釋通——過去四十年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外向經濟的迅猛發展，東南沿海積累了大量社會財富和工業產能、拉高了沿海居民收入和工資水平、造就了與中西部省份的生產成本的“落差勢能”。

因此，這幾年大量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紛紛“內遷”，將製造業產能從珠三角和長三角遷移到包括江西、安徽、重慶等內陸省市，帶動了當地的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並逐漸形成規模效應和產業鏈，有效地緩解了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而被衝擊的“中國製造”競爭力。產業的再佈局，也為中西部企業帶來了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提升了經濟發展的質量。

與此同時，以高鐵為代表的現代交通物流網絡建設，讓中西部經濟在互聯網時代擁有了更加便捷的交流方式。隨着人力、貨物、資金等生產要素流動成本降低，不僅改善了投資者對中西部省份的增長潛力預期，更大大增強了中西部省份經濟的綜合競爭力。例如，通過高鐵，以往“難於上青天”的蜀道，現在只需要三個多小時就可以從西安到達成都，大大縮短了傳統意義上的交通時間和運輸成本，帶動了兩地經濟的交流和共同發展。

數字技術進步的力量同樣不可小視。以“中國硅谷”貴陽的大數據建設為代表的互聯網時代新經濟發展模式，對城市地理、地緣位置的硬性要求在降低，區域經濟發展跨越了傳統地理空間的限制。中國人口基數大，互聯網新經濟潛力更大，不僅電子商務的數據硬件中心都建在中西部，電子商務軟件平台的快速發展也讓中西部更具特色的農副產品便捷地銷往全國，讓中西部經濟趕超東南沿海插上了“數字經濟”的翅膀。

當然，從中西部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轉化為中西部全面崛起的新格局，依然需要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持續努力。首先，就是中西部各級政府職能的轉變。這種轉變的難度，遠遠大於東南沿海各省市——地處內陸的傳統小農經濟文化慣性，以及傳統“官本位”的理念，都需要在現代經濟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中逐漸轉變。值得欣慰的是，隨着越來越多年輕幹部走上市縣一級關鍵的領導崗位，諸多跡象顯示越來越多的政府職能從投資拉動向服務民生轉化，進而為中西部企業發展營造更加良好的營商和投資環境。

另一箇中西部的經濟發展“短板”是現代金融的體系建設。以滬深交易所為代表的中國金融中心，都在東南沿海地區，內陸金融的發展相對滯後。更為嚴峻的是，中國屬於傳統的陸權國家，內陸地區的生產、文化、宗教具有不同於海權體系的獨特之處，需要相對獨立的“陸權金融”體系建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的內陸多層次資本市場、普惠金融、金融扶貧體系的實踐，都取得了良好的示範性效果，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廣泛關注。

總之，中西部經濟的發展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部分，是東南沿海“先富帶動後富”的模式延展，是中國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縱深。也只有從中國經濟整體佈局的角度考慮，更加合理地進行人口、產業佈局，才能真正最大化發揮中西部增長潛力的牽引作用，實現中國經濟整體的轉型升級。(作者是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