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木：偏執性格害了老張

他是我大學的同窗，姓張，綽號“男胖”。我們先後走出校園，又到了同一個工作單位，一口氣共事了35年。

記得大學時，每個宿舍都有一本學校訂的《紅旗》雜誌，熱心的讀者中就有男胖。碰到重要文章，他還經常自己再買一本，用鉛筆比着尺子畫重點。一條線表示重要，兩條線表示更重要，三條線則是重中之重。

那時流行談心活動。我是班級團組織委員，他是團小組長。一天，他滿腹心事地找到我，説近來有一個問題想不通，很苦惱，希望我能幫助他疏導一下。問題大得嚇人：他堅信共產主義，但很多事情讓他覺得共產主義恐怕實現不了。我們交談了很長時間，最後總算統一了看法：我們是學生，主要任務是學習，這類大而遠的事，輪不到我們操心。

我們在校期間正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每人每月發一張點心票，可以買半斤餅乾、點心。他總是買來一包餅乾，開了封后放在半開的抽屜裏。餅乾香味飄溢，這對飯量特別大，卻又經常吃不飽、總是飢腸轆轆的他來説，該是多麼大的誘惑!但他不為所動，安之若素，硬是磨練自己。有一段時間，他每天練競走，風雨無阻，有時肩上還扛着重物。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他兩條腿的內側都磨破了。從未聽男胖講過他的雄心壯志，但我想，他刻意鍛鍊身體，磨練意志，是在默默地為未來做準備。

那時人單純，畢業時同學間互相臨別贈言，我對他説的是：你質樸勤奮，自我要求嚴格，有股牛勁，這是優點;但喜歡鑽牛角尖，愛走極端，思維方式上有些形而上學。我還特別叮嚀：這些毛病不改可能要一輩子吃虧。

1967年，我們由同學變成同事。我剛到單位，就聽到一些議論。有人説，你那個同學可真厲害，領頭造反，到處奪權。他狂熱的勁頭我完全可以想象。“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的號召，又有那麼堂皇的名頭，他不頭腦發熱、行為偏激才怪。“四人幫”粉碎後，他的處境一度很難。我當時任黨支部委員，覺得應該實事求是地為他説些話，於是在不同場合都説：“老張本質是好的，是個好人，他主要吃虧在思想方法上。”

老張常年在國際部夜班當檢查。有段時間夜班值班副主任嫌新華社和本報駐外記者發的消息稿數量少，內容單薄，便讓老張抽空從《參考資料》上編些綜合性的消息。自接這個差事後，老張每天到下班時間也不走，一直幹到天亮。他將自己編寫的見過報的消息貼在舊雜誌上，並裝釘成冊，取名《雨點集》。領導和同事都勸他要悠着點，長此以往，身體會吃不消的。他哪裏聽得進，幾年下來，厚厚的《雨點集》集了近10本。顯然，這些成績的取得是以他身體的透支為代價的。

前幾年，我們都退休了，時間充裕，一身輕鬆。本該是老人專享的人生幸福，但他有福也不享。他有糖尿病，得知治療此症只有通過運動和控制飲食後，就想在這方面創造奇蹟，每天兩小時快步走，還時時小跑，總是大汗淋漓。有段時間，效果還真不錯，糖尿病主要指標都下來了。有天早上，他帶着自己買的血糖儀給我倆量，他的血糖指標比我的還低。這自然令人高興。然而不久後的一天，他就在電話裏告訴我，最近去醫院檢查身體，醫生説他得了肺癌，基本上確診了。他很苦惱，想找我談談。不一會兒，他神情沮喪地走進我的書房，淚水在眼眶裏打轉。

説什麼好呢？我知道他很相信“充足理由論”，便裝得理由十足地安慰他，反覆説不會有問題。第一，他身體底子好，抗病能力強;第二，單位的幾位老同志患肺癌好幾年了，現在都活得好好的;第三，醫療技術日新月異，説不定很快就能根治癌症。説這些話時，我同時在想：他的病是否與他鍛鍊過度、身體透支有關？當晚，他愛人在打給我的電話裏哭着自責：“老張對自己的糖尿病太重視了，這不敢吃那不敢吃，又使勁鍛鍊，營養哪裏跟得上？我當時怎麼沒想到阻止他……”

患病半年多，老張就走了。這些年，大家一起結伴去看望生病的老同學時，他曾是拎水果、提牛奶的“壯勞力”，不承想他會走得這麼快。在向他遺體告別那天，老同學們大發世事難料、人生無常的感慨，我同時想起了那句“性格決定命運”的老話。(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