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創造力的秘密？就是奇怪 - 彭博社

一位遊客在德國馬格德堡2016年展覽“Xanti Schawinsky - 從包豪斯走向世界”中觀看“Olga-Olga”的舞台背景複製品。詹斯·邁耶/AP想到包豪斯，腦海中浮現的圖像將是流線型、時尚和極簡的：德紹建築的乾淨線條和垂直字母，馬塞爾·布勞爾的 瓦西里椅， 瓦根費爾德燈， 瑪麗安·布蘭特的茶壺，或 馬克斯·比爾的廚房時鐘。人們甚至可能想到包豪斯的後裔，如宜家或蘋果。然而，儘管這些美學確實忠於現代主義設計學派，但它們只講述了故事的一部分。許多模仿者錯過了包豪斯賦予可能變得無趣的功能主義設計的生命力的元素；包豪斯的超現實、感性、非理性和本能的精神。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芝加哥以冷靜、派對和陽光克服DNC懷疑者納粹掩體的綠意改造將醜陋的過去變成城市的眼球吸引者聖保羅的Cortiços如何幫助庇護南美洲最大的城市跨大陸的公共交通競賽要理解這個更奇怪的包豪斯，必須回到它形成的熔爐。德國建築師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在經歷了無數次瀕死經歷和創傷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歸來，發現他的國家幾近破產。那時充滿了疲憊的氣氛，但也有一種近乎歇斯底里的希望感。凱撒逃往荷蘭，斯巴達克斯在街頭佔領，革命的氣息瀰漫在空氣中。在缺乏有償工作的情況下，格羅皮烏斯和他的建築師同伴們開始夢想，想象出與他們剛經歷的地獄形成鮮明對比的樂園幻影。

他們開始以化名進行通信，這被稱為水晶鏈，充滿了富有遠見的烏托邦啓示。他們的繪畫作品從盧克哈特兄弟的懸崖和洞穴紀念碑到布魯諾·陶特的山頂水晶宮，緊隨其後。作為一個腳踏實地且冷靜的人，格羅皮烏斯試圖將他們的幻想付諸實踐。他幫助組織了未知建築師展覽，這一願望將成為他即將到來的包豪斯的核心。“讓我們拆掉那些我們誤導的書本知識在藝術之間豎起的牆壁，讓我們再次成為建築師，”他宣稱。

早期的包豪斯比人們想象的要奇怪得多——而且更具表現主義。它的宣言通過包豪斯第一位教師 里昂內爾·費寧格 的“社會主義大教堂”木刻插圖和格羅皮烏斯在文本中的近乎宗教的熱情，完美地概括了這一點。帶着一絲浪漫主義，格羅皮烏斯回顧了 Die Bauhütten 中世紀的行會，他們如何共同合作創造 Gesamtkunstwerk（從尖頂到彩色玻璃再到門把手的總藝術作品），就像他宣言中的哥特式大教堂一樣，並感嘆自那時以來在藝術與工藝之間人為設置的障礙。包豪斯將試圖為新的現代時代復興這種精神。

為了開始一種全新的現代設計世界的方式，格羅皮烏斯知道他必須創造一個童年。教學團隊是格羅皮烏斯組建的一羣古怪的先鋒派不合羣者，最初似乎在這個挑戰中被嚴重誤配。那裏有精神上的光頭 約翰內斯·伊滕，他追隨古老的波斯火教Mazdaznan，1920年建造了一個失落已久的彩色玻璃“火塔”，並鼓勵他的學生通過自律進行冥想和淨化。還有費寧格，曾是美國的一位先鋒漫畫藝術家，專注於神秘的木刻和描繪荒涼人物與破敗建築融入幾何形狀的氣氛角度街景的畫作。與他們並肩的是瑞士的理想主義藝術家 保羅·克利，他的近乎神秘的作品似乎是由童年、夢境、民間傳説和無意識的漂流物構成的，還有俄羅斯的 瓦西里·康定斯基，他的萬花筒般的風景和城市景觀逐漸解體並輻射到其他抽象世界。他們作為教師的表現極為出色。甚至在包豪斯成立之前，康定斯基就曾寫道——與格羅皮烏斯的情感相呼應——“打破藝術之間的壁壘……並最終證明藝術的問題不是形式的問題，而是精神內容的問題。”

對於那些反對並最終關閉包豪斯的外部人士來説，這所學校播下了混亂和顛覆的種子。然而，從一開始就有一種結構和精神在其中。為了開始一種真正現代的設計世界的方式，格羅皮烏斯知道他必須創造一個童年。舊的、腐朽的、貴族的和帝國的世界的裝飾被拋棄，這個世界導致了戰爭的災難。相反，設計將是美麗而簡單且實用的，就像約瑟夫·哈特維希的 包豪斯國際象棋套裝，其棋子根據移動方式而成型。原色成為包豪斯的商標，提供了一種統一性，將原本各異的作品聯繫在一起，從 赫伯特·拜爾的亭子 到阿爾伯斯的圖案，再到阿爾瑪·西德霍夫-布舍爾的玩具。顏色不僅被視為裝飾，還與情緒、音樂、氛圍、不和諧和和諧相對應；迴響着包豪斯音樂教師 格特魯德·格倫諾 的旋律和和聲。存在一種童稚的驚奇和簡單，但意圖是實用的。“調動我們內心的力量，”伊滕聲稱，“意味着以兒童的方式創造。”這也是一種以可辨識和商標化的秩序調動個體多樣才能的方式。

精簡的包豪斯在其第二個階段發展起來；主要是隨着 拉茲洛·莫霍利-納吉 的到來。匈牙利構成主義者對格羅皮烏斯產生了巨大影響，並改變了學校的方向。“藝術與工藝——一種新的統一”的口號，變成了“藝術與技術——一種新的統一。”如此大的轉變使得像克利和費寧格這樣的老大師們擔心自己的工作和相關性，尤其是伊滕因引導學生進入神秘的教派領域而被替換。然而，儘管莫霍利-納吉有着許多技術官僚的特徵，但他也有很多古怪之處。他通過電話創作繪畫，並通過刮擦和操控唱片製作音樂。最重要的是，他鼓勵學生從好奇的去陌生化的角度看待和拍攝世界（他的專長是在懸掛於無線電塔的高度拍攝），孕育了 新視野，這在 艾爾莎·蒂曼 的發現模式和 弗洛倫斯·亨利 的傾斜肖像中得到了證明。赫伯特·拜爾的照片拼貼作品，如他著名的 “孤獨的大都市”（1932），其眼睛從翻轉的手掌中凝視着城市，部分歸功於莫霍利-納吉。山脈岩夫在包豪斯周圍拍攝的斜角鏡頭以及他為抗議 “對包豪斯的攻擊” 而創作的憤怒照片拼貼作品也是如此，都是納粹軍隊在1932年的行為。

在包豪斯，隨着格羅皮烏斯（甚至後來漢內斯·邁耶和密斯·範·德·羅赫）的約束，確實感受到了一種煥然一新的清晰感，抑制了奢侈和模糊。他始終致力於創建一個民主和平等的學校；為學生提供廉價的食物和補貼的教育。赫伯特·拜爾的 通用字體 1925年在這方面具有象徵意義，因為它沒有大寫字母。包豪斯還因經濟需要被鼓勵超越藝術的左翼。為了生存，他們必須銷售商業產品，如瑪麗亞·拉施的壁紙和 瑪格麗特·卡米拉·萊特里茨 的作品。在這裏，目標也是進入並改變許多人的日常生活。

合作，而非自我，是包豪斯倫理的核心。格羅皮烏斯宣稱的初衷是“通過打破傳統思維模式來解放個體，以便為個人經驗和發現鋪平道路，使其能夠看到自己的潛力和侷限。”下一步是從“我”轉向“我們”。遵循整體藝術的理念，包豪斯教導一切都值得經過深思熟慮的設計，從欣內克·謝佩爾的壁畫課程到貢塔·斯托爾茨的紡織品。最終目標是結合所有學科，打破自我設限的障礙，彙集於建築——這一終極的綜合學科。一個成功的例子是現在已失傳的 索默菲爾德住宅。這座建築是為一位大亨用退役木製戰艦的殘骸建造的，看起來更像是阿爾卑斯山的弗蘭克·勞埃德·賴特，而不是包豪斯。它是有機的、地方性的和裝飾性的。裏面有馬塞爾·布勞爾設計的椅子，約瑟夫·阿爾伯斯的彩色玻璃窗，約斯特·施密特的幾何雕刻，等等。遺憾的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毀。

另一個包豪斯合作的典範是包豪斯劇院，結合了從舞台設計和服裝到海報和手偶的一切。它在富有靈感的奧斯卡·施萊默的指導下達到了頂峯，特別是他的作品“三位一體芭蕾舞”。它有三個幕、三個主要角色和三種情緒，似乎將對立的狀態結合在一起，達成某種新的超人類合成，維特魯威人被轉化；阿波羅與狄俄尼索斯，機器與人類，紀律與衝動。實際上，這是一種絕佳的藉口，穿上從機器人到束縛、從科幻到兒童玩具的奢華服裝，但這些服裝仍然顯得超現實。這個芭蕾舞仍然似乎超越了我們的時代，更不用説他們的時代了（它啓發了 新秩序的“真實信仰”音樂視頻，由菲利普·德庫夫勒製作）。

還有其他令人興奮的預言時刻，來自路德維希 希爾施費爾德·馬克的 色彩光影 的光投影和音樂配樂，以及赫伯特·拜爾的格羅皮烏斯研究（1923）的等距視頻遊戲預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包豪斯的合作 生活的樂趣 使參與者在保持相同精神的同時，在不同學科之間具有一定的靈活性。關鍵在於，正如包豪斯基礎課程的第一條規則所説，“通過自己的經驗和感知來解放創造性力量，從而解放學生的藝術才能。”這些經驗會改變，但他們會做好準備。當包豪斯藝術家阿爾弗雷多·博爾託盧齊（被納粹視為“墮落者”）被禁止繪畫時，他投身於同樣包豪斯風格的舞蹈藝術，成為一名著名的芭蕾舞者，以及在巴黎的編舞和舞台設計師。

這些聚會被視為一種創造性和宣泄的出口，團結了包豪斯成員並在更廣泛的社區中傳播信息。舞蹈是包豪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格羅皮烏斯對合作的重視延伸到了社區意識，導演鼓勵師生之間的“友好互動”。（今天，這種權力動態會受到質疑。但據稱，包豪斯內性別之間的互動導致了71樁婚姻。）這些活動具有專注和創造性的非正式性。“告訴我你如何聚會，我就告訴你你是誰，”施萊默聲稱，他不僅設計了戲劇活動，還設計了包豪斯因而聞名的許多公共聚會。還有季節性聚會：燈籠遊行、火熱的夏至、以奇幻且常常不切實際的風箏為特色的空中游戲節，以及聖誕節的禮物派對，每月的化妝舞會和教師的生日慶祝活動。然後還有獨特的主題活動（例如“鬍鬚、鼻子和心臟節”）鼓勵富有想象力的時尚、髮型和娛樂活動，如音樂樓梯和笑聲衣櫃。在1929年的金屬節上，參與者通過懸掛的銀球下方的滑道進入，伴隨着鈴聲，進入一個充滿穿着機械錫箔服裝的人的舞廳。

這些聚會被視為一種創造性和宣泄的出口，團結了 Bauhäusler，並在更廣泛的社區中傳播信息，儘管有時在一些清教徒的眼中顯得不屑一顧。它們對格羅皮烏斯來説具有儀式性的目的，但也是通過幽默和謙遜來平衡虛榮的一種方式；例如，導演會為每個學生提供食物。這些活動由包豪斯的內部樂隊伴奏，演奏泛國家音樂，面向泛國家的觀眾，伴隨着爵士樂和“令人震撼的節奏，留下深刻印記”，用他們自己的話説。這一切都是更大計劃的一部分，“遊戲變成聚會——聚會變成工作——工作變成遊戲，”正如伊滕所説。

包豪斯旨在創造一個平等和開放的環境。“任何健康的人都可以成為音樂家、畫家、雕塑家或建築師，”莫霍伊-納吉聲稱，“就像他講話時，他就是一個‘發言者’。”而這正是包豪斯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1927年，埃裏希·孔塞穆勒拍攝了一張 包豪斯學員的 Bauhäuslers 照片，布勞爾、瑪莎·埃爾普斯、卡特·博斯和魯思·赫洛斯-孔塞穆勒。這些人物在他們凌亂的中性姿勢中似乎超越了時代，強烈地像是一支Shoegaze樂隊。然而，儘管有許多女性藝術家和設計師在學校中成長，包豪斯卻因其管理層的偏見而浪費了大量人才。

它確實傳達了平等的信息（歡迎“任何品德良好的人……無論年齡或性別”），在當時顯得相當進步（例如，在德國大學中，教授“種族衞生”並不罕見）。它鼓勵外國學生以及來自工人階級和弱勢背景的學生入學。三分之一的學生是女性，半數男性學生是年輕的戰爭退伍軍人，他們面臨着有限的機會和隱藏的創傷。學生們可以獲得廉價的食物和偶爾的兼職工作，而如果他們不得不在教師樓裏過夜，通常也會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女教師和女學生卻發現自己被排除在許多部門之外，這讓像安妮·阿爾伯斯這樣的傑出人才感到沮喪。許多人被迫進入紡織行業，主要是由於伊滕荒謬的堅持（以及格羅皮烏斯的接受）認為女性在二維方面比三維更有技能。學校一些最有才華的學生創作的作品既是對包豪斯的反抗，也是因為包豪斯而產生的（例如，格特魯德·阿恩特的面具肖像），或者在被認可之前不必要地掙扎了太久，就像瑪麗安·布蘭特的金屬作品一樣。最終，他們失去了機會。包豪斯也因自身的盲目而失去了機會。

儘管存在缺陷，當納粹關閉包豪斯時，一個進步和多元化的力量被壓制了。許多包豪斯人繼續在世界各地創作創新作品並建立自己的創意圈。在他們生命的盡頭，像格羅皮烏斯和阿恩特這樣的領導者懷着極大的懷念回憶包豪斯，只希望以小包豪斯聚會的方式被人們銘記。其他人則沉浸在隨之而來的戰爭和種族滅絕中。或許沒有其他人能更好地體現包豪斯的超現實和快樂一面，施萊默作為一個被納粹德國視為“墮落藝術家”的破碎男人去世。他的最後作品是他從窗户望向外界的憂鬱畫作。

如果今天有人想要模仿包豪斯，重要的是要記住構成它的奇異、愉悦，甚至有序混亂的元素，這些元素造就了它的獨特性。同時，也要記住它未能實現自身雄心和原則的時刻。它就像我們一樣，施萊默的包豪斯標誌畢竟是一個人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