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貿易戰和關税對誰的傷害最大？美國貧困和工人階級 - 彭博社

要更好地理解今天的貿易戰，請回顧幾年前的情況。2017年1月12日，噹噹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準備搬入白宮，而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則在打包搬出時，奧巴馬團隊的三位經濟學家向保護主義發出了最後一擊。他們在網站Vox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美國關税是一種任意且倒退的税收。”

富人支付的關税比窮人多，但那是因為他們一般購買更多的東西，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離任主席傑森·弗曼與委員會成員傑伊·香巴赫和員工經濟學家凱瑟琳·拉斯共同寫道。

彭博商業週刊博格包，托特包的克羅克斯，如何贏得美國媽媽的青睞減税自我償還及其他童話故事印度腐爛的稻米引發對莫迪食品政策的不滿美國芯片引導的俄羅斯導彈擊中了6歲女孩他們寫道，收入較低的人羣最能感受到關税的痛苦。到2014年，税前收入最高十分之一的家庭在購買產品時，關税成本嵌入價格中，所花費的税後收入不到0.3%。而税前收入最低十分之一的家庭，税後收入中超過1.5%用於支付關税，作者們發現。

關税負擔佔税後收入的百分比

來源：傑森·弗曼，凱瑟琳·拉斯，傑伊·香博

那是在自由貿易的時代，在特朗普開始提高對中國及其他地方進口商品的關税之前。今天，所有階層的美國人都要為關税支付更多。但拉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在一次採訪中表示，負擔在貧困人羣身上仍然相對更重。

低收入消費者往往將大量資金花在從中國進口的低價服裝和其他商品上。另一方面，拉斯表示，高收入人羣則在同樣來自中國的高端消費電子產品上花費很多。拉斯説，關税對窮人影響最大的主要原因是，窮人沒有太多的緩衝：他們收入的更高比例用於各種消費。而富人則儲蓄了更高比例的收入。

特朗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由凱文·哈塞特擔任主席，比奧巴馬的更支持關税，但即便是特朗普的顧問也承認了其缺點。 2018年總統經濟報告指出，關税提高了消費者的價格。相關段落出現在報告的第496頁 [PDF]:

關税既帶來好處，也帶來成本。聯邦政府在2018年從新徵收的關税中獲得了144億美元的收入。歷史上，收入是關税政策的主要推動力，儘管一個多世紀以來它並不是（伊爾温2017）。除了這筆收入，國內生產商也將從關税保護支持的價格上漲中受益。抵消這些好處的是消費者以更高價格和減少消費的形式支付的成本。外國出口商也承擔了一部分關税的經濟影響，儘管這種程度因產品而異。對於可替代產品，如商品，外國影響最小。

關税如何影響社會不同階層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關税對美國人和中國人的影響。如果美國消費者可以輕鬆地轉向沒有關税的產品，那麼他們就不會承擔太多負擔。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現成的替代品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中國出口商將佔據上風。

5月13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中國出口商將承擔大部分美國提高關税的衝擊。他寫道：“最近已經證明，美國只支付了4個點，而中國支付了21個點，因為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補貼產品。”這是對去年由Benedikt Zoller-Rydzek和Gabriel Felbermayr為歐洲經濟與財政政策研究網絡撰寫的政策簡報的準確總結[PDF]。Zoller-Rydzek是瑞士温特圖爾ZHAW管理與法律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和講師，而Felbermayr是德國基爾大學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所長。

可以肯定地説，特朗普推特上提到的報告代表了少數意見。大多數經濟研究發現，美國消費者承擔了來自中國進口商品的高關税的大部分負擔，因為進口商通過提高價格將所有或幾乎所有的關税轉嫁給消費者。5月13日，高盛集團的經濟學家引用 了兩篇最近的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論文。“首先，”高盛總結道，“美國關税的成本完全落在美國企業和家庭身上，而中國出口商收取的價格沒有明顯降低。其次，關税的影響明顯溢出到與受關税影響商品競爭的美國生產商收取的價格。”第二點很重要：當關税上升時，給國內生產商提供了提高價格以獲取更大利潤的空間。對於支持提高關税的人來説，這不是缺陷；這是一個特性。

美國出口商在美國提高對中國的關税時受到影響，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反制關税。1936年，出生於俄羅斯的英國經濟學家阿巴·勒納提出，當一個國家提高進口關税時，其貨幣會調整以補償。對貿易伙伴的進口需求降低將壓低貿易伙伴貨幣的價值，假設市場有效運作。國內貨幣的相對升值將損害出口商，因為他們的商品在外國市場上變得更加昂貴，勒納寫道。根據他的理論，進口税會反作用於一個國家的出口。

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對經濟學家伊萬·維爾寧和阿爾諾·科斯蒂諾特最近檢查了勒納的理論在實踐中是否有效。在2018年的一篇 論文中，他們得出結論，理論大多是成立的。“正如我們所展示的，”他們在上週給我發的聯合郵件中寫道，“在比最初認為的更廣泛的情況下，這一理論依然成立，包括在全球供應鏈、貿易不平衡、市場力量、價格或工資粘性、行為偏差和非線性税收的存在下。從這個意義上説，作為經濟學中的理論結果，它相當穩健。”

還有一項研究值得引用。今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了一篇 論文，題為“關税的宏觀經濟後果”，涵蓋了1963年至2014年間的151個國家——換句話説，比平均學術研究包含的數據要多得多。其作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達維德·弗爾切裏、斯瓦爾納利·哈南和喬納森·奧斯特里，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的安德魯·羅斯。

經濟學家們開展這個龐大的項目是因為他們擔心迄今為止大多數對自由市場的辯護往往是理論性的，或者關注微觀而非宏觀的情況，或者已經過時。他們的研究是實證的、宏觀的，並且是最新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自由貿易確實更好：“我們發現關税增加在中期內會導致國內產出和生產率的經濟和統計顯著下降。關税增加還會導致更多的失業、更高的不平等以及實際匯率升值，但對貿易平衡的影響很小。”

“我認為我們的研究並不新穎，”伯克利的羅斯説。“它量化了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