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應用程序能否保護自行車道免受不良駕駛者的影響? - 彭博社
Sarah Holder
想要舉報阻礙自行車道的司機嗎?有應用程序可以做到。馬特·魯爾克/AP假設你在舊金山的使命區看到一輛卡車阻擋了自行車道。使用一款名為 安全車道的新應用程序,你可以拍下違規車輛的車牌照片,並將其上傳到一個不斷更新、帶有GPS編碼的地圖上。同時,安全車道會將你的圖片通過車牌識別器處理。然後,它會使用該ID自動填寫投訴表,並直接提交給城市的非緊急311服務。如果你運氣好,官員會迅速回應,車輛將被拖走,或者司機會收到罰單。你還會得到一份違規車輛之前所有交通罰單和罰款的列表。自行車道將會清晰,某人(希望)會吸取教訓,而你也會得到一些令人滿意的結局,這將對社會留下積極的——潛在的救命——印記。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聖保羅的貧民窟如何幫助庇護南美洲最大的城市僅使用公共交通的跨洲競賽悉尼中央火車站現在成為建築目的地由於住房成本高,民主黨人精煉YIMBY信息在瓦倫西亞街,安全車道的用户記錄了普鋭斯、送貨卡車、皮卡和優步在每幾英尺的地方阻擋自行車道。看到這些違規行為(用紅色或黃色感嘆號表示)在不斷更新的地圖上,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視覺提醒,顯示城市街道上的安全危機:自行車道被忽視,自行車騎行者和行人正 被司機殺害,而城市未能兑現他們所做的 零願景承諾。 有了這樣的應用程序,公民擁有了可以讓司機對危險行為負責的工具——而城市也獲得了建設更好自行車基礎設施所需的數據。
但是人們車牌的照片,以及它們在地理標記地圖上的位置,並不會在正義得到伸張後就消失:它們仍然存在於互聯網上供任何人查看。隨着其他類型的公民驅動犯罪追蹤在我們的城市空間中形成越來越廣泛的全景監控,記錄和展示這些數據的行為變得更加複雜。
亞馬遜的Ring門鈴——房主安裝在前門的視頻監控設備——現在被全國超過400個警察部門使用 來抓捕罪犯。Citizen,一個抓取911和警察調度數據的犯罪追蹤應用,允許旁觀者直播和評論正在進行的緊急情況,為用户提供城市混亂的實時快照——這可能會對居民對城市的看法產生 心理影響。在社交媒體平台Nextdoor上,鄰居們可以發佈關於搶包和“可疑人物”的更新,以及傢俱贈送和失蹤狗的通知,這使得一些人將該網站視為一種 種族刻板印象的培養皿。而一項 Buzzfeed News 的調查發現,即使是常規的城市運行311投訴門户也越來越多地被用於報告在正在改造的社區中違反噪音規定的行為。
在這個旨在最大化城市騎行機會的蓬勃發展的科技環境中,一款保護自行車道的應用程序脱穎而出,成為平衡騎行者與司機之間權力關係的有益手段。但它是否也讓我們在滑向自我監控社會的道路上又邁出了一步呢?
“社會文化已經發生了轉變,正常化了在公共場合拍攝他人照片和視頻是可以的,”舊金山大學數據研究所應用數據倫理中心的創始主任 Rachel Thomas 説,同時她也是在線編程學校 fast.ai 的聯合創始人。公共領域的隱私幻覺可能一直都是一種幻覺,但隨着更多的目光和鏡頭聚焦於街道,“被看見”的古老實踐可以迅速演變為“被分享”和“被存儲”。也許還會在公眾輿論的法庭上被不公正地審判和定罪。
這套新的公民報告技術武器有着不同的形式和風險程度,在許多方面反映了一個更廣泛和更古老的趨勢:將社交媒體作為告發同齡人的工具。(參見:這張關於 伊萬卡·特朗普的車隊 在華盛頓哥倫比亞高地阻塞自行車道的抓拍圖像。)
但人們越來越希望創建一個集中記錄不良行為的網站——任何人都可以訪問,並且可以作為其他潛在違法者的威懾。這部分是因為人們意識到地方政府並不完全能夠承擔執法的任務,並且並不總是迅速、高效地行動,或符合公眾的最佳利益。而且,這種情況還受到 技術沙文主義信念 的推動,認為從任何人和每個人那裏收集數據是解決世界問題的第一步和最關鍵的一步。通常,官僚機構甚至不會考慮徹底改革系統——比如自行車基礎設施——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許多城市根本沒有資源自己收集這些證據。
“本質上,311應用程序就像電梯上的‘關門’按鈕:你會覺得自己在做某事,但實際上並沒有做任何事情。”斯蒂芬·佈雷奇,一位來自舊金山的設計師和工程師,在特斯·羅斯坦去世後構思了安全車道,羅斯坦在今年三月騎自行車時被撞身亡,地點是在舊金山的霍華德街。如果那條街上有保護性自行車道,佈雷奇説,也許羅斯坦就不必為了避開停放汽車的擺動車門而駛入交通,或許卡車也不會撞到她。
他表示,現有的報告司機違規行為的機制存在嚴重限制:舊金山的311應用程序無法通過照片的元數據記錄汽車被發現的確切位置。(安全車道可以。)它無法立即告訴你那輛車累計了多少其他交通罰單和報告。(安全車道可以。)即使311確實收到準確的報告,也不清楚辦公室會如何處理這些報告,或者何時處理。“現在,311應用程序本質上就是電梯上的一個[關門]按鈕,”佈雷奇説。“你會覺得自己在做某事,但實際上並沒有做任何事情。”
安全車道的用户可以快速瞭解一輛違規車輛積累了多少交通罰單。屏幕截圖,許可證號碼已刪除/安全車道擁有一個公開可見的地圖使市民能夠識別出可能不易察覺的危險模式。例如,安全車道用户記錄的大多數被封鎖的自行車道發生在羅斯坦被殺的兩條街區範圍內,布賴奇説。這些知識反過來可以推動有針對性的政治行動。一個UPS卡車在平台上被識別,已經有10個舉報和27個罰單。例如,安全車道可以將這些信息帶給UPS,要求他們加強司機培訓,並將不良司機趕出道路。當與其他數據彙總時,布賴奇表示,他正在將違規熱點提請城市當局注意,以便他們也能採取行動。
“如果司機知道有一箇中央數據庫正在追蹤這些違規行為,並且他們正在被監視,這也可以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威懾,”布賴奇説。“這類似於紅燈攝像頭被證明可以威懾司機闖紅燈。”
紅燈攝像頭技術的安全益處顯而易見,它們自動捕捉闖紅燈或標誌的車輛圖像,然後開具罰單,保險公路安全研究所的研究表明,這些攝像頭減少了違規和事故的發生率。但與紅燈攝像頭相關的隱私權利權衡也引發了批評。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已呼籲城市推遲部署它們的過程,因為擔心它們可能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公民自由倡導者認為,他們收集的信息可能 **“**被用於追蹤魯莽司機以外的目的。”在六月,德克薩斯州與其他七個州一起完全禁止紅燈攝像頭,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司機倡導團體以類似的理由反對使用紅燈攝像頭,認為其使用妨礙了正當程序。
每年在美國,有超過800人因司機闖紅燈而遇害;其中大約一半是騎自行車的人或行人。但對紅燈執法攝像頭的抵制非常強烈。梅爾·埃文斯/AP“無論最初的意圖是什麼,關於監控的知識使得監控工具最終指向較弱勢羣體,”托馬斯説。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新興的報告技術有潛力重新平衡這種權力:房主可以在工作時反擊那些來偷竊他們財物的小偷;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可以對那些阻礙和威脅他們的龐大車輛進行一些報復。
但一旦這些信息被收集,權力的層次就變得更加複雜。在舊金山,執法部門和私人機構收集的車牌信息被存儲在一個數據庫中,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獲得了訪問權限;隱私和移民倡導者警告説,ICE可能會輕易利用這些信息來針對無證移民。如果那輛阻擋自行車道的車屬於一個移民身份不確定的人,他們的車牌信息和位置被用來加速驅逐怎麼辦?如果房主分享給警方的Ring攝像頭錄像幫助他們識別錯誤的嫌疑人——或者亞馬遜將其用作廣告讓成千上萬的觀眾看到怎麼辦?托馬斯説,能夠揭露無武裝黑人男性被警方殺害的手機錄像同樣可以被用來羞辱一名在工作時吃午餐的華盛頓地鐵員工。
““我以前騎自行車上班,但現在不騎了,因為我覺得這太危險了,所以我對這種挫敗感表示同情,”她説。“但我真的——我對進一步正常化監視和以其他方式發佈信息感到不安。”
“這更像是對人們的一種宣泄,因為你只能讓人感到羞愧,如果他們知道自己被羞愧。”Braitsch表示,他永遠不會在應用程序中提供駕駛員的個人信息,並指出政府門户網站已經允許人們請求涉及碰撞或因闖紅燈而被罰的人的車牌號碼。他只是讓這個過程更加簡化和可訪問。既然有這麼多工具可以幫助監視,也許公民自己只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使用這些工具,以及如何不使用它們。
來自華盛頓特區的數據智庫Mathematica的系統分析師Mark Sussman共同開發了一種不同類型的交通安全報告應用程序,該應用程序在七個月前以測試模式推出。名為“我的駕駛怎麼樣”——並將很快更名為“我們的街道”,以反映它所追求的未來——Sussman的網絡應用程序允許人們識別在華盛頓特區街道上以危險方式停放、移動或停放的車輛,並直接向停車執法、311或出租車部門報告,如果它們是Uber或出租車。“我的駕駛怎麼樣”還讓人們看到每輛車收到的未支付交通罰單數量;Sussman表示,記錄約為37,000美元。迄今為止,與12,000個提交相關的未支付罰款總額為300萬美元。
但是雖然它記錄了每輛車的位置和車牌號碼,How’s My Driving並沒有在地圖上繪製這些車牌的圖片。目前,那些想要直接向311報告違規行為的人必須在推特上向該部門發推——但在更新版本中,將會有更多的整合,不再需要這種公開的報告。Sussman表示,這是故意的:既是為了保護舉報者免受社交媒體的反擊,也是為了保護司機的隱私。
“[當]我們開始這個項目時……人們在推特上使用這作為一種所謂的‘羞辱’工具——但我並不這樣看,”Sussman説。“這更像是一個宣泄的過程,因為你只能羞辱那些知道自己被羞辱的人。”現在,更加重視即時反饋。例如,如果對一輛出租車展開調查,舉報違規的用户將收到應用內通知。本月,How’s My Driving發起了一場為期一天的公交車道突擊行動,召集了一羣志願者在H街監測華盛頓特區的專用公交車道,以查看有多少車輛阻礙了它們。他們記錄了近300起違規行為,並獲得了大量當地媒體的報道。
“僅僅可視化是不夠的,”Sussman説。“如果你只是從外面大喊,並沒有任何作用*。*”他和他的聯合創始人將最初作為一個寵物項目的想法轉變為一個成熟的企業,獲得了資助、參加了初創企業加速器項目,並與一家希望幫助保持其車輛守法的當地共享出行公司建立了B2B合作關係。他正在與奧斯丁、阿靈頓和匹茲堡進行對話,希望也能加強他們的交通執法工作。
“如果你問任何停車執法機構,他們會説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開罰單],而這是一種最大化他們現有資源的方法。”,”他説。“突然之間,如果你在街上有更多的眼睛在標記那些做危險事情的車輛,你在整個城市的覆蓋面就會大得多。”
薩斯曼和布萊奇都強調的是,他們和其他騎自行車的人在沒有一個可以發佈他們所見的場所之前感到的無助,以及他們現在所獲得的滿足感。在大衞·薩洛維什,一位備受喜愛的華盛頓特區自行車倡導者,在四月騎行時被 被一名駕駛被盜麪包車的司機殺死後,薩斯曼説人們告訴他,他們轉向這個應用程序是因為這“是可以做的事情。”
“在311請求和911請求之間存在一個服務缺口,特別是針對街道安全,”薩斯曼補充道。“如果一輛車阻擋了自行車道,或者停在斑馬線或人行道上,那就是一個緊急請求。”我的駕駛情況和類似的報告工具可以提升這種緊迫感,並確保官員傾聽行人的呼聲。
到目前為止,僅僅在社交媒體上抱怨還不足以做到這一點,布萊奇説;像安全車道這樣的應用程序可以幫助騎自行車的人建立“足夠的民兵或羣眾,以對當選官員施加壓力以做出回應,而不是人們只是隨機地一次扔一支飛鏢。”
換句話説,是政府的不作為,而不是技術本身,使得這支民兵被徵召去通過他們的門鈴和智能手機監視同胞。而政府的行動可以平息他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