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人們需要警惕的是迷信私企_風聞

          茅於軾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不要再迷信國企》。説【中國改革40年，懂得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好處。可是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有一個前提，即資源是私有的。】

        首先這個標題就是錯誤的：現在經濟理論界還有“迷信國企”的現象存在嗎？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論在經濟理論界，還是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即使還有人特別重視國企的作用，也不再存在對國企迷信的現象了。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所以，這篇文章的標題就是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表現。是為了他的私有化理論的需要，而人為製造的一個虛假命題。       

        其次，市場配置資源就是一個虛假概念。       

         什麼叫”市場配置資源“？         

        市場本身只是一種交易關係。配置資源的不可能是市場本身，而只能是參與市場交易的各方。        

        如果配置資源是從財富要求出發，按照價格指向進行，就是在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資源配置。人們能夠做的就只能是這樣。        

        因為市場本身不是任何交易方，它本身也沒有任何資源可做交易。所有的資源配置活動都是市場參與方根據價格指向進行的。人們要做的，不是【讓市場配置資源】，而是根據市場規律要求，優化資源配置。不可能存在所謂的“市場配置資源”。      

      |茅於軾可能要説了，“市場配置資源”指的是民營企業根據市場規律進行資源配置，是從否定政府與國企按照計劃經濟思想配置資源的角度提出來的概念。        

        這是不明白什麼是市場，所導致的錯誤思維。       

         市場就是交易各方按照價格指向進行資源交易的場所。不管參與市場的交易方是誰，只要他是按照價格指向進行交易，就是在遵循市場規律。而沒有任何一個交易方會故意違背價格指向進行交易。        

        存在的問題只是，有的交易方因為環境的不利，或者主觀能力的不足，會誤判了價格變化規律，從而做出錯誤的交易行為。        

        因此，不能説政府與國企的資源配置行為就是違背市場要求的——那更多的民營企業經營失敗，難道是因為他們實行了計劃經濟思維下的資源配置導致的？         

        也許茅於軾還要強辯：民營企業失敗是因為市場優勝劣汰規律導致的；但是政府與國企資源配置錯誤，卻往往是與國家計劃連在一起的，因此不能算按照市場要求配置資源。        

        這又是以為政府與國企必然不懂市場規律的錯誤思維的表現——因為他們絕不願意承認政府與國企會主動向市場其他方讓利，所以國企與政府的經營效益低下，一定是因為不懂市場規律的結果。        

        崇拜西方意識形態的人們，都會説這麼一句話：“市場是看不見的手”。        其實，市場這隻“手”並不是真的看不見——否則，那些經濟學家比如茅於軾，怎麼有理由要求別人相信他們的理論？        

        這隻“看不見的手”，其實只是沒有人能夠完全地看見。而越是對信息掌握少的人，看見的越少，對信息掌握越多的人，就會看見的越多。       

         當然對信息掌握較多的人只能是少數，所以比較能夠適應市場規律要求的人只能是少數。也因此市場規律決定了，財富分配必然會傾向於少數財富精英。        

        那麼市場上最有信息蒐集能力的是誰？當然是政府！其次才是包括國企在內的大型企業。

        因此，從邏輯上説，相對於一般的民營企業，政府與國企對於市場規律的掌握，絕不會更少。所以他們的經濟計劃就不會特別的違背市場規律要求，於是他們按照經濟計劃進行的資源配置，也就不會特別的違背市場規律要求。        

        這裏，有必要提醒一點的是，市場與計劃不是對立的：任何人——當然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經濟資源配置，都是先有了計劃，然後才會有行為的。所以不能因為政府與國企的資源配置是按照經濟計劃進行，就否定他們資源配置行為的市場性。        

        為了指責國企存在的不合理，茅於軾説【嫌疑犯不能當法官，裁判員不能踢足球。這是公認的道理。違背常理，事情一定會亂套。】        

        這話説的很愚蠢：【嫌疑犯不能當法官】，難道嫌疑犯是可以從事經濟活動的？        

        對了，茅於軾曾經為泛亞金融詐騙活動站台。詐騙真相暴露後，他連一句自責的言論也沒有發表過。看來他是以為嫌疑犯有資格從事經濟活動並大發橫財的。        

        【裁判員不能踢足球】這話倒是不錯。但是裁判員的兒子，可不可以踢足球呢？如果可以，那麼國企是政府的兒子，當然可以從事經濟活動了。               所以，即使站在私人資本的立場上，指責政府會在市場裁判中不公平，邏輯上也只能指責政府，而不是因之否定國企從事經濟活動的合理性。        

        而事實上，作為一個老經濟學家，他應該知道這樣一個事實：        

        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都是有着較大比重的國企經濟成分的。就是這些國企的存在，支撐了這些國家曾經的“黃金髮展時代”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自從他們不得已將國企私有化以後，他們的經濟發展就再也沒有快起來過。        

        明知道這個事實，而指責中國國企的存在不合理，是因為年紀大了，思維有問題了呢，還是因為特殊利益關係決定了，他就要替特殊利益集團發聲，這是個問題。        

        為了指責國企的存在遏制了私營經濟的發展，茅於軾還説：        

        【中國的國企在企業中是一個另類。因為它是市場的管理者主辦的企業，它既有管理者的權力，又在市場中賺錢。國家辦企業，誰能賺得過它？它有國家作後台，可以不遵守市場規則，為所欲為，沒有誰能管住它，市場就全亂套了】。並舉例説：        

        【中國的銀行都是國家辦的，老百姓不允許辦銀行（美國有5000多家銀行，全都是百姓主辦的）。因為銀行和國企是同一個老闆，所以銀行給國企放貸很寬鬆，給民企放貸就要嚴格審核，防止國有的銀行把利益輸送給了非國有的企業。銀行貸款中的這種不平等對待，極大地破壞了市場的運作。】        

        如果真的是這樣，中國的私營經濟即使不被全部壓死，至少應該生存的很悽慘吧？可是事實是：        

        1978年，按照當時的匯率1美元兑人民幣1.684，中國GDP2164億美元，美國22974億美元，中國GDP不到美國的10%。        

        很顯然，這是在人民幣匯率嚴重高估基礎上的數據。如果將美元對人民幣匯率提升四倍，1美元兑人民幣約6.7，當年的中國GDP就只為500億美元多點，為美國的不到3%。但是2017年，中國GDP已經達到美國的70%！            1978年前，中國民營經濟幾乎完全空白，從1978年民營經濟從業人員數量只有14萬人這個指標分析，當時的民營經濟佔GDP比重應該不到1%。而到了2017年，民營經濟佔GDP比重已經超過了60%！經濟總規模超過7萬億美元。        

         也就是説，即使將中國的國營與外資經濟規模剔除，只計算民營經濟部分，也是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GDP從只相當於美國的不到3%，上升到今天的相當於美國的70%，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大約為美國的3倍多；那麼同期中國民營經濟規模從不到GDP的1%上升到超過60%，期間的民營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會低於GDP增速的3倍。兩個三倍相乘，中國民營經濟這期間的增長速度就應該是美國經濟增速的9倍！        

        一個市場亂套的經濟體，一個國企可以為所欲為賺錢的市場，私人經濟發展速度達到舉世無匹的程度，是不是證明，只有亂套了的市場，才適合私營經濟的發展呢？那茅於軾是在替誰指責國企現象呢？        

        至於銀行貸款問題，任何銀行貸款都追求安全性與盈利性兩個指標。而大型企業相對於中小型企業，在這兩方面都能夠更好地符合銀行的要求。這是世界各國共同的現象。即使是在美國，大型企業也享受着中小企業所沒有的銀行貸款優惠條件。        

        而中國的國企基本上是大中型企業，私企大多是中小型企業。所以茅於軾這裏指責中國的國有銀行在貸款問題上偏向國企，是違背市場規律要求的。       

        其實今天的中國經濟理論平台上，迷信國企的現象根本就不存在，最多也就有一些為國企現象辯護的。倒是迷信私企的現象特別嚴重。        

         經濟理論領域的自由派論者對於國企現象深惡痛絕。指責國企壟斷市場，是社會不公正和經濟低效率的源頭。其實他們沒有真正懂得經濟原理，尤其沒有懂得市場經濟原理，才會如此反對國企現象。        

        國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它的本質目的不在於獲取利潤，而在於根據市場情況靈活調節市場經濟運行。        

        當市場或行業經濟活動過熱的時候，它可以提高供應價格，實際上起到為政府增税的作用，防止經濟或行業擴張過度；在某些因特殊情況而供不應求的行業，它可以低價供應資源，起到降低經濟或行業成本，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這時候它的實際作用就等於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需要，而擴大財政支出。        

        自由派要説了，市場會自動調節經濟運行，為什麼要國企來做這個事情？        

        依靠沒有國家資本進入的市場調節經濟運行，在經濟水平低的經濟體會讓國際壟斷資本居於操縱地位，使被操縱的經濟體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只能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利潤來源。當世界經濟狀況好的時候，雙方共贏；可是當世界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國際壟斷資本會及早脱身，把危害留給被操縱者。        

        當國際壟斷資本抽身的時候，發展中經濟體沒有本國的資本能夠頂上去，經濟危機就會比發達國家更嚴重。而在危機面前能夠頂上去的，只能是國家資本。因為這時候的民間資本也只會退避三舍——否則他們會因為虧損而被消滅。國家資本因為從政府的本質職能要求出發，這時候必須要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國家資本從哪裏來，當然是從税收和國企經營收入中來。由於國企必須支撐經濟的平穩發展，所以在經濟或行業情況不好的時候，不能為自己的資本利潤要求提高價格，或者裁減成本。那麼就只能在經濟或行業情況好的時候，提高對市場的資源供給價格或者裁減成本。

        這裏所謂裁減成本，就是利用市場行情好的時候，適當提高資源供應價格、把一些非核心資產推向市場，提高國家資本效率。

        在發展中國家，國企還有一個重大作用，就是相對不顧成本的科技更新，在超越本國經濟階段決定的資本利潤要求的水平上，用民間資本不願意花費的成本，從國外引進或者模仿國際先進科技成果，實現科技更新的跨越式進步，從而確保隨着經濟水平的提高的需要，可以向市場持續推出先進科技，促進生產力快速進步。        

        這就是中國這幾十年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關鍵原因。        

        經濟理論領域裏的自由派論者反對國企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所謂的產權界線不明確，導致腐敗和低效率。

        這很明顯是對於西方股份制企業的現象故意失明。西方現代大型企業多為股份制公司。公司經理人同樣往往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或者大股東。

        從這個角度説，也存在產權界線不明確的問題。因此在邏輯上同樣存在腐敗與低效率的可能。所以美國的克萊斯勒汽車公司也曾經因為效率問題瀕於破產境地。可見這不是國企獨有的問題。

        至於用國企出現的一些失敗事例來證明國企的體制問題，在邏輯上也可以用更大量的民企失敗現象，來質疑民企體制有問題。面對同樣的市場規律，國企與民企都會出現一些企業因為經營失誤而遭遇失敗，這個邏輯不是很明瞭的嗎？        

        國企有沒有獨有的問題·？有！那就是他肩負着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的部分責任。不能像其他企業一樣，可以完全根據市場要求作出有利於公司利潤需要的反應。       

         比如市場看壞，民間資本逃避風險的時候，國企不但要挺住，還可能要按照政府的要求，追加投資，以防止市場經濟信心的崩潰。他們因此向市場注入的有效需求，未必能給自己帶來利潤——往往是虧損，卻是防止市場崩潰、維持市場資產價格和民間資本投資信心，與市場利潤空間的重要條件。        

        那些盲目批判國企現象的人們，被一些民企經營者以為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是，如果沒有國企對於市場的調節的作用，他們會死的很慘。        

        印度沒有中國這麼多的國企。按理説那裏的民企應該經營的很好了。可是2012年，中國民企一年的出口額比印度整個出口額多出4700億美元！這説明印度的民企發展得遠不如中國的民企好。原因之一就在於中國的國企提供了中國經濟——當然包括民營經濟在內——發展所需要的重要條件。        再進一步看看西方國家的經濟歷史，上世紀二戰以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濟中的國企比重都很大，相伴隨的是西方國家經濟增速的相對很快；自從經過對於國企私有化浪潮以後，西方國家的經濟再也沒有過快速發展的時期了。原因很簡單，沒有了國家資本對於市場的有效調節，經濟增長就沒辦法持續快速增長。        

        從國企與經濟的關係這個規律我可以斷定，印度想要連續多年保持經濟增速達到10%，在十五年之內實現GDP總量達到10萬億美元的宏偉藍圖，只會是一場白日夢。因為他們現在沒有，而且因為它的社會體制決定了，將來也不會有，像中國這樣高比重的國企經濟。        

        當然，由於經濟規律的原因，中國的國企經濟比重也會逐步降低。這也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速不會再回到前些年的超高速時期。但這是經濟規律的結果，不是經濟倫理的要求。那些從自以為的經濟倫理要求出發，批判中國國企現象的人們，應該閉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