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迫切需要良知重建的, 是有錢有地位的那些人_風聞

朱永嘉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導讀］2018年，讀者們是不是覺得世界變化比之前更快了一點？在中國與世界都面臨巨大變局、新技術革命突飛猛進、大眾流行文化取代傳統文化生產方式的背景下，2019年乃至未來30年，我們應該如何着眼大勢、反求諸己，思考文化重建、價值重生的時代命題？朱永嘉先生從中國文化傳統出發，探討“文化重建”的題中之意，辯證剖析了市場化、技術革命、娛樂文化生產等因素對當代中國社會價值帶來的深刻影響。他強調，真正需要價值觀念重建的，關鍵還是有錢有地位的一部分人。如果精英羣體只謀私利，而不能為人民的美好生活貢獻力量，那也只是俗人而已，與精英二字何干！當今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壟斷局面，中國精英必須清醒認識時代賦予的使命，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價值重建”問題亦然。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值此跨年之夜，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新的一年，願我們共襄文化重建事業，一起為光明的未來而努力。

11月30日上午，看到《文化縱橫》雜誌開展“價值重建論壇暨《文化縱橫》雜誌創刊十週年”活動。價值重建是社長楊平先生一貫的思想，之前的11月27日，我在《觀察者網》看到楊平先生此前一天與鳳凰網文化記者遊海洪討論文化重建的問題。這次《文化縱橫》十週年紀念活動的許多文章和發言，大體上也是以這次談話為契機來展開的。雖然十週年紀念活動的高潮已過去了，但文化重建仍是一個恆故常新的題目。故我仍以楊平先生對鳳凰網記者的談話來發表一些意見，目的是從不同的視角和歷史過程來思考這個文化重建問題。楊平先生在談話中提出的問題很多，我也只能就其中幾個問題説一點極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 

****************************▍****************************價值分化時代的文化重建問題

鳳凰網記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説：

隨着技術革命帶來的物質豐盛、大眾文化的流行、思想浪潮的退場，如今的年輕人，已經沒有上一代人的熱血和心憂天下的情懷，尤其是90後，他們彷彿更着眼於當下，注重現世的享樂，被認為是沉浸於“軟乎乎的幸福主義”和自己的小圈子，對時代和命運的挑戰茫然無知，對個人、社會發展的困境放棄抵抗的“佛系”一代。

記者還進一步提出，《文化縱橫》的宗旨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含義到底是什麼？楊平説： 

對我們來説“文化重建”的含義就是價值重建。我們中國人都有很強烈的感受，經過40年改革開放，在當代中國，社會財富急劇增長，但是人們卻普遍焦慮、內心不安。精英階層不明白方向，對這個國家的文明究竟往哪個方向走，爭議不清，缺乏統一的價值，缺乏明確的方向感。普通百姓缺乏是非觀念，我們看到道德匱乏的現象隨處可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人倒在路邊無人去救，這種我們最痛恨的社會風氣卻在蔓延。所以，這樣的一個時代是需要價值和文化重建的，沒有一種所謂新的文化和價值的建設，就不可能給這個民族的精神層面的支柱，這就是我們認為的最尖鋭的問題。

我想，對90後的所謂“佛系”的一代，要作一點分析。真正能享受到社會物質財富急劇增長的，沉湎於“軟乎乎的幸福主義”和自己小圈子的青年，只能是生活在富裕階層的少數，而大部分工農出身的，依靠打工維持生活的青年，只能忙忙碌碌地為個人的生活而奔走，對時代和命運的挑戰，只能是“茫然無知”，只能“對個人、社會發展的困境放棄抵抗”，這能責怪他們嗎？“精英階層”所以“不明白方向”，那是因為他們與底層社會生活的實際狀況脱節。至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只是説明現實生活客觀上存在着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國傳統的所謂江湖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講的是一個“義”字，在市場化的條件下，人與人的關係是利的關係，在義與利之背後，無非是公平與效益的關係。公平偏重於義，市場講的是利，過去講物質刺激，説到底也是一個拿利來刺激。孔子《論語·里仁》：“放於利而行，則多怨。”這個“怨”是什麼？是指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缺乏基本的道德關係，故“子罕言利”（《論語·子罕》）。 

對於鳳凰記者觀點與楊平先生的回答，還得分層次來思考，才能理解其中的邏輯關係，必須與現實生活的實際狀況聯繫起來，才能理解。楊平先生提出提出的“文化重建的含義就是價值重建”這一點，我是贊同的，特別是“重建”這一點，那意味着我們的文化歷來就有自己的價值取向，現在是如何恢復與重建的問題。何以言之？這還得從中國傳統關於文化原始意義説起。 

****************************▍****************************從中國傳統的角度理解“文化重建”的課題 

那麼，不妨試從《文化縱橫》刊名的四個字分別説起，先説什麼是“文”？什麼是“化”？關於“文”，孔子説過一句話，語言很簡樸，但能説明問題。《左傳·魯襄公二十五年》：

（冬十月）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

文是修飾的意思，語言需要文字加以潤飾，這裏是講言者志也，借文以擴大其影響。化，《説文》：教行也。也就是擴大其社會影響，或者説大而化之也。志包括理，也就是為人的價值取向，這是文化的原始意義。 

那麼孔子講的為人之價值取向究竟是什麼？也就是《論語·雍也》中孔子對子貢説的兩句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概括起來便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為人基本的價值取向，利己以利他為前提。正如商品的交換那樣，對別人有用的商品，別人才會購買，因為物有所值，如果欺騙了別人，別人下次再也不會買你的東西了，回頭客是建立在信譽的基礎上，信譽又建立在有助於他人的基礎上，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價值取向。 

在許多年市場經濟的衝擊下，隨着社會財富和少數人財富的急劇增長，促使一些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思想蔓延，導致整個社會風氣急轉直下，許多人價值觀念崩潰，一些人不擇手段、損人利己地忙着個人通過一切手段去悶聲發大財，於是權錢交易，貪污腐敗、損公利己的醜惡現象在社會上氾濫。十八大以來，我們反貪腐鬥爭取得重大勝利的反面，就是不良社會風氣的一種表現。這場嚴肅的鬥爭，到現在還看不到終點。

實際上馬路上見死不救的現象還只是出現在百姓中少數人身上的情況，真正道德敗壞的嚴重性還不是在這些方面，真正需要價值觀念重建的，還是有錢有地位的一部分人身上，言以足志，我們作為共產黨人，仍然有一個如何為人的問題，是不是仍然要做一個有利於人民的人，要有這點精神，才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前一個時期，華為的孟晚舟繳納保釋金釋放，成為大家關心的熱點，我去菜場買菜時，一個賣雞蛋的老太太關心地問我，孟晚舟交保釋金放了嗎？連她們都關心這件事。晚間，我的孫子夫婦二人來我家探視，我問他孟晚舟取保釋放的事，他們對此絲毫不感興趣，只關心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生活，越是生活優越的人，越是對身外事漠不關心。我們有的同志離退休後，拿着優厚的待遇，關心的是如何為自己子女謀利益，對黨的事業，對大多數人民的疾苦漠不關心，採取無關痛癢、冷漠的態度，完全沒有己達達人、己立立人的精神了。 

在這裏，我們要講一點辯證法，任何事物都是有矛盾的，過去我們填表時，都要講一點自己的優缺點，對個人來講，物質生活貧乏的時候，精神生活卻很豐富，當物質生活富裕的時候，精神生活反而萎靡不振。有不少人是如此，對一個時代、對一個社會來説也是如此，有它的光明面，也有它消極的一面，及其陰暗的一面。隨着時間的發展，有時候一個側面佔主導，有時候另外一個側面會尖鋭一些。現在既然講道德重建，那就是禮義廉恥這一方面的問題突顯，變得對社會危害更加顯著了。在這裏我們要強調的是講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個是國家的人口數量與市場規模的相關係數，市場規模的大小與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關係，是相對的，中國十四億人口，是否一定具備巨大的市場規模，那是有條件的，還得看人口的平均收入狀況，人口的負債狀況，比如城市居民房貸的情況，如果存款增長率在下降，那就意味着購買力在下降和市場規模在收縮。目前我們的經濟面臨下降的壓力，那就意味着國內需求的不足，那麼市場的規模不是在擴張，而是在收縮。故市場的規模與人口的數量是一個相對的關係，不是絕對的對應關係。 

另一個問題是市場經濟對個人行為的影響，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對個人行為的影響，依然具有二重性，它既能用利益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這對推動經濟發展有巨大的積極作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當然需要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提供了權錢交易的空間，所以它也調動了人的惡的一面，極端個人主義在一些人心中迅速膨脹起來，於是不擇手段地去撈取社會財富，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一些人道德敗壞，貪贓枉法的事情都敢幹。這些人物的帶頭，才是社會風氣敗壞的重要原因。

故市場必然導致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抬頭，怎樣在社會主義大前提下，既要允許和鼓勵資本主義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又要避免和克服它帶來的某些消極影響，在國際上與霸權主義的交往則更要加倍警惕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卑劣手段。這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都是必然會遇到的矛盾和問題。十八大以來，為了純潔黨的組織和政府機構，我們進行的反貪腐鬥爭，便是為了處理這個問題，這方面的鬥爭，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不會有終點。 

《呂氏春秋》有一篇《當染》引用了《墨子》的話，其雲：“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一入一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晉代傅玄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些話都有道理，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個大染缸，五顏六色都在這個染缸中，共產黨人要有這樣的本領，那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如荷花一樣，保持潔白的本色，並結出好的果實，改善人民的生活，適應人民美好生活的期望，而不是利用權勢去謀取私利，變成一個暴發户，那就是近墨者黑了，對一個共產黨人而言，那就是墮落。

**作為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自己要甘於過清貧的生活，這才真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否則的話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俗人而已，與精英二字何干！**説實在的，財富的積疊，對社會講是一件好事，對個人而言有時候是一個包袱，人上了福布斯富豪榜，勢必成為各種矛盾的焦點，日子並不好過。 

清廷在乾嘉那個時期，物質生活還是比較富裕的，但思想卻不活躍，故龔自珍會發出“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感慨。楊平先生在《文化縱橫》十週年紀念時，強調文化重建的問題，大概也是與龔自珍那句話同感吧！我再借魯迅先生的一句話，覺得有一點“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感覺，這對呼喚思想學術界的活躍和反省有益，這是我對楊平先生提出文化重建的直覺反應。 

《文化縱橫》的“縱”字，便是追蹤中國歷史的優秀文化傳統，這才是我們文化重建的重要出發點，目的是達到古為今用。“橫”，是東西文化的比較，吸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達到洋為中用，而不是全盤西化，這也是文化重建的一個重要方面。我這樣理解“文化縱橫”四個字的意義，不知楊先生是否贊同。 

****************************▍****************************技術革命挑戰下文化重建課題

楊平先生還提出，在二十一世紀文化重建的問題，還面臨着西方技術革命的重大挑戰，他説：

我們都已經切身感受到了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工程……以及一系列的新的技術變遷，這些技術快速地重組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價值建設帶來重大挑戰。人究竟是什麼？跟技術什麼關係？機器是人，還是純粹的自然？人工的自然和原本的自然是什麼關係？這些問題都面臨挑戰。

這裏楊先生提出了人們文化重建與如何應對當代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關係問題，這確實也是當前迫切需要回答的一個現實問題，其實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處於領先地位的是美國，我們當然希望中美之間能建立合作互利共贏的關係，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推動經濟全球化，造福全人類。但這不決定於我們的主觀願望。

目前我們碰到的有二個層次的問題，一個是當前霸權主義者通過壟斷技術，打壓中國經濟發展。你如果自力更生，在技術上超越它，它可以變着法子對你的產品採取市場禁入，如對待華為那樣，甚至用司法手段打壓你，如通過加拿大扣押孟晚舟那種辦法。總之，它是想盡一切辦法，不擇手段地遏制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個鬥爭還會持續下去，我們要有作持久戰的打算。我們應充分地看到霸權主義內外矛盾很多，而且特朗普那套商人的小兒科把戲起不了大的作用，不説別的，他連白宮的班子都穩定不了，如走馬燈一般不停更換，特朗普決定從敍利亞撤軍，國防部長辭職，他與軍人的關係發生變化，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失敗了。這背後是美國政治經濟內外矛盾和危機的表現。只要我們戰略上沒有失誤，等着看戲吧，中美關係還會有晴朗的明天，這一點我很有信心。

美國對中興的高額關税開啓了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 

再比如機器人、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工程，都有一個讓什麼人來掌控、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就以機器人來講，有消息稱富士康要大規模使用機器人，要裁員34萬人，這就使得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空間受到極大壓縮。我對這條消息持懷疑的態度，富士康要大規模使用機器人的消息也許是一個煙幕彈，它裁員的原因並非如此，真正的問題是蘋果手機銷售市場狀況不佳，人們對手機的更新換代不再感到太大的興趣，中國市場上，蘋果手機的銷售大幅下降，國際市場同樣如此。故科學技術的發展，仍然有一個為什麼人的問題。至於機器人的發展，也有一個如何看待的問題。前一個時期，所謂無人商店的問題流行起來，實際上搞不下去了，少了一個收銀員，但送貨、配貨和監控都要配置人手，不僅沒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反而給消費者帶來不便，而且賣的都是低價的消費品。 

機器人的發展究竟能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勞動呢？這也許是一個完全脱離實際的幻想。故機器人的發展應該是勞動的延伸，幫助勞動者克服各種艱難險阻，使勞動取得更高的效益。所以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有一個為什麼人的問題，嚴格意義上講，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它不僅要為資本增加收益，還要為勞動者改善生產和生活條件提供幫助。故這中間還有一個如何為的問題，它不是哪個國家的私有物，它要有益於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生存環境。更不是哪個國家用來遏制、危害他國的手段，知識產權的收益只能用來收回研發的成本，它不應該成為私人謀利的手段，這才是科學技術發展必須具備的文明。 

再説大數據，固然是一個統計方法的問題，這個數據統計有很多水分和不確定性，最近我碰到一個在基層搞調查的同志，告訴我在市縣基層統計系統的幹部，日子最不好過，為什麼？基層領導要出政績，統計數據要反映他們的需要，而上級部門審查時，發現數據造假要追究法律責任，這樣兩面吃夾當，出現問題，由他們承擔責任，被撤職的人員這個系統最多。問卷調查同樣如此，出問卷的人有自己的傾向性，調查的對象有選擇性，集中統計的數據又帶有一定隨意性。

這樣大數據式的問卷調查，不可能反映真實情況，完全不能取代傳統的調查研究分析問題的方法。人的認識還有從個別到一般，從感性到理性的過程，這樣的問卷調查所得出的數據結論，不可能説明任何問題，故大數據提供的數據，只能是一個參考性的意見，決策者必須到實際生活中去做切實的調查研究，取得第一手的感性資料，才能由點到面，區別各種情況，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依靠統計部門的數據去做重大決策的判斷依據，是非常危險的，一定要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符合實際的判斷，不能被西方的方法主義迷惑自己的思考和眼睛。 

至於生物工程，我則更持保留的態度，遺傳學是一門科學，但人們隨便去改變自然的遺傳基因則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轉基因便是一個大問題，我們隨意引進美國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玉米等，便是非常慘痛的教訓，而且後患無窮。至於最近深圳的賀建奎在深圳民辦醫院開展對人類的生殖細胞進行基因修飾，引起全國方方面面的一片反對聲，而這個和美婦兒科醫院又是臭名昭著的福建莆田系醫院。 

即使如互聯網技術的應用，也要採取分析的態度，不是一個階段強調互聯網+嗎，如互聯網與商業流通結合，那就是網購，如雙11、雙12活動，阿里的雙11。恐怕也要作一點分析，它對座商的衝擊所帶來的矛盾和問題，那幾天大賣場沃爾瑪門可羅雀。這樣一種突擊式的購物運動，能不能持久也是一個問題，不能一直讓生產商賠本賺吆喝吧，不能劣幣驅逐良幣、假冒偽劣充斥，老是讓生產商做虧本買賣是很難持久的。事物的發展，總是波浪形的，不可能是直線向上的。

還有如何防止壟斷問題，能不能把互聯網+產生的兼業問題，變成各行各業發展自身的互聯網之購銷關係呢？讓各行各業都得到發展的機會，讓線上與線下的商業各自都有發展的機會。有一些與互聯網相關的企業如共享單車、網約車已經進入退潮階段了。互聯網金融帶來的問題也不少，那麼多電信詐騙，都與互聯網有關，網貸成了變相的高利貸，支付寶總不能代替人民幣吧！ 

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發展過程，都多多少少帶有二重性，有一個度的問題，如新能源汽車、電動車、汽車自動駕駛的發展，都出現盲目投資的情況，能不能適應供求關係，能不能適應現行交通管理的條件，都有矛盾和問題，弄不好往往是欲速則不達。故我對科學技術的新發展既積極支持，也不輕信，抱着一種多觀察、多分析、別趕時髦瞎起鬨的態度，那樣可以減少一點盲目性，現代化不能務虛名而受實禍，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有益，並能為人民所用，不是被其牽着鼻子走而迷失方向。 

****************************▍****************************娛樂化時代的文化

楊平先生還提出一個當前青年中存在娛樂化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鳳凰網記者首先提出來的，記者提出現在的流行文化是否對文化重建這個宏大命題產生了一種消解的作用，楊平先生的答覆是： 

流行文化背後是市場文化，市場文化它的特點就是當下、快速、碎片，強調馬上解決、快速滿足，不涉及全局性和長遠問題。市場經濟有一套分工和交換的運作機制，而分工和交換導致的結果是：每一個人都離不開每一個人，但是每一個人都不認識另外一個人。……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跟整體的關係，於是它的整體性就喪失了，全局性和長期性也就都喪失了。這個就是娛樂文化、消費文化的特質——當下嗨，快速滿足。資本主義市場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消解宗教、神聖和社會主義的宏大敍事，然後只剩下什麼？只剩下個體的當下快樂，這恰好就是現在青年的主流文化的特點所在。

當前娛樂生活中，當然存在着一種庸俗化、低級趣味，甚至惡俗的傾向，而手機的普及，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青年和兒童的毒害尤甚，人與人之間缺少交往，大家都成了低頭看手機的低頭族了，這種情況在公共場合隨處可見，而且影響到學校教育和兒童成長的問題，已經非常明顯了。它在某些領域還存在黃賭毒的泛濫，這些東西當然與市場化和西方的流行文化息息相關。

但是這個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娛樂化和廣大青年人身上，青年們如何認識全局和長遠的問題，靠什麼？你得把局部和全局以及眼前和長遠之間的矛盾與困難告訴大家，過去我在宣傳工作上也有一個不恰當的做法，那就是“反題正説”，把客觀存在的問題，選擇正面的典型來加以引導，沒有直面客觀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沒有揭露矛盾，沒有動員大家的力量去克服它，這樣做的結果是缺乏憂患意識，某種意義上是在自我陶醉，一旦危險到來，反而容易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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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青年奮起的時刻，往往是危機深刻暴露的時候，五四愛國主義運動是如此，一二·九運動也是如此。即使在正面教育問題上，我們往往也有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就如目前我們經濟工作上消費需求不足，於是搞消費信貸，提倡超前消費，這會使我們拋棄勤儉節約、反對浪費的好傳統。當年張元濟作為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非常勤儉節約，一張信封正反兩面要使用兩次。我們現在反而浪費揮霍成風。我們國家人口多，底子薄，資源有限，揮霍浪費、奢侈之風是承受不起的，要從長遠着想才是。説到底還是這些年我們受西方超前消費之不良風氣的影響，喜歡擺闊，顯威風，那種浮誇的風氣實在坑人哪！ 

這個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娛樂身上，娛字，《説文》解釋為樂。娛樂是人的天性，人們的娛樂活動，在原始社會的表現，無非是唱歌跳舞，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毛詩序所言，便是人們情感宣泄的表現，如果我們讀一下《詩經》中的一些作品就可以知道，那無非是不同人羣藉助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情感。 

從歷史發展上看，建國以前便有商業化的娛樂業，建國以後，娛樂業才轉化為文化事業，成為宣傳系統管轄的文化事業單位。建國前上海西藏路上的大世界便是娛樂場所，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的頂樓幾層都是娛樂場所，建國以後便逐漸停下來了，我們的文化事業有一部分便是娛樂業轉化而來。再説在古代知識分子心目中，吟詩、作畫、書法，是他們娛樂的一種方式。 

建國以後，新聞、出版、文藝生活，包括電影、戲劇、電視，以及各種文學創作，都納入文化事業系統，那麼它都要反映相應的價值觀念。然而市場經濟發展以後，這些原來的事業單位都轉化為自負盈虧的商業模式，它們為了謀生，當然會受到市場化的衝擊，電影要追求票房，電視要追求收視率，新媒體要追求點擊率，那麼在市場的衝擊下，自然會出現庸俗化、低俗化，特別是新媒體，在廣告收入的壓力下，變着各種法子為黃賭毒開方便之門。故問題的關鍵還是市場化之消極因素衝擊下產生的後果。 

文化事業價值重建的關鍵，還是應當從正確認識市場化的二個方面，既要承認它在發展經濟上的積極作用，也要充分認識它唯利是圖的消極方面。故這個板子不能打在娛樂上，也不能打在青年身上，只能從如何充分認識在市場化條件下，怎樣做好我們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正確地重建我們黨一貫的價值觀念，才能真正實現不忘初心的宗旨。如果如楊平先生所言，“中國當代青年，擺脱所謂娛樂文化，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對社會大變動感同身受，才有可能產生一種整體性的覺醒。”這種情況如果沒有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憂患意識的長期教育，那只有社會爆發重大危機，影響國家和民族命運時，青年們才會奮起。楊平先生所舉1968年的法國青年學生運動，日本的工人運動都是如此，社會都要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不知道我這樣理解楊平先生提出的文化事業之價值觀念重建的要求，是否妥當。無論如何理解，楊平先生能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知識精英的時代使命 

楊平先生最後還提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問題，或者叫作精英問題。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説到底還是如何認識今天時代的性質，中國在這個時代所處的地位，其前途和使命在哪裏。那麼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是否改變了時代的性質？ 

全球化只是説明國與國之間通過市場互相聯繫的緊密程度，金融化只是貨幣流通的全球規模，信息化只是信息技術便利了人們之間的互相溝通，這些技術層面的變化，不可能決定時代的性質，我們這個時代仍舊處於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中國這幾十年雖然經濟有了很大的進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人口多，按人均GDP算，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並沒有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我們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我們不可能走美國式的發展道路。

從最近這個階段貿易爭端的情況看，即使我們屈從於美國，它也不允許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即使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也不會允許。如今第一世界只剩美國在獨霸，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説到底就是霸權主義，世界要服從美國的需要，這一點我們做不到，也不能做。我們只能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只能與世界發展中國家一起抱團取暖。第一世界的美國與第二世界之歐洲的矛盾，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發展提供契機。所以這個全球化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全球化，是一國獨霸，還是和平共處，二條道路鬥爭中發展的全球化。霸權主義還在稱王稱霸，就不可能實現和平共享的全球化，這一點我們必須保持非常清醒的頭腦，不要為現象迷惑了自己的頭腦。

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便是要清醒認識時代所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堅定不移地在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目前少數知識精英們身上所流露出來的問題，説到底，我有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那就是魯迅在《阿Q正傳》中講的假洋鬼子太猖狂，而且挾洋自重，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的傳統，全都棄諸腦後。依照他們指引的方向走的話，那是走不通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需要發展市場經濟，鼓勵民營企業家為發展經濟貢獻自己的力量，這與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二個不同的概念。 

楊平先生在談話的最後講道：“這是個歷史規律，精英要把握這個規律，進而帶着整個民族前進。”這個精神我是贊同的，關鍵是要正確認識這個歷史規律。楊平先生還講：“毛主席説知識分子要痛苦的改造自己，跟工農結合才有希望。”這話也是正確的，知識分子確實應該到工農生產第一線去傾聽他們的呼聲，特別是農民工在生產第一線的呼聲。

能暴露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是少數，許多青年還只能為了生活在拼命，一些企業把八小時內的工資壓到最低工資，迫使工人通過加班加點來增加一點微薄的收入，甚至一個人打兩份工，他們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來維持目前家庭的艱難生活，許多人抱怨自己的遭遇，希望有機會追求個人發展的機會，也有不少人對自己的不幸抱着認命之消極態度，從階級的自在到自為有一個歷史過程。真正陶醉於娛樂化的青年，只是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少數青年，故不能把板子打在所有青年身上。如果精英們能真正去傾聽工農大眾疾苦的呼喊，我想他們決不會對這一切無動於衷的，會努力去為他們尋求改變不幸命運的途徑。 

要知道，是勞動創造世界，**知識分子的勞動雖然非常珍貴，但畢竟是非生產性勞動，他們的一切物質生活條件是工農大眾所創造的，是工農養活他們，勞動者是世界命運真正的主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正懂得這個道理以後，也會努力去為他們的命運奔走和呼喊而已。

希望魯迅筆下的阿Q在未莊也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希望《文化縱橫》關於文化重建問題，在知識界的大多數能逐漸形成一個價值重建的共識，那才真是造福中國人民的一件大好事，大家也會感謝楊平先生提出文化工作中如何價值重建這個命題，也許未來的希望能從這裏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