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台灣同胞書》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潮流_風聞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刊登於《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同時，國防部長徐向前發佈聲明，宣佈停止炮擊金門軍事行動。

時間一晃四十年過去了，兩岸各方面實力變化對比有目共睹，不變的是中國人民對國家統一之堅定信念，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

關於這份歷史性文告本身，海峽兩岸民眾也許瞭解並不多，這不僅是指內容，更重要的是時代背景，尤其是台灣省內的一些情況。

《告台灣同胞書》發佈當天下午，國民黨當局發言人回應：決不派任何人去大陸，不允許大陸代表來台灣，不在任何第三地舉行會談。

在社會上，台當局對信息採取嚴密封鎖手段，直到1月11日，才由“行政院長”孫運璇發表聲明，透露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告台灣同胞書》中的兩黨談判，停止炮擊，實現“三通”等主張。

這十天內，國民黨當局處於驚慌失措狀態，因為《告台灣同胞書》動搖了其“反共戡亂”體制基礎。

當時國民黨當局正值內外交困時期，又無法拒絕大陸的”和平統一“呼籲，承受着海內外華人輿論的巨大壓力。

國際壓力：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和《上海聯合公報》發表，標誌着美國結束了對中國長期敵視政策，承認一箇中國原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建交公報。

12月17日蔣經國發表電視講話，宣佈三項緊急措施：

一，軍隊，警察，憲兵，特務進入全面戒備狀態。

二，保持社會，經濟穩定。

三，停止民意代表選舉。

27日，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抵達台北，雙方談判陷入僵局，美國只同意與台灣保持非官方接觸（文化，商務等），而蔣經國要求的是政府關係和安全保障。

31日，美國”大使館“摘牌降旗走人，由台灣當局宣佈”斷交“。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同一天，美國廢除與台灣當局的《共同防禦條約》。

中美建交，進一步將台灣當局推向國際棄兒地位。

就在美國政府首任駐華大使來北京遞交國書時，美國參眾兩院卻在1979年3月13日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4月總統卡特批准了該法案。

《與台灣關係法》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精神是相牴觸的，為阻撓中國和平統一留出了操作空間，也給後來的”台獨“留出了模糊空間。

鑑於亞洲地區局勢變化，美國要求國民黨當局推行”美式民主“，以此換取美國所謂的價值觀認同（護身符）。

原先美國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周邊極力扶持軍政府，後來美國評估後認為：親美反共的軍事政權不如”民主“政權更穩定。

1979年10月26日，南朝鮮朴正熙被殺，然後，菲律賓馬科斯被推翻，這些都是對美國忠心耿耿的盟友。

因此，再不施壓國民黨當局進行”政治革新“，一旦島內出現一位願意統一政治強人，美國無法控制島內政局。 

這就是蔣經國所謂以”獨裁“結束”獨裁“的本質，”江南案“只是美國的一個政治抓手。

島內壓力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由副手嚴家淦繼任，以完全未來三年的任期。

嚴家淦是一個行政能手，而不是政治強人，既能接棒，又能確保交棒，不會有什麼風險。

4月28日臨時中全會上，蔣經國成為國民黨主席，併兼任”行政院長“。

1978年5月20日，嚴家淦任期屆滿，蔣經國順利接班。

蔣經國複製了蔣介石的基本路線，以“反共戡亂復國”為基本政策，在此基礎上維繫了”戒嚴體制“。所謂新，就是”革新保台“政策。

在對待”台獨“的態度上，與蔣介石一樣--”台獨是喪失良知，忘本取辱，無異於自趨滅亡的妄想。“

但蔣經國抗壓能力顯然不如蔣介石，原先，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調節本省人與外省人關係，穩定社會基礎，蔣介石在堅持以國民黨人（大陸籍）專權前提下，選拔個別本省官僚，鄉紳，知識分子進入體制內。

而且對他們只開放農林，糧食，衞生，民政，建設五個純技術部門，”政務委員“只有蔡焙火一人。

60年代，國民黨九屆中常委中，本省人只有2位，蔣介石病逝前，非大陸籍高官在黨政機構內，比例控制在20%之內，相當於點綴。

但在縣市層面上，本省鄉紳拿下了21個縣市長職務，搞起了所謂”地方自治“。隨着”徵收新黨員運動“開展，本省籍黨員不斷增加，1976年已達到55.2%，國民黨的羣眾基礎完全被動搖。

蔣經國開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沒有他”蔣家王朝“色彩不會這麼快消失，沒有他，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本土派也不會一步登天。

蔣經國邏輯是國民黨”紮根台灣“就必須擢撥本省黨員進入權力中樞，以緩和省籍矛盾，鞏固國民黨社會基礎。

結果事與願違，不但沒能鞏固，國民黨在島內都被打得滿地找牙。

蔣經國選了四種本省黨員：

一，技術精英，如李登輝，連戰，林清江等，直接進上層。

二，地方選舉出身，林洋港，吳伯雄等，基層做起。

三，企業界，如林挺生等。

四，行政司法精英，如邱創煥，洪壽南等。

謝東閔成了第一位台籍”副總統“，接着是李登輝，台灣省”主席“也交給了台籍人士。

1986年，台籍”民意代表“比例已達到78.8%。追隨蔣介石去台灣的高官要員，隨着”本土化“政策推進，從權力獨享變成了權力共享，最終被邊緣化。

高層台籍化，地方上政治鬥爭更是風高浪急，1979年12月10日，台獨勢力主辦的《美麗島》雜誌，以紀念聯合國人權宣言30週年為由，聚集三萬多人要在高雄搞一場”人權紀念會“。

由於規模過大，國民黨予以取締，但當天下午5點，姚嘉文，施明德，黃信介等人率眾，在宣傳車高音喇叭引導鼓動下向大港埔園環聚集。

晚8點45分前，軍警只是看守和阻隔，在現場的某國記者和島內記者沒有看到預計中的火爆衝突畫片。

8點45分，演講結束，本以為散場的軍警卻遭到了磚頭和木棍襲擊，軍警以催淚瓦斯回擊。

情緒迅速激動的民眾離開追隨的宣傳車，加入博鬥，一直打到凌晨2時30分。

三天後，國民黨當局逮捕了152人，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施明德無期徒刑，姚嘉文，陳菊，呂秀蓮，林義雄等人12年徒刑，查封《美麗島》雜誌。

《美麗島》事件證明了國民黨當局的無能和窩囊，它們認為威脅國民黨地位的不是這些披着人權民主外衣的“台獨”勢力，而是年初《告台灣同胞書》帶來的衝擊，將宣傳和情報力量都用在了對抗大陸之上。

逃避“和平統一”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減輕對岸呼籲祖國和平統一的壓力，蔣經國指示成立了“黨政軍聯合作業反統戰”組織。

反宣傳手段：

一，組織專家學者和民意代表開座談會，寫文章，在廣播，電視上反覆要求民眾增強對“統戰”的免疫力，強調堅決不談判。

二，在海外華人中消除中美建交及《告台灣同胞書》的“不良影響”，建立反共陣線，為和平統一設置前提障礙，但不使用“不談判”字眼。

國民黨當局當時有兩種選擇：

一，抓住歷史時機，在台灣省經濟佔優的情況下，與大陸談判統一方案，做歷史的功臣。

二，抗拒大陸，進行醜化和敵視宣傳，保住自己的小地盤，哪怕死後洪水滔天。

國民黨選擇了二。

1981年9月30日，“葉九條”提出，遭到國民黨當局攻擊。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函蔣經國，要他認清統一大勢，負起歷史責任，台灣封鎖了此信。

10月18日，在美國記者（《新聞週刊》）催問下，蔣經國才回應，葉九條和廖函是統戰花招，統一，只有等中共消失才有可能。

很遺憾，消失的是國民黨，現在錢袋子，槍桿子全沒了，除了喊喊“民主自由”這些自欺欺人口號，從來沒有負起該負的責任。

1981年4月國民黨十二大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蔣經國致開幕辭。大談“不談判，不三通，不怕武力”，還想光復大陸。

他的光復大陸跟蔣介石軍事反攻不同，也是主張“和平統一”，其實就是用“和平統一”來反對“和平統一”，説要大陸“自由經濟”“保障私有財產”“與國際資本技術合作”……政治前提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本質就是想偏安拒統。

三民主義在台灣都混不下去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自由經濟”“保障私有財產”“與國際資本技術合作”……大陸根本不會阻礙台灣，問題是國民黨目光只有眼前三寸。

四十年之後，香港，澳門都已經迴歸，中國大陸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台灣省從經濟“四小龍”變成離不開大陸市場的四腳蛇。

當初為了掩飾政治危機，用經濟差距來作為阻撓和平統一的先決條件，何等短視？

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然過程，不是什麼兩岸黨派之爭，主義之爭的問題。

事實證明，國民黨就算完蛋，島內還有拒絕統一的政治勢力， 三民主義消聲了，島內又有價值觀的藉口。

無論什麼藉口，無論什麼障礙，中國統一是歷史發展必然趨勢，想依仗洋人來賭一把的人，最終都只是炮灰。

國民黨有沉重的歷史包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民進黨沒有什麼歷史包袱，卻乾脆裸奔，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承認。

島內民眾如果不想被“台獨”勢力綁架，就要站出來與它們切割。

四十年過去了，力量對比更加懸殊，大陸還是對台灣很温和，以血脈同胞之心相待。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但如果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就打，因為中國人的土地沒理由被外人佔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