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烏克蘭危機，特朗普有啥錦囊妙計？_風聞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分離主義運動與衝突已經挑戰了前蘇聯國家的邊界，並創造了俄羅斯影響和控制下的自治領土。

雖然未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但通常由莫斯科所支持，這些所謂的“凍結的衝突”（frozen conflicts）包括：摩爾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阿塞拜疆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

自2014年以來，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吞併，以及烏克蘭東部地區出現的親莫斯科的分離主義領土――所謂的盧甘斯克（Luhansk）、頓涅茨克（Donetsk）“人民共和國”，又製造了一系列新的潛在的凍結的衝突。

這些不同國家的看似不同的衝突，事實上存在着內在的關聯；它們共同展示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一種模式，即製造凍結的衝突作為一種增加莫斯科長期影響力的方式，並作為一種左右鄰近的目標國家的“槓桿”工具。

由此產生的分離主義領土產生了對於國際社會和國際法而言問題多多的“灰色地帶”，因為它們挑戰冷戰後的政治秩序，破壞歐洲前沿國家的穩定，同時常常被本地和跨國集團用於洗錢、有組織犯罪、人口和軍火販賣。

美國政府通常支持這些面臨分離主義的國家的領土完整，並試圖遏制這些凍結的衝突的後果。

有必要重新考慮美國政府過去在應對莫斯科製造的凍結的衝突的政策上的成功與失敗。

建立一個供政策制定者在應對未來俄羅斯對其他國家的領土的攻擊時使用的政策工具箱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由於其特殊的性質，凍結的衝突可能持續幾十年，建立這些衝突的“政策記憶”（policy memory），並考慮在短期和長期內管理這些衝突的政策選擇，也是十分重要的。

展望未來，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準國家，將繼續尋求獨立或加入俄羅斯聯邦。

美國政府將不得不為應對這樣的進程做好準備。

同樣，盧甘斯克、頓涅茨克都可能在人權、自決權的國際概念的基礎上，從烏克蘭尋求更大的自治權，或尋求加入俄羅斯聯邦。

2016年年中，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暴力衝突表明，美國還將不得不為重新點燃的衝突做好準備。

同時，由於俄羅斯似乎決定無視西方的制裁與國際社會的不承認而保持對克里米亞的佔領，華盛頓在該議題上將不得不尋求長期的政策。

以下的政策備忘錄旨在為當前和未來的美國政府和國會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可用的政策方案。

在凍結的衝突在蘇聯地區擴散的25年多的時間裏，美國一直奉行不承認、民間外交以及制裁相混合的政策措施。

但是，在過去所有的衝突中，美國政府幾乎沒有收到來自莫斯科的直接的政策反應。

考慮到近年來華盛頓的政策演變，美國政府可能需要重新評估莫斯科目前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中的作用，並重新評估適當的政策反應。

此外，對凍結的衝突的發展與俄羅斯繼續製造分離主義領土的審視，表明美國政府過去對這些衝突的政策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足以威懾進一步的侵略，這些政策反應也需要被重新評估。

更進一步説，這些分離的領土（如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南奧塞梯、阿布哈茲）日益封閉於外界影響並尋求加入俄羅斯聯邦的事實，要求重要評估美國過去對這些領土的公共外交努力的有效性。

展望未來，美國國會應繼續依靠如下3個主要的政策載體：通過決議、法案、條約、協定的立法權；表達象徵性支持或譴責以及通過聽證會、調查提高認識的宣告權；（國會控制的）掌控美國對外國援助預算的資助權。

最後，有關甚至延續幾十年的凍結的衝突也不是真正凍結的現實――正如人們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南奧塞梯、阿布哈茲所看到的――表明，有必要準備好能夠限制或阻止暴力迴歸的應對政策。

與這些凍結的衝突地區的民間外交，仍將是一個複雜的任務。

這些地區的人民將繼續需要單獨的包括人道主義與經濟援助在內的政策和參與，美國的政策反應應區分這些地區的居民和當地的或與克里姆林宮有關的當權者。

摩爾多瓦、格魯吉亞與烏克蘭應率先儘可能地向這些分裂地區提供經濟、教育、文化支持，而不是將它們留在莫斯科的口袋中。

美國可以幫助這些國家設計和實施這樣的計劃。

同時，這樣的外交和援助努力，應該有一些明顯的限制，首先是因為這些領土越來越封閉於外界的影響，其次是因為這樣的努力不應該合法化其領導層或分離目標。

事實上，更廣泛的是，美國將繼續努力在堅定的不承認分裂領土與保持在凍結的衝突地區的參與之間的平衡。

在這一點上，美國政府可以效仿歐盟，後者目前有一個南高加索地區特別代表，並正在考慮向這些凍結的衝突地區任命特使，以與當地人民保持聯繫而非支持執政當局的合法性。

加強與凍結的衝突地區的溝通，是美國政府沒有明確試圖補救的另一個領域。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阿布哈茲、南奧塞梯和克里米亞都繼續被俄羅斯國有媒體和信息來源所掌控。

美國及其盟友有關在蘇聯地區支持替代俄語的媒體的計劃和討論，應考慮到凍結的衝突地區的具體限制與要求。

最後，美國政府對凍結的衝突地區的回應，必須長遠地考慮到這些衝突可能持續幾十年。

在這裏，可以將美國對蘇聯佔領的波羅的海諸國長達半世紀之久的“不承認”政策[“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的一部分，其構成了這些國家最終獨立的法律與道德支持的基礎]作為例子。

當美國的不承認政策構成了反對（違反國際法的）軍事佔領的政治、象徵性的回應時，其應該被系統地放在任何美國回應的核心，以確保遭受凍結的衝突之苦的政府與人民都能感受到一致、長期的美國支持。

**本文為譯文，供參考借鑑，不代表戰略學人觀點。原文摘譯自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迪努•帕特里丘歐亞中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阿格尼亞•格瑞噶斯（Agnia Grigas，女）的《凍結的衝突：美國政策制定者的工具箱》報告。**摘自陳瑜編著《全球智庫軍事戰略研究動態》，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