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新曙光－毛澤東思想_風聞

一、前言

毛澤東是歷史的巨人，無論是他的敵人還是他的朋友都必須承認這一點。他集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於一身，在他身後，給歷史留下一道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耐人尋味的足跡。他深刻地影響着我們---長在新中國的人們。不論我們今天懷着什麼樣複雜的感情，都不能不承認：他影響着我們。或許，我們都想擺脱過，但都沒有結果。時間流逝了，但是毛澤東的影響力並不因此而衰減。我們豈止試過擺脱這種影響，有的人甚至詆譭過、仇視過、嘲笑過。但在歲月的面前，這些企圖都沒有成功。近些年來，人們對毛澤東的敬仰和懷念越來越強烈，足以看出毛澤東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影響。或許，當共產主義的“幽靈”已不再歐洲上空徘徊，而毛澤東的“幽靈”卻依然漫步在中國的上空，漫步在你、我、他的心頭。

站在文明的高度，研究毛澤東思想，對於我們這個民族有着重大的意義。                    

二、 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

隨着考古的發現，以及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我國的文明史，已經延伸到5000多年前。從紅山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的不斷髮掘、發現，中華文明的源頭更是源遠流長。筆者根據現在已發現的文化和後世文化的傳承，把中華文明劃分為三個節點。

   1、第一個節點，從紅山文化（地點在內蒙古的赤峯附近）等文化的發現到商周時期，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為我國文化的第一個節點。根據出土文物考證，紅山出土的玉龍，已經表明中華民族的祖先已經有了對龍的崇拜。到了商周時期，夏商曆法成就，夏商天文記錄；商周醫藥學、生物學與地理學在當時的世界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商周時期的倫理道德，至今仍是規範中華民族道德的典範。文化藝術在這時的商周雕塑和青銅鑄造藝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哲學思想的代表《尚書》，《周易》對後世仍有巨大的影響。這其中，還出現了諸子百家可喜局面，中華文明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2、第二個節點，諸子百家的文化繁榮，隨着秦始皇重新統一中國，而告結束。秦代是中國文化的第二個關節點。近五百年的戰亂結束後，文化上的混亂局面也已“焚書坑儒”而告結束。由於鞏固政權的需要，這時需要一個思想來統一人們的思想，這時董仲舒適時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被漢朝政權接受，形成了“大一統思想”。在中國文化的第二個節點中，延續的時間也最長，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告結束。這其中，中國的本土文化除儒家思想之外，還有道家等文化。能與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本土文化，也就還有“道家文化”與之抗衡，形成“道教”。外來的文化也漸漸傳入中國，如在漢朝末期，佛教傳入中國，興盛於隋唐，也漸漸中國化，被人們接受。還有其他一些來自阿拉伯、西方的宗教也先後傳入中國。這時的儒家文化只是眾多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相互交映、相互融合的一支。

   儒家文化真正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在宋朝，程朱理學的興起，大一統的思想才算是真正進入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但是，也是中華文明從擴張走向內斂的分水嶺。（參見拙文：宋朝－中華文明從擴張到內斂的分水嶺）。對於知識分子來説，逐漸變成“死讀書、讀死書，不知發展、變通的“書呆子”。真正禁錮人們思想的所謂“儒教”就是從宋朝程朱理學開始的。這種情況更影響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孔學的瑣細無意義的研究為主要內容，書院的學生在走向仕途時，不可避免地成為封建文化的衞道士。這也是造成宋朝羸弱的主要原因。後來的元明清三個朝代，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獄”，使文化控制、思想控制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巔峯，深刻地危機也隨之而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民族歷經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中華民族、中華文明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隨之而來的“五四”運動，開啓了中華民族的自強自救運動。

  三、中華文明或是中華文化第三個節點的特點。

中華文明的第三個節點，開始於“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這也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五四運動，本身具有愛國運動和文化運動的雙重性，它既是近代中國政治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界標。五四運動以前，主要是用資本主義文化去取代封建主義文化，俄國十月革命開闢了比資本主義更為先進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巴黎和會又使人們進一步看透了列強的本質。五四運動的實踐表明，在中國不僅要反對封建主義而且也要反對帝國主義，還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這是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變遷的大潮。如果説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話，那麼，五四運動則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而給新文化運動注入了更為科學的思想活力，出現了新的局面。

“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反映和標誌着中國現代的民族覺醒。“新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倡導“白話文”，它把書面語言從少數文化精英分子的壟斷中解放出來，使文字成為啓蒙，救亡運動的有力工具。廣大青年與先進知識分子，有意或者無意地把新文化運動和救亡圖存，啓蒙民智的政治理念結合起來，使它根本區別於晚清即已出現的少數人提倡白話文寫作的倡議。正因為新文化運動是政治變革在文化領域的投影，它和五四運動是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沒有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不會有那樣的規模和影響，沒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也不可能在社會上取得如此迅速、徹底的成功。他們共同揭開了中國現代史的序幕。

   由此，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是在中華民族面臨着嚴重政治危機下，開展的文化運動，一開始“新文化運動”就烙上了深深的政治印記，開始了“新國民”的探索。

  四、毛澤東同志青年時期針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改造，對改造國民性的探索。

   毛主席曾經説過：“他小時是跟母親信仰佛教的，大了以後，開始時是崇拜曾國藩的，後來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毛主席在青年時期就開始探索對國民性的改造與文化的批判，1918，“他在和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學，後來的共產黨締造者之一）的家中感嘆道：中國何時才能有一位像俄國的托爾斯泰一樣的偉大哲學家和倫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誰能像他那樣清除人們的舊觀念，發展新思想呢？”他與蔡和森、肖子升等人在長沙建立“新民學會”。“毛澤東是實際負責人，學會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後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方針”。

   從“新民學會”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就把改造人民為“新民”作為自己今後人生奮鬥的努力方向。

   五、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建設中，也是把人的思想乃至人心的改造貫穿始終，克服歷史的週期律。

   正如李厚澤在《中國現代史論》中所説：“毛澤東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着重自覺能動性的哲學高揚中，道德主義的精神、觀念和思想佔有突出的位置，這就是改造思想作為黨的建設的關鍵環節。黨的建設為目的是毛澤東“思想改造”的一部分，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

   在延安時期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等不朽的名篇，就是把改造人心與文化貫穿到黨的建設之中。從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建國後的思想改造，以及之後常抓不懈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似乎可以看到其中某種合符邏輯的內在聯繫，這就是毛澤東對人心改造問題關注的思想脈絡。

   出於好意，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黃炎培對新中國成立後如何解決“改朝換代”那種歷史循環的問題都是針對這場革命是農民為主體的事實有感而發的。對此，毛主席回答是，進京趕考，決不當李自成。表面上看同是鞏固政權的問題，由不同的思路切入則是毫不相干的兩回事。一個是傳統的思路，效仿古代盛世，如唐宗宋祖，秦皇漢武，這是以鞏固政權為宗旨的思路；另一個就是毛主席則是靠政權的性質決定的，是以變革為宗旨的鞏固政權。目的不同，意義也就不一樣了。毛澤東的不當李自成，不是指失敗了的李自成，而是指哪個反皇帝是為了當皇帝的李自成。掌握政權是表面的，改變政權的性質，這個性質就是有別於歷史上陷入週期律的各個朝代的無產階級新型政權，這才是根本的。

  六、毛澤東同志作為思想家的哲學思想中的思想改造和人心改造，這些哲學思想是體現在不同的具體實踐中。

 作為思想家的毛澤東，如果沒有一以貫之的基本哲學思想，基本思想方法，就沒有作為思想家存在的價值。經驗理性如果上升不到哲學高度，也不可能造就一個思想家。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及其方法，貫穿於他的一生的政治、軍事活動之中。什麼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相對完整的思想和方法的體系呢？這就是他的“思想改造”為代表的針對國民性改造的新倫理道德精神，和以他軍事思想為代表的整體直覺與邏輯統一的辯證法與認識論。

   對於毛澤東的辯證法與認識論，李澤厚先生曾這樣寫道：“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的哲學明顯地近似或符合這個中國古老的兵家辯證法，而與西方的辯證法根本不同。”這個與西方的辯證法根本不同的毛澤東的辯證法，雖然近似或符合中國古老的兵家辯證法，但畢竟不是兵家辯證法本身。這個既不是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為核心的過程系統，也不是《老子》、《孫子》簡單翻版的辯證法，就是整體直覺與邏輯相統一的毛澤東的哲學方法。所謂他把直覺，統攝的近似宗教思維與科學思維巧妙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超乎常人的思想風格。

   注重實務的發展變化，更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哲學思想，在其著作中的例證舉不勝舉。著名的《矛盾律》就是完全建立在這種發展變化觀上的。按照毛澤東本人的説法：“矛盾是簡單的運動形式（例如機械性的運動）的基礎”。至於因時因事因人而施則是居於毛澤東哲學方法的核心地位，是毛澤東哲學方法之靈魂。所謂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強調“調查研究”，強調從“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這些被稱作實事求是的方法和作風，都是這一方法之使然。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具體問題具體處理，這也是毛澤東哲學方法的靈魂。

  七、毛澤東思想在文化批判上開啓民智、啓迪民心，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特點。

毛澤東最重要的精神遺產，則是他的文化批判思想，人心改造工作是毛澤東文化批判運動的主旋律。這與梁啓超的“新國”必先“新民”的思想啓蒙宣傳和魯迅國民性改造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繫。

毛澤東的一生都與傳統文藝有着密切聯繫。在文藝創作上，毛澤東把自己的個性特徵和時代要求自然凝練地融入各種體裁中，體現了他濟世濟民的理想和豪邁的革命情操；在文藝批評上，毛澤東博採眾長，為我所用，“古為今用”和“以人為本”更寄寓了毛澤東對文學創作特有的審美特徵和價值功用的深刻理解和期待。我們講過從“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烙上了政治的烙印。真正體現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一次提出了“文藝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要與廣大的工農相結合的問題。有些人反對文學與政治相結合，這是不瞭解中國的實情，這篇講話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起到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這與我們現在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實質上是一個意思。怎麼能把這兩個提法對立起來呢？離開了工農兵還談得上什麼人民呢？文藝不起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麼為社會主義服務呢？

毛澤東的文化批判，還可追溯到建國後那個著名的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武訓所代表的是農民的傳統夢想，是“祿神崇拜”的人格體現。他含辛茹苦，行乞興學，既不能“開民智”、“啓民聰”，更不能“樹新民”。這種教育的結果，不過為封建主子添一、二奴才而已。武訓的見官不語，拒不接受朝廷的賞賜的黃馬褂，表面上看很有骨氣，可骨子裏卻是封建政權，專制文化的依附與皈依。武訓或許沒有意識到他在當奴才，但卻是兢兢業業地做奴才的事。所謂“奴性天成”就是這一類人物所特有。新文化抨擊的，魯迅所批判的國民性，在武訓那裏是集中表現。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對意識形態做了大量的論述，塑造了許多冠以“共產主義”理想人物的典型。充分表現出他以自己不可動搖的政治地位介入文化批判，重新規定人的行為、倫理的強烈願望。不論他有意還是無意，客觀上毛主席在新中國還扮演了加爾文、路德的角色。

八、只有站在文明的高度，看清中華民族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過程的的艱辛和付出的沉重代價，才能理解毛澤東同志在晚年對於改造思想和國民性的思考與努力。

 對於毛澤東思想，不能繞過“文化大革命”，敵對勢力總拿“文化大革命”來説事，作為攻擊毛主席乃至新中國的一個重磅炸彈。而且，中國當代的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就是底氣不足。那麼，我們就要分析一下它的根源是什麼？為什麼叫“文化大革命”？究竟對我們又有怎樣的影響？

   1、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説：“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小島上去了。把日本人請回了老家。打進了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

   從毛主席的談話中，通過總結可以看出，毛主席説的實際上是完成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武裝革命，這個革命是勝利了，只不過台灣還沒有最後統一；另一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進一步説是：一武一文，兩件事。

   先説“武裝革命”。武裝革命的勝利，作為一名黨的領袖評判的標準，是這個政黨是否取得政權，這是第一尺度。“沒有他，我們還在黑暗中苦鬥”的評價，也是這個政黨成敗為基準的。毛主席開始的武裝革命也是“喚起民眾千百萬”，把人民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實際上這也是文化運動的一個方面，只不過是用在武裝鬥爭方面罷了。因此，把毛主席的錯誤歸結到文化上面，本身評判的標準就是錯誤的。因為，作為文化，作為思想，其優劣，正誤只能在更大的時空座標中方能看到。總而言之，人心改造到文化批判，是毛澤東後半生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

   當毛澤東所倡導的與我們的傳統不發生衝突時，他贏得了戰爭，人們奉他為上帝、救星、先人，當他倡導的稍稍觸動了我們文化傳統時，卻成了一些人的敵人，詆譭也隨之而來。這也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2、幾個歷史事實。所謂的大躍進、大鍊鋼鐵、食堂化運動，説穿了，實際上是由一個個的“衞星”騙局構成的。而騙局的製造者不是毛澤東，恰恰是毛澤東深惡痛絕的官僚主義者們。總之，在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和三年困難時候後，中國的現實不得不使毛澤東去思考，他領導的革命，究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究竟改變了中國多少？難道他為中國革命做出的“這些努力、痛苦、長征、殘酷的階級鬥爭可能都只是一個短短的插曲，而馴服了過去一切動亂的幾千年的文化卻會消極而勝利地繼續前進，淹沒一切，只在後面留下一點漣漪，好像一塊石頭落入水池中一樣”。

3、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但槍桿子裏面卻不能出新民；槍桿子也改變不了社會和傳統文化。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取得政權以後，國民性的問題依然擺在思想家毛澤東的面前。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和新中國的國父，打碎自己親手建立的一切，無論於情於理都很令人費解。有人把這歸結為權力之爭一類的簡單説法，但事實上卻一點説不過去。回顧毛澤東所發起的有關批判，甚至他對人的好惡，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他的立場與基本觀點是前後一致的，並沒有多少自相矛盾之處。即使在晚年，毛澤東也不止一次講過“我與魯迅是相通的”。這是一個少有人注意的事實，然而卻是客觀存在，並貫穿於運動的全過程。毛澤東在倫理、道德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對於理解他後期的文化批判，評價“文化大革命”這類政治或文化遺產至關重要。雖然，文化大革命起因是教育“改革”，因為文化大革命終結而流產。但是，毛主席在教育上的思想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光彩。正如朱學勤的一篇文章中所寫到“自戊戌廢科舉以來，一部百年中國教育史，只不過是一步引進外國教育史。一會兒學美國，一會兒學俄國，乏善可陳。要説例外，那就是六十年代那場短命的教育改革，那才是我們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歲月；顛倒的歷史第一次顛倒過來，中國人一下子成了教育思想的出口國，而不是教育思想的進口國！”

   把毛澤東不同時期文化批判的事件聯繫起來，基本上可以看出那個文化批判的底藴是什麼，中心思想又是什麼，從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雙百方針，教育改革直到文化大革命，無不與國民性息息相關。然而，政治家的地位限制了他，使他很難把他的文化批判的思想轉化為文化批判語言。毛澤東思想與魯迅的相通之處和對舊文化的批判意識。只不過魯迅只有文人的手段，弄文以抗世而以；而毛澤東則有政治領袖的手段，乃至精神領袖的手段，自然有揚威左右乾坤之神力。

4、疾風暴雨似地革命可以在一個較短的時間裏摧毀一個王朝、一個政府，卻不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裏改造一個社會。社會改造比推翻一個王朝更艱難。正如基辛格所説：“毛澤東致力於在8億人口中爭取平等，把地球上歷史最長的和從未間斷的自治時期所發展起來的制度連根拔除，這無疑是一種偉大的獻身精神，但是如此超級規模的事業必然帶來巨大規模的痛苦，社會的本能的抵抗，由於它的抽搐受到抑制而更加強烈，------毛澤東發現，改造社會所必需的革命熱情和嚴格控制這兩者到一定時候就會和人民的傳統頂起牛來，而對於人民，它是又愛又恨的。”毛澤東對“思想改造”為中心的新倫理道德的精神關注，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的整風，但由於當時的特定條件，及戰爭與政治的需要，這個新倫理道德精神的“思想改造”更多的則是以現實的鬥爭與政治要求為轉移的。所以沒有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性的文化戰略上的意義，而只有為某個實際的需要，即黨的當前工作需要。這是在毛澤東關於人心改造、思想改造問題上，同名異實的兩個部分組成。這裏所説的“人心改造”是指國民性改造的有文化戰略意義的那個部分，與梁啓超、陳獨秀、魯迅等人的思想有關聯的部分。唯有這樣，方可理解文化大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在聯繫，方可通過文化大革命“亂”的表象，看到其內在的含義，方可理解毛主席自認為一生做了兩件事中的一件------文化大革命，不是自我標榜，而是一件實實在在的大事。

   5、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破除“四舊”和打破條條框框的同時，中國的自然科學（也是中華民族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差距），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比如導彈核武器、人造衞星、大飛機、人工合成胰島素、集成電路等等，現在的工業基礎，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下的。

  九、結語。

   1、人心改造也好，文化批判也好，最終無不歸結到對人的認識，人的規定這個基本命題上。而我們中華民族在人的認識與規定上，則是在春秋時期的人性善惡之爭的認識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説教按儒家（名）辦事則依法家（實）的事實，反映出我們在人的認識與規定的虛偽性。

   2、近代中國變革的實質，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之必然。而工業文明的誕生則是有西方人對自身認識的革命性突破帶來的，即路德新教革命對工業文明的歷史意義所決定的。

   3、按理，思想的進步是漸進的，當毛澤東用“只爭朝夕”的態度來進行這場令人瞠目結舌的思想革命之時，就像治病用狠藥，肯定會波及到一些人的利益。不過，若是中華民族真的因此而走向康復，那麼毛澤東就該是醫中聖手了，因此毛主席很可能成為現代的孔子，東方的路德。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時講話曾這樣説過：“我敢説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不站在中華文明的高度，就無法全面認識毛澤東思想。

不站在中華文明的高度，不理解中華文明從農業文明跨向工業文明的艱辛，付出的沉重代價，就無法解釋清楚“文化大革命”。

新的中華文明------毛澤東思想，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