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犀利的演講：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_風聞

◎作者 | 李曉

◎來源 |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

本文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李曉教授在2018年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親愛的經濟學院、金融學院的全體畢業生同學，尊敬的畢業生家長，經濟學院的各位領導和老師，大家下午好！

大家可能注意到，與以往不同，今天我準備了個講話提綱，因為我認真地做了一些準備，權當是我給各位同學們上的最後一堂課，也包含着對各位同學的囑託。

今天我想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是中美貿易戰對我們意味着什麼？

第二是我們應當從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

第三是想借此機會談幾點對同學們未來工作、生活的囑託和希望。

01

第一個問題：中美貿易戰對我們意味着什麼？

從今年三月份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最為吸引眼球的事件不再是敍利亞，不再是北朝鮮，不再是俄羅斯世界盃，而是中美關係。具體説，就是中美貿易戰真的要打響了。這是我們最不情願看到的，也是力圖避免的事情。但問題是主動權不在我們手裏。對於這場貿易戰，我的關注點不在貿易領域，它使我有着更為深重的憂慮和危機感。

首先，從貿易角度來看，既然是美國發動的貿易戰，那麼權且按照美國方面的統計來看下面一組數據。

去年，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為1300億美元。前不久中國自衞性地反擊了美國，徵收美國500億美元商品的25%的關税以後，特朗普又下令加徵了我們2000億美元，然後再準備如果中國反擊，會再加增2000億美元。這是個簡單的算術問題。去年中國向美國出口約5000億美元，現在兩個2000億加上一個500億，他動用了4500億，還剩下500億美元左右的額度。

而我們已經動用了500還剩800億，美國追加的這2000億，我們跟不上了。如果我們也同額度回擊，不僅是將從美國的進口商品清零，而是負進口了，理論、實踐上都是不現實的。

這是美國對中國做出最具羞辱性的行為，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對美國市場依賴太深。

我們知道，由於全球價值鏈的形成與發展，國家間的分工已經從產業內部分工發展到產品內部的分工。我們稱之為生產工序的專業化。因此，一個國家在貿易中實際獲得的收益與其實際貿易收支狀況未必呈正向關係。

再加上在此過程中，中美雙方的統計方式不同，如是否將經香港的轉口貿易統計在內，以及是按商品的離岸價格還是到岸價格統計等方面雙方存在分歧，所以美方統計的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比我方統計多出1000億美元左右。按照美國商務部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1985年開始的6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這期間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總額達到4.7萬億美元。而去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佔到了整個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將近一半。再從中國來看，我們對美國的順差從2010年以來的八年時間裏，平均超過78%，有四年超過80%，一年超過130%。

這些數據意味這什麼？説明對美貿易順差成為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最重要部分，沒有了對美貿易順差，我們的經常項目順差將會大大縮小。

另一方面，我們對美國製造業及其核心技術的依賴更為嚴重。

“中興事件”雖然尚未結束，但僅就目前的後果來看，不只是十幾億美元罰金的問題，美國國會已經否決了特朗普總統暫緩中止中興業務的提案，即便最終通過該項提案，恐怕也要按照美國人的規則來改組中興的管理層及企業管理機制和運行規則，美國甚至要派出一個監督官到這家中國企業。

這起事件足以讓我們清醒地看到自己同美國之間巨大的技術差距以及對美國核心技術的嚴重依賴。

同時，我們對美國農產品的依賴也同樣比較嚴重。

去年，中國自產大豆1400萬噸，總進口是9554萬噸。大豆生產是非常耗費土地的，平均每生產一噸大豆需要八畝土地。這些進口大豆若是換成中國自種，要消耗7.6億畝的土地。而中國的農業耕地紅線是21億畝，拿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種大豆可能嗎？答案很明顯。

不進口可以嗎？很難。因為人民對高質量生活的嚮往和需求，使得植物蛋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這些蛋白加工以後的殘渣可以用來餵豬餵牛，保障畜牧業發展。如果不進口，大豆及其附屬品的價格都要提高，意味着要出現某些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上漲。

有人説，我們轉向巴西進口吧！問題是，全球大豆生產的相當大部分被幾家美國公司控制着。巴西大豆從生產、運營到銷售幾乎都是美國公司控制的。

更為本質性的，是我們對“美元體系”的依賴。

聽過我課的同學們，一定清楚這個原理。

總體來看，現今的“美元體系”主要靠三個機制來運行：

一個是商品美元還流機制。

中國、日本、德國等“貿易國家”向美國出口賺取美元以後，還要將其中相當大部分借給美國。美元是世界清算貨幣、結算貨幣和主要的資本市場交易貨幣，如果不借給它，美國需要自己滿足基礎貨幣發行的話，它就會印鈔，有可能引發美元貶值。

這意味一方面，我們本身擁有的美元儲備縮水，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元貶值意味着我們本幣升值，對出口非常不利。

所以，作為“貿易國家”的悲劇就在於，我們需要被動地維持美元匯率的穩定，儘量不讓美元貶值。也就是説，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要維持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的貨幣穩定，這是商品美元還流機制迫使我們承擔的被動責任，也是我們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公司債的原因。

第二個機制是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機制。

1971年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美元與黃金脱鈎之後，美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確保自身的儲備貨幣地位。為此，美國迅速找到了石油這種工業血液，聯合沙特等國建立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機制。這就意味着其他國家若要進口石油必須用美元支付，因而就必須儲備美元。這樣，美元在與黃金脱鈎之後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

第三個是美國對外債務的本幣計價機制。

美國80%以上的對外債務是以自己可以印刷的美元計價的。就此大家不難想象，美國霸權或者説美元霸權達到一種什麼樣的程度！也就是説，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講，針對自己的對外負債美國是可以通過印刷美元解決的。

當然，正是由於美元是美國控制世界的最主要工具，現實中美聯儲、財政部還是格外慎重的，輕易不會亂來。但事實上，美國在2008年危機之後已經搞了四次量化寬鬆，釋放出大量流動性。

我曾在課堂上説過，學習經濟學或研究經濟學的人不要輕言“美國衰落”。在我看來，“美國衰落”有一個重要標誌，即當美國對外發債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標價而是用歐元、英鎊、日元或者人民幣標價的時候，這個國家真的是衰落了。

如果你看不到這一天，請不要輕言“美國衰落”。正是由於中國處在“美元體系”當中，不僅使得我們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而且基礎貨幣發行也對其產生嚴重依賴。

坦率地説，近十年來，中國M2的發行量幾乎是世界第一。我們的M2對GDP之比為2.1：1，而美國為0.9：1。**發了這麼多貨幣，為什麼大家感覺不到呢？**有很多原因，但有兩個原因最為重要。

**一是我們的基礎貨幣發行很大程度是用外匯佔款來實現的。**也就是央行收購企業和公司個人手中的美元，按照市場匯率再釋放出人民幣，通過這種方式把流動性釋放出來。

外匯佔款佔到央行釋放流動性的比例最高時達到80%以上，目前也在60%到左右。也就是説，美元儲備是人民幣發行的重要的信用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房地產擴張，使得央行釋放出來的相當大一部分流動性被房地產套住了。

所以，貿易戰果真打下去，接下來的影響就會涉及到貨幣金融領域。

美國人非常清楚，如果我們的美元儲備大幅度減少，那麼人民幣發行的信用基礎就會出問題。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賺取外匯的能力也將受到影響。

由於中國是典型的“貿易國家”，本幣不是世界貨幣，不得不將貨幣信用寄託在其他貨幣比如美元身上，而且國內的經濟發展、軍隊的現代化軍隊建設，包括大國外交、“一帶一路”都需要大量資金，因而外匯儲備規模對中國而言格外重要。

就近幾年外匯增長狀況來看，2016年我們在投資領域的外匯淨收益出現了440多億美元的負值。2017年我們加強了外匯管制，勉強恢復到近130億美元的正值。但是今年1—5月，我們在投資領域中的外匯收入不足50億美元。

在貿易領域的數據就更難看了。去年上半年全口徑貿易順差尚有540億美元左右，但截止到今年五月全口徑的貿易逆差將近250億美元。六月份的統計還沒出來，但一個月扭轉不了大局。也就是説，今年上半年中國對外貿易的淨逆差格局已定。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外匯儲備狀況也不容樂觀。有學者測算過，截止到今年五月份，我國的淨外匯儲備也就是外匯儲備減去外幣負債，約為1.9萬億美元，比2013年2.96萬億美元的峯值減少了近30%。

關鍵問題是，這1.9萬億美元並不都是歸我們所有。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到今年四月底，規模以上的外資企業（含港澳台）總資產為21.68萬億人民幣，按照6.45的匯率計算，摺合成美元資產的話約為1.55萬億美元。

也就是説，在1.9萬億外匯儲備淨值中有80%以上是外資企業擁有的。

我在授課時曾説過，由外資企業投資所形成的外匯儲備相當於賭場的籌碼。

什麼概念呢？賭客進賭場後會將各種貨幣換成籌碼，無論在賭場中玩輸了還是贏了，他所擁有的籌碼可以再換成自己需要的貨幣拿走。

也就是説，這些投資的所有權歸外資企業，外資企業可以隨時撤資或者在投資期限到期後撤資。

雖然現階段中美貿易戰的爆發不會導致外資全部撤走，假如只撤資三成，也就是5000億美元左右，1.9萬億再減去5000億，我們還剩多少？我們還有那麼多要做的事情需要錢。

所以，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我想恐怕不只在貿易領域，還在“中國製造2025”，更可能是通過貿易戰的方式迫使我國做出更大讓步，而且很可能是迫使中國在貨幣金融領域更大開放。

我們知道，美國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金融國家”，我十幾年來一直研究這個問題。表面上看，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是在兑現自己的競選承諾，為“鐵鏽地帶”那幾個州的藍領工人爭取更大利益，迄今為止他在這方面做得很不錯。但由於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即日益高度金融化，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利益是其必須予以重視的。金融資本的目標是要賺取全球金融市場的收益，其前提條件就是世界各國貨幣金融市場的開放，但迄今為止中國這塊骨頭美國始終沒有啃下來。我們的資本項目沒有完全放開。

特朗普的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核心目標有許多，我想在他的謀劃中，不會沒有迫使中國更大幅度開放貨幣金融市場的目標。

當然，美國更為重大的國家戰略利益就是遏制中國的崛起。

對此我們不要抱有絲毫幻想，不要以為這是特朗普個人意願。

在最近的一次研討會上，一位著名學者講述了他的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華人朋友在美國“美中關係委員會”的經歷。這個委員會的宗旨是促進美中友好關係，在他此前的多次訪問中，委員會工作人員都是熱情接待，笑臉相迎，但這次卻像躲瘟神一樣迴避他，他説自己感到了“麥卡錫主義的回潮”。

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恐懼與敵視達到了我們難以想象的程度。

所以，在特朗普對華採取強硬的貿易制裁措施之後，他的支持力不降反升，目前達到40%以上，而且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在這一問題上的政治共識高度一致。自特朗普上台以來，兩黨之爭非常多，但唯獨在“中國問題”上高度一致。

今天，有很多學者試圖把中美之間的衝突侷限在貿易戰範圍，認定它只是場貿易衝突，主張不要把它擴大到其他領域中去；還有一些學者認定這場貿易戰打下去美國必輸，中國必贏。不論他們是怎麼測算的，我認為這是一廂情願或不符合常識的。

對一般國家而言，貿易戰在經濟學上一定是雙輸的。但是對於大國而言，關鍵在於誰輸得起。

歷史經驗證明，大國之間特別是“老大”和“老二”之間的較量，更多的不是經濟行為，不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而是一種國際政治行為，是以國家利益為目標的。國際政治競爭不是“正和遊戲”，而是“零和遊戲”。

經濟學與政治學的邏輯有很多不同，一個主要的區別在於，經濟學研究的是殺敵一萬自損八千還是自損六千的問題，它的邏輯是如何讓己方避免自損八千，儘量實現自損六千，即實現資源約束條件下以最小的成本達成最大績效；與經濟行為不同，政治的邏輯是隻要我贏，戰勝對手，犧牲多少無所謂，在所不惜。因此，兩者的邏輯與行為規則是不一樣的。

剛才，大家合唱的國歌裏有一句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現在，我不敢説是最危險的時候，但可以説，中華民族到了新的危險的時候。

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最大的危機不是貿易衝突，而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霸權國家已經公開把中國當成了最主要的對手，在和平時期利用經濟戰的手段發起了對中國的全面遏制和攻擊，同時還利用其超強的全球軍事實力對中國進行越來越多的威懾，製造周邊衝突乃至危機來干擾我們的和平發展進程。 

前不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有一個發言，赤裸裸地攻擊中國是一個掠奪性的國家，是一個偷取知識產權、盜取別人技術、強迫轉移技術、強迫地獵取別人資源的國家。這種攻擊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他是在把美中衝突上升到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高度。

最近，美國通訊委員會發表公告，於今年6月11日廢止了2015年奧巴馬政府時期制定的網絡中立法案。我們知道，互聯網思維、原創技術與技術服務，所有這一切都以美國為核心。當年，美國為了促進國內網絡運營商之間的公平競爭，同時也是為了讓世界各國放心使用美國技術、拓展全球市場，搞了一個網絡中立法案。

但是現在這個網絡中立法則沒有了，意味着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可以在提前告知消費者的情況下，屏蔽這些網站或者降低這些網站的訪問速度，也就是斷網。如果一旦對中國採取這種措施，我們銀行、交通、商業、郵電等系統可能會癱瘓。

最近有一則報道，美國網絡軍已經得到國會授權，可以對網絡攻擊和盜取美國知識產權行為作出攻擊，鎖定地址後利用美國的網絡特權，即根服務器關閉攻擊者網站。現在全球的根服務器有十三個，其中一個主根服務器和九個輔根服務器在美國，其餘的三個分別在瑞典、荷蘭和日本。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美國在正在做更多、更充分的準備。

最近，大家都看到一張G7首腦會議上的照片，場面類似“最後的晚餐”，特朗普與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其他國家首腦冷峻對視，似乎不共戴天。

但是要知道，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特朗普提出了一個計劃，叫G7國家經濟一體化，主張七個發達國家相互之間實現零關税、零補貼、零壁壘，據説已經得到德國的同意。

 

也許德國的這種首肯是表面的，由於涉及市場份額等複雜的因素，其他發達國家的立場很可能與美國不一致，因為美國市場份額太大，競爭力太強，所以七國間的經濟一體化肯定不會順利。

但美國的這種行為意味着一個嚴峻趨勢，即它已經下定決心廢除WTO的全球多邊貿易規則，也就是我們堅持倡導的全球多邊貿易規則。這個規則曾經是美國人創立並堅持實施的。今天他們不想再按此規則再做下去了，要搞一套新的、更高標準的規則。

在這方面，我們千萬不要以為特朗普對歐盟、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將會促使這些國家同中國堅定地站在一起，抵制美國的逆全球化行動。

事實上，這些國家在知識產權問題、強制性技術轉讓、企業併購等方面對中國的指責、攻擊同美國並無二致，立場完全一致。

所以，我們不能把中美貿易戰僅僅侷限於貿易領域，這本質上是一場國運之戰。我們更不能將這一場爭端視為短期內可以解決的。

僅就貿易爭端而言，從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末，美國和日本曾經發生過一場漫長的貿易爭端，這場爭端打了30年，結果是日本泡沫經濟崩潰，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中美之間的衝突作為一場大國博弈，恐怕需要至少50年甚至更長時間。**今天的一切，不過是一場歷史大戲的開幕。

02

第二個問題，就迄今為止的中美貿易爭端而言，我們需要吸取哪些教訓？

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談。

首先，就眼前的教訓看，主要有兩點：

一是盲目自大的情緒。

一百多年來我們被西方侵略、壓迫的太久，心中的大國情懷不僅強烈也更為迫切。必須承認，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令世界矚目，在某些領域的進步與發展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產生了一種舉國的自豪感，同時也伴隨着一些自大情結。

中美貿易戰，尤其是“中興事件”不啻為一劑強烈的清醒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與美國之間存在的巨大技術差距。事實上，我們在許多核心技術領域與國外的差距十分巨大。

馬航370事件出現後，很多人才知道羅爾斯羅伊斯公司對自己生產的飛機發動機的運轉狀況，包括在什麼地方運轉、在哪個高度運轉、在什麼時間運轉，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前不久，一家汽車零配件公司的總經理跟我講，世界上有兩三家公司的汽車噴油技術做的最好，但是我們軍車的噴油嘴一定不能用外國的，即便國產噴油嘴質量不高也要用自產的，因為國外廠家都可以進行噴油嘴控制，關鍵時刻可以進行停止發動機噴油的操縱。

我們知道，網絡技術有三個層次，最核心的是原發性的技術創新，其次是原發性的技術進步及其產業化，如芯片，再次才是利用互聯網思維和互聯網技術進行的規模經濟的市場開發。

我們經常搞“光棍節”購物狂歡，無論是阿里巴巴還是京東等都是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經濟規模實現的快速擴張，跟原發性的技術創新思維、原發性的技術進步及其產業化毫無關係，只不過是運用別人的技術思維、產業化的技術，利用中國的巨大市場規模迅速推廣而成。

二是這場爭端使我們更加清醒地意識到，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在經濟結構、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更為深刻的改革。

以往，我們通過以市場換技術、以資金買技術、以挖人才造技術等方式取得了一些技術進步，但今後這些途徑恐怕都難以行得通了。今後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唯有自主創新，既有技術領域的創新，更有體制和制度上的創新。

其次，再來談談更深層次的教訓，此次中美貿易戰爆發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第一，中國忽視對美國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的深入研究。

自2016年美國大選開始一直到今年三月份貿易爭端，再到今天，我們對美國的判斷屢屢失誤。更為重要的是，面對着這樣一場大國間的博弈，除了一些貿易專業、經濟領域的專家紛紛出來發聲以外，那些研究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專家少有聲音。

這是極不正常的。

説明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對自己必須直面的霸權國家的系統、深入研究是非常不夠的，因而很少可以對美國做出可持續性的、理性的研判。這是非常危險的，不僅容易出現誤判，甚至出現錯判。

其後果主要有兩個。

一是情感勝於理性，整體性的非理性思維經常佔上風，本質上講這是中國人典型的農耕民族根性。

農民與商人的最大區別是什麼？農民經常是情感強於理性，而商人則經常是理性勝於情感。

中國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正式確立走到今天，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這意味着我們中華民族從農耕民族走向商業民族的歷程僅有二十幾年，因而傳統根性自然是很強烈的，使得我們很少能夠理性地認識世界，更習慣基於情感來判斷世界。

當年，駱家輝被美國派駐中國大使，很多人歡欣鼓舞，甚至認為美國終於派了個“中國人”，中美關係因此將走得更好。駱家輝是華裔美國人。正因為如此，他更需要要證明自己更美國，所以對中國的態度、立場也更加強硬。

在現階段和今後的中美關係中，我們必須努力克服這種民族根性，更加理性地認知美國，處理好同美國的關係。

二是相應地，我們出現了當年戴季陶先生所説的“智識上的義和團”的傾向。

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戰中，有些學者和專家提出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這種提法令人匪夷所思。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在一個經濟發展、改革不斷深化的時代，何謂“要不惜一切代價”？難道要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時代？

“智識上的義和團”的另一個表現，是我們很少認真地研究特朗普本人。

特朗普自傳的中文版早在2016年4月就在上海出版發行了。那本小冊子很薄，中文標題叫《永不放棄》。我看了三遍，感受是特朗普這個人非同一般。迄今為止，我們對這位美國總統的認知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我們經常小看他，當然全世界都小看了他，二是認為他“善變”，但事實上是因為我們自己看不懂，沒有認真研究他。

他是一個搞建築出身的人，這類人的思維方式是，首先要基礎夯實，其次是思維、設計縝密，邏輯清晰，否則大樓一定要蓋歪的，賣不出去的。

作為一個商人，他的特點是：當對手信心十足的時候，他特別善於抓住對方的漏洞並戳破對方的底線，為對手帶來巨大威懾，進而達到目的；而當對手全力進攻的時候，他又突然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在自己的書中，他曾提及自己鹹魚翻身的輝煌經歷，其中也多次談及他與不同對手之間的博弈經歷。

我建議在座各位同學看一看這本書。大致就會知曉，所謂的“特朗普善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沒有把他研究明白。 

我現在經常思考一個問題，這場衝突會給中國帶來什麼？

理論上的挑戰、實踐上的挑戰無疑是非常巨大的，甚至迄今為止致使我們獲得成功的好多理論都需要做認真的反思。同時，我們的好多對策也需要認真反省。

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輝煌成就，根本上講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實現的。開放的本質是什麼？是我們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開放，或者説是我們主動地加入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去，並因此成為該體系的最大獲益者。

但是發展到今天，美國人認為這個體系讓中國人佔盡了便宜，自己卻吃了很大的虧，不再願意同我們玩下去了。因此，當今時代不存在什麼“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有問題的根源在於全球化進程出現了大分裂。

全球化分裂的本質是什麼？是世界主要大國之間關於全球化的共識破裂或沒有了，這是當今世界最危險的一件事情，意味着今後美國不再願意同我們分享他所主導的全球規則和制度安排，這必然對我們今後所有的經濟理論及其研究帶來巨大挑戰。

但是我認為，更為重要的挑戰恐怕是思想上的，即在這場爭端很可能演變成為曠日持久的大國衝突的過程中，我們是繼續冷靜地認識我們與美國的巨大差距，堅持虛心地向美國學習，還是由此堅定地走向民粹主義的反美道路甚至以一種“玉碎精神”抵制美國的一切。

我們曾幹過這種事情，所以我很擔心。

這些政治、經濟、思想等領域的嚴峻挑戰，關乎今後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方向，是個大問題。

第二，忽視對美國經濟結構變化的研究，進而對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及其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研究很少，進而缺乏對美國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深入理解。

特朗普為什麼拿中國開刀？對華貿易逆差問題只是個藉口。

事實上，不是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美國分裂，而是美國社會分裂導致了特朗普上台。美國社會由於經濟結構金融化被嚴重撕裂了，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在破產。所以，美國“鐵鏽地帶”主要的三個州過去全是支持民主黨，支持希拉里的，但這次它們的反轉是促使特朗普獲勝的關鍵因素。

特朗普上台後，必定要兑現競選承諾。但事情並非僅僅如此，他上台後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行為儘快彌合分裂的美國社會。迄今為止，他做得比較成功。

因為他非常聰明地捕捉到了一個目標，這就是中國。“中國威脅”是美國近些年來的焦點話題，而且實際上也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共識。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這樣一個契機，“中國問題”或“中國威脅”成為特朗普手中的一張牌。

所以，如果深入地研究美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到政治結構的變化，我們可能不會出現很多誤判。我認為，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些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結論有些時空的侷限性，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決定社會結構變化，也一定決定着美國政治利益、國家核心利益的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特朗普兩年或者六年後下台，美國也不會因為更換總統而在戰略上改變對中國的基本立場。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看法。

第三，忽視對美國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權方式、機制等問題的研究。

這導致我們經常以工業化國家的視角去認識後工業化的美國，以“貿易國家”的立場去對待“金融國家”的美國；相應地，在此過程中又出現了以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的成就來定義自身國際地位的一種幻想。

我自己的多年研究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崛起的性質是“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我認為這是很冷靜、理性的一個結論。一些人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為了取代美元，我反對這種觀點。

我的研究結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不是取代美元，“美元體系”在短期內是無法被替代的，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減少我們在“美元體系”中的風險和成本。

説到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我們的某些媒體是極其不負責任、不專業的，經常用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忽悠民眾情感。

40年來，正是因為我們加入到“美元體系”當中，我們成為該體系的主要獲益者，自然成為該體系的最主要的支撐者（如購買大量的美國國債等），也自然會成為該體系風險、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是一個正常的邏輯。正所謂福兮禍所伏，這可能是未來我們的問題所在。

也就是説，特朗普的殺手鐧正在這裏，其實他早已露出了獠牙，如對伊朗、俄羅斯的金融制裁，包括前不久美國部分官員提出的對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凍結等，雖然是傳聞，但這種信號意味着當兩國紛爭激化的時候難免不會出現這種狀況。無論怎樣，貨幣金融一定是美國最後的殺手鐧、制勝的法寶，這是它的絕對優勢所在。 

那麼，我們的主動權在哪裏呢？在國內。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認清了斯密經濟學原理指導下的市場經濟的重要性，知曉了交易分工的作用，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40年後的今天，我們終於開始意識到熊彼特式的創新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構建創新性國家的宏偉藍圖，意義格外重大。 

圍繞創新問題我們需要做些什麼？我想從國家和個人兩個層面談談自己的看法。

在國家層面，我們必須改革、破除一切不利於創新的體制和制度安排。

今天，倘若依舊沉迷於炫耀祖先的四大發明，一定是我們這些子孫的恥辱。我們應該更多地思考“李約瑟之謎”，這對我們意義更為重大。

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本質是什麼？二十幾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競爭，即看誰的制度安排更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發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礙創新的制度安排，創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經營、自主選擇和自主流動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是至關重要的。

這個問題過於宏大，在此暫且打住。

03

第三個問題，就個人而言，圍繞創新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想借此機會對在座每一位畢業生同學談談對你們的希望，權當對你們的臨行囑託。

這裏，我主要談六個方面。

第一，養成並保持學習的能力。

我在每一次開學典禮上都要談一個話題：上大學是為了什麼？我認為兩件事情最為重要：一是掌握學習的能力，二是養成合作的習慣。掌握了學習的能力和擁有合作的習慣，才能事業順利，缺一不成。

在我看來，學習的能力不是指掌握知識和技能，而是指認知世界、理解世界的能力。我們已經知道“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是錯誤的，我還要説培根的“知識就力量”這句話也是有時代侷限的。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時代，信息和技能永遠在過時的道路上。人的一生只有不斷掌握並增強自身的學習能力才能不落後於時代。

這也是真正的大學教育的宗旨。

耶魯大學的前校長理查德.萊文曾經説過一句話：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之後居然掌握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那是耶魯教育的失敗。學習的能力不僅僅來自閲讀，更多的還有走出去看世界、觀察世界、思考世界、品味世界，只有這樣才能夠擁有開闊的視野，體會、瞭解人類的諸多不同，這會使人更加寬容。寬容是人類最高的智慧之一，它會使人類增進幸福。

第二，獨立思考的能力。

沒有獨立思考的個人，不會產生創新性社會。

我們都看過電影《阿凡達》，導演卡梅隆70多歲時拍了這部電影，我看後曾説過一句話：這是基於人類的想象達到了人類想象的邊界。為什麼他可以拍出這部片子？是由於他幼年時代的幻想、對世界的好奇心到了70多歲依然如故，沒有被泯滅。

好奇心、想象力在今天的中國，在座各位還剩下多少？我真的不敢恭維。大家從幼兒園走到今天，基本上是做着標準答案走過來的。

在畢業典禮上，本應對大家説些鼓勵的話，但是我還是想嚴肅地跟大家説，在各位今後的生活當中，如果沒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話，將是人生的悲劇。

好奇心和想象力塑造着一個人的偏好和喜好，沒有自身喜好的人生或者説有自己的喜好卻被父母和其他人強行改變的人生是非常恐怖的。這樣的人多了，這樣的人組成的社會也一定是恐怖的。所以，學習能力加上獨立思考，是形成創新性社會的基本條件。

第三，自主選擇的能力。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資源稀缺條件下行為主體如何選擇的學問。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基本上是不需要選擇的。我上小學、中學的時候，感到自己沒有什麼選擇，因為組織上已經替我選好了，不是上山下鄉，就是到工廠接班。其實那時也沒有什麼痛苦，想起來很快樂。

今天，同學們的選擇非常多。早晨起來你會選擇是到A食堂還是B食堂或C食堂吃早餐，要選擇上李老師的課、趙老師的課還是張老師的課。選擇是有成本的，起碼有機會成本，但不論怎樣，市場經濟條件下自主選擇的成本再多也是必要的，市場經濟就是由無數的選擇組成的。

今天，在應試教育體制下大家還有多少自主選擇能力？近幾年經常遇到大學同學、朋友打來電話，説我孩子或者親屬今年要高考了，請你跟我説説哪個專業更好？我問他們孩子自己喜歡什麼？經常的回答是“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家長，你們可能更清楚是不是這樣。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在我上課提問時，很多同學不敢正視我的眼睛，目光所到之處他們基本上都是放下眼簾，好像他不看我我就看不到他一樣。沒有問題意識，提不出問題，也自然缺乏自主選擇能力，這是個惡性循環。

具有學習能力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也一定是擁有自主選擇能力的人，自然是創新能力很強的人。

談及自主選擇能力，我想談一點個人體會。現在大家都已基本上選擇好了職業，未來還可能有許多新的選擇，今天談這些體會還不晚，也許對你們有參考。經濟學強調發揮比較優勢，但在做出人生選擇的時候，應該注重自己的比較劣勢。就是説，你要知道自己的缺點和不足。

什麼是理性？理性就是知道自己是無知的，或者説知道自己的不足。

當你深入瞭解這些之後，比如在選擇職業的時候，就要盡力迴避因自身缺陷或不足難以勝任的領域。這樣做，不僅避開了自己的不足，實際上也是選擇了你的比較優勢，而且會使自己更加快樂、寬容。

你不會見到某同學去金融機構做的很好，便產生憑啥我不能去金融機構、大學時我金融學成績比他好之類的不正常心態。冷靜地瞭解自己的比較劣勢會讓你有一個健康心態，你會認為那個同學成功是因為他確實很優秀，而在他很優秀的那個方面，我卻是不足的。

所以，瞭解自己的不足卻不迴避，一味地同他人比較，盲目跟風，無異於人生的鋌而走險。

第四，審美能力。

如果展開一幅世界經濟地圖，你會發現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如美國出口的是金融服務，日本出口的是製造業技術，中國人出口的是勞動力，歐洲人出口的是古老的貴族文明積澱下來的審美，幾乎所有的奢侈品都來自歐洲。審美是一種歷史積澱，前提是一個國家歷史、文化的連續性。

這個話題其實是很沉重的，在此我只想談談自己的體會。對個人而言，審美是一種品質和修養。一個審美能力低下的民族不僅素養、品格不高，道德水準也會有問題。

迄今為止，大家的審美能力基本上都是從父母那裏薰陶出來的，問題是在座的各位父母都是“文革”後的一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問題所在。

我非常高興地看到，在今天的畢業典禮上，大家都穿着皮鞋，穿着帶領子的正裝，我跟趙勇書記提出過畢業典禮上同學們的着裝要求。為什麼？看看我們的校園裏，許多男同學穿着一條大短褲，露着帶毛的雙腿，穿一雙拖鞋，身披莊嚴的畢業禮服滿校園逛。

你們覺得美嗎？今天，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判斷一個人是否是中國人的標準，基本上就是服飾與行為。

針對個體，主要看服飾，相對於其他亞洲人，中國人的服裝搭配比如衣褲、鞋帽、鞋襪等的搭配基本是不合體的，遠遠一看便知道是中國人，在亞洲人裏韓國人喜歡穿着鮮豔，穿的素雅且搭配合理的多半是日本人。如果是團體，看到一個人在説，幾乎所有人在聽是日本人；一個人在講，一半人在聽，一半人亂亂哄哄的是韓國人；一個人在説，少數人在聽，多數人各幹各的，大多是中國人。

審美是一種尊嚴意識，是一種自我尊重也是對別人的尊重。

在莊重的場合，一個沒有儀式感的人、着裝隨意的人既是對自己的貶低，也是對他人的極大不敬。

在更大意義上講，審美可以讓人知曉世界上的美好與醜惡，它告訴每一個人，人類的行為應當是有底線的，知道有些事情是絕對不可以去碰的、不可以去做的，而不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這樣，我們社會的道德水準才會有所提升。

第五，戰勝困難的能力。

人生中困難是常態，幸福是短暫的，海明威説“勇氣就是優雅地面對壓力”，人的一生中能成為優雅的人太難了，這也是我自己經常苦惱的問題。

有時候，我跟同事説話時會忘乎所以，事後會反思自己的不優雅。但是優雅地面對壓力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一個人在壓力面前如果能做到優雅的話，這本身就説明你真的能夠把困境作為常態。這一點對大家未來的人生、工作非常重要，會增進你的幸福感。

最後一點，要做一個具有使命感的人。

我不想在這裏空談使命感，不要把它看作離我們很遙遠的神聖之物。

一個人做好自己每一個人生階段中應該做好的事情，把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儘可能地做到極致甚至像清教徒那樣對待自己喜歡的職業並願意為此努力一生，你就是一個具有使命感的人。所謂工匠精神，本質上與這種對職業的敬畏和使命感的理解與堅守密不可分。

工匠精神與功利主義無緣。

在此我還想強調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國土淪喪、家破人亡的民族危亡狀態，而是處在快速崛起的進程當中，過去的“為中華崛起而讀書”不應當是現在大家讀書、學習的目標。

今天的中國面對着前所未有的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面對着如何成為創新性國家的重任，只有我們每一個人、在座的每一位畢業生同學成為真正的人，即成為具有學習能力、獨立思考能力、自主選擇能力、審美能力、戰勝困難能力和有使命感的人，你自己的一生才會幸福，我們這個社會才能不斷進步，中華民族才真的有希望。

最後，我祝願大家健康、幸福、事業有成！但是我更想説的是，健康和幸福更為重要！

謝謝各位！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 智谷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