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詛咒之年：大師之後再無大師_風聞

1949年，一個告別的季節，鴻雁于飛，窮秋南去，不知何時北歸。

一灣淺淺的海峽，恰似銀河阻隔，一邊江山易幟，萬象更新，一邊夢囈鄉語，彷徨不安。

這一年，有人隨國民黨東渡台海，還有人南下香江。在此之前，港、台從未湧現過重量級的文化名人，此後，兩地的文化事業空前繁榮。

而留下來的人，起初並未感覺生活發生鉅變。北方的老百姓，平時還是習慣去茶館聽評書、相聲，演員們的三言兩語便能逗得人捧腹大笑。

一水之隔，成就三個不一樣的江湖。

1

1950年，一個出生於遼寧曲藝世家的少年單傳忠，剛剛結束跟隨父母在東三省到處漂泊的生活。16歲的他已熟讀多部古典名著，平日裏邊讀書邊幫助父母抄寫段子。

家中長輩多為民間藝人，精通西河大鼓、評書等技藝。他們為了賺錢，常要四處闖蕩。單傳忠小時候就跟在父母身後，拿着小籮筐下去收錢，喊着“捧場了”。他當時想，這跟要飯也沒啥區別。

單傳忠不喜歡這個行當，他更希望能考大學、學工科，找一份正當職業，這樣跟別人説起來倍兒有面子。

然而，天不遂人願。這一年，單傳忠的父親單永魁因與“反.革.命” 罪犯佟榮工有來往，被判了六年刑。可是直到被捕，單永魁也不知道那個連累他的朋友到底做了什麼。

被拘押整整一年後，單永魁才得以寫信告知家人。家中突遭變故，單傳忠的母親竟狠心跟丈夫離了婚，獨自離開，丟下兒女們在家。

當時，單傳忠剛開始夢寐以求的大學生活，卻發現靠母親寄來的微薄生活費，無法養活自己和年幼的妹妹。

為了養家餬口，單傳忠不得不放棄學業，拜李慶海為師，學習評書，取藝名**“單田芳”**，如祖輩一般投身曲藝。

▲單田芳。

劍未佩妥，出門已是江湖。

2

單田芳的父親含冤入獄，導致家庭破碎。遠在香港的27歲青年查良鏞卻永遠失去了他的父親。

1951年，查良鏞的父親查樞卿被以“不法地主罪”處以死刑。

海寧查家是當地名門望族，查樞卿這位遠近聞名的慈善家，還曾一次捐出1000畝水田作為“義田”，為人稱頌，可還是死於建國初期的運動中。

查良鏞得知父親死訊，悲痛萬分。

此前一年，他還曾奔赴北京，想要報考外交官，投入新中國的建設。現實卻給這個熱血青年當頭棒喝，他被告知，由於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又不是黨員，進不了外交部。

查良鏞只好失望滴返回香港，卻幸運地躲過了此後的政治運動。第二年，查良鏞調到《大公報》旗下的《新晚報》擔任副刊編輯。

1955年，由於《新晚報》的編輯梁羽生剛剛完成上一部武俠小説的連載，一時半會兒不知寫什麼。

大受歡迎的武俠小説不能就此斷更，《新晚報》負責人只好讓查良鏞臨時頂上。

於是，查良鏞取筆名**“金庸”，開始連載自己的第一部武俠小説《書劍恩仇錄》**。

▲金庸。

這一寫，不得了，之後他在十七年內創作了 14部長篇武俠小説，用一副對聯連起來就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金庸妙筆一書，就是一個讓幾代中國人心馳神往的江湖。

3

**有人用一支筆寫江湖，有人用銀幕畫江湖。**1957年，鄒文懷進入邵氏兄弟電影公司，不久就被提拔為製片經理。

鄒文懷學新聞出身，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早年曾做過記者，來到邵氏後，他很快成為邵逸夫的得力助手。

儘管邵逸夫有萬貫家財，此時的邵氏卻並非一家獨大，其競爭對手國泰的實力也不容小覷。

為此，邵氏從對手公司挖角，直接給出兩倍片酬。林黛、凌波、李翰祥、張徹等一大批演員、導演先後投入邵氏旗下。

鄒文懷一眼就看出武俠電影的市場前景，他請來張徹擔任導演，倪匡擔任編劇，推出經典武打片**《獨臂刀》**系列。與胡金銓共同掀起香港武俠電影浪潮的張徹，和日後名列“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由此開始長達十多年的合作。

《獨臂刀》一經上映，票房收入首過百萬，硬橋硬馬的武打動作、英武豪邁的陽剛之氣在此後數十年深深影響着香港電影。

▲《獨臂刀》劇照。

身居幕後的鄒文懷功不可沒，但他與邵氏高層卻漸生隔閡。

後來，他如此説道：“人在一個地方呆久了，總會有想改變的時候。而且，我跟邵老六其實是同一類的人。一小片天底下有兩個我們，實在是太擠了點。”

4

還有人，天生就是一身江湖人的豪氣。

政權鼎革的1949年，14歲的李敖隨父母赴台，進入台中第一中學就讀。自那一年起，台灣當局實行戒嚴。金庸開始寫小説的那幾年，少年李敖在密謀叛逃回大陸。

他的高中老師嚴僑是近代翻譯家嚴復的長孫，還是中.共.地.下.黨.員。年輕的李敖與他交往甚密，一起喝酒，一起痛罵國民黨，因為沒錢，嚴僑喝的酒還都是最劣等的米酒。

1953年的一個深夜，嚴僑被台灣當局拘捕，李敖和他密謀的偷渡也就不了了之。

李敖沒有因為當憤青耽誤學業。1954年，他考取了台灣大學法律專修科。李敖學了幾天，發現不感興趣，退學重考，又考進台大歷史系，就是這麼任性。

在台大歷史系，李敖遇到了另一位他十分愛戴的恩師殷海光。

能讓李敖如此自負的人尊敬，殷海光自然有其過人之處。他自詡為“五四後期的人物”，一向直言不諱，曾在1948年的《中央日報》上發表《趕快收拾人心》的社論，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被蔣介石怒斥一番，差點丟了工作。

李敖繼承了殷海光的狂放不羈，也承認自己受到了“半個殷海光影響”。

大學畢業後，李敖當過兵，曾任少尉排長，又向雜誌投過稿，寫文章宣揚所謂自由主義思潮，反對國民黨獨裁。他接掌《文星》雜誌後，將其作為反對國民黨獨裁的陣地，結果這雜誌沒多久就被禁了。

在他的寫作生涯中，在台灣的被禁書多達96本，還曾被台灣當局封殺，兩度入獄。

他説，鍛鍊一個男人最好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軍隊，另一個是監獄。這兩個地方他都曾體驗過，

李敖，就是這樣一個狂放的江湖浪子。

5

解放後，全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世界仍極度匱乏。傳統曲藝成了老百姓日常解悶一個必不可少的娛樂項目，就像現在人們離不開手機一樣。

單田芳學成之後，最初在鞍山曲藝團表演評書，一人、一桌、一椅，醒木一拍，一個傳奇生涯就這樣開始了。

1956年大年初一，單田芳登台説了兩個小時《大明英烈》，反響熱烈。

那次演出，單田芳賺了4塊2毛5分錢，回去的路上，他給家裏買了一斤豬肉，十個雞蛋，還給自己買了一包煙，口袋裏還剩3塊多錢。

在當時，達到這樣的生活水平並不容易。

可惜好景不長，1962年，有關部門規定，傳統曲藝的演出都必須停止，所有演員都必須“説新唱新”。

這一新規幾乎砸了大部分説書人的飯碗，不講才子佳人、帝王將相，江湖藝人還能靠什麼吃飯。

單田芳卻獨闢蹊徑，很快將《戰鬥的青春》、《林海雪原》等紅色小説改編為評書，果然得到領導肯定，事業蒸蒸日上。

單田芳一舉成名，終於過上好日子，一家奔小康。進口手錶、自行車這些尋常人家難得一見的貴重物品，他想買就買。

槍打出頭鳥，十年浩劫一來，單田芳不出意外地成為被批判對象，批鬥、打罵成了家常便飯。他曾遭到毒打，聽力一度受損。

1969年，單田芳被下放到農村，整日干着挑糞、搬磚等苦力活，更要忍受旁人的冷嘲熱諷。

他年少時曾放棄評書，後來歷經十年苦練，憑藉評書名揚天下，如今，卻看不見重返書壇的希望。

6

這一時期，一股極左風潮由大陸吹向香港。

金庸在連載武俠小説的同時，又創辦了**《明報》**。《明報》對中國時局的分析客觀公正，極具先進性，後來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

▲1962年的《明報》。

金庸曾回憶説： “當時大陸搞’大躍進’、 ‘人民公社化運動’，一畝地產三五萬斤糧食，這個當然是假的，放屁，於是我就不登。”

除此之外，金庸還曾在《明報》中明確反對在香港搞文.革，報道內地人民逃港潮。1976年，鄧.小.平.再次被打倒，金庸在報紙上發表社論，把鄧小平比作其筆下的大俠郭靖，並稱他一定會東山再起。

為此，香港左派一度將金庸視為暗殺目標。

國民黨統治台灣期間，金庸還曾在報紙上捧過國民黨，這讓李敖很看不起他。李敖批評金庸説，他的信念“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不信。”

金庸被威脅時，李敖在罵人。

李敖一生口無遮攔，罵過三千餘人，台灣的政客們被他罵了個遍，尤其是常對蔣介石父子口誅筆伐。

1970年，台灣當局將其拘捕，判了十年，罪名為“台.獨.”，有些無厘頭。

1975年，蔣介石去世，獄中的李敖聽説後，樂得一宿沒睡。第二年出獄，李敖依舊把火力對準蔣氏父子和國民黨，堅持寫書，寫一本，被禁一本。

屢敗屢戰的李敖為了賣書，就到臨江街夜市的地攤上，把自己的書和黃色書刊放在一起。“結果很多人買錯了，現在就變成我的讀者。”李敖回想此事時調侃道。

7

時局動盪，香港的電影江湖沒有停滯不前。

1970年，鄒文懷出走邵氏，成立嘉禾公司。

由四金塊和嘉禾兩個紅字組成的經典片頭，伴隨着“鄒文懷”的名字，在香港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沒有鄒文懷，李小龍也許會一直在美國漂泊，成龍也許永遠只是配角，許冠文恐怕也無法成為喜劇大師。

1971年，遠在美國的李小龍先與邵氏公司取得聯繫，打算回港拍電影。

邵氏為李小龍開出的片酬只有2000美金，還要籤長期合約。驕傲的李小龍堅持要邵氏先寄來劇本作參考，並要邵氏派人當面和他談，合作事宜另行商議。

邵逸夫對李小龍的態度很不滿意，就這樣與之錯過。

就在此時，嘉禾為李小龍拋出了橄欖枝，派人登門拜訪李小龍。李小龍被其誠意感動，雙方一拍即合。

1971年，李小龍加盟嘉禾。當年拍攝的《唐山大兄》，是李小龍首部擔任男主角的電影，這部電影上映不到三週，票房達到320萬港元，創下香港票房紀錄。

▲李小龍與鄒文懷。

嘉禾草創之初，處處遭邵氏打壓。這部《唐山大兄》既讓李小龍名聲大噪，也讓嘉禾取得開門紅，香港電影的江湖就此進入雙雄爭霸的時代。

1973年，李小龍在女星丁佩家中猝死，嘉禾頓失台柱。

然而，獨具慧眼的鄒文懷迅速抓住了新機會。

1974年，曾為邵氏旗下的香港無線電視台（TVB）主持節目的許冠文，帶着《鬼馬雙星》的劇本加盟嘉禾。

許冠文曾把劇本交給邵氏，並希望能和公司合資拍片、平分利潤，可邵逸夫斷然拒絕。

這時，鄒文懷答應幫許冠文及其兄弟創辦電影公司，許冠文就這樣轉投嘉禾，並於次年與弟弟許冠英、許冠傑成立許氏兄弟電影公司。

許冠文是香港無厘頭喜劇的開創者，周星馳也要管他叫一聲前輩。

1978年，成龍因出演《蛇形刁手》和《醉拳》兩部功夫喜劇而小有名氣。嘉禾很快與其合作，並安排他到好萊塢拍攝了《殺手壕》、《威龍猛探》等電影。

繼李小龍之後，又一個國際功夫巨星冉冉升起。回首幾年前，成龍還只是李小龍電影中一個被揍的龍套。

8

1978年，香港高樓林立，寸土寸金，其對面的深圳還只是寶安縣下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

直到一個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設立特區時，深圳GDP不足2個億（19638萬元），而同期香港GDP約1117億人民幣。但是到2016年，深圳的GDP已比當初增長了1.1萬倍，人口數量更是爆增了37倍。

▲深圳速度驚豔了世界。

改革春風吹滿大地，中國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一年，單田芳終於回到他朝思夜想的評書舞台，而且也不用講革命文學了。

十年未登台的他拿回醒木，激動得泣不成聲。

一次，他講《隋唐演義》，正説到書中的英雄扔暗器，一不小心勁使大了，嘴裏的假牙就像暗器一樣飛了出去，引得全場觀眾大笑。單田芳立馬拿起假牙，用水一衝，戴上接着説，直到結束，沒有一個觀眾離場。

進入80年代，他的評書節目依靠電視、收音機在全國傳播，最火的時候，有400家電台播放其評書專場，每天聽眾過億。

“凡有井水處，皆聽單田芳”，那個沙啞的嗓音、帶有濃濃市井味的語調，道出了刀光劍影、江湖恩怨，銘刻在無數人心中，。

對於過去幾年吃的苦，單田芳説：“人要活得像玻璃，能把髒東西擦掉。”

▲單田芳。

除了評書，十年浩劫中被視為“耍貧嘴”的相聲也在復興。

馬三立的弟子常寶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的全國優秀短篇曲藝作品中奪魁，其獲獎作品《帽子工廠》是批判“四.人.幫.”的開山之作，説的是那個年代亂扣帽子的現象。

年輕的師勝傑和姜昆合作相聲《林海紅英》，反映知青生活。師勝傑因家庭問題一直上不了大學，在北大荒一邊做農工，一邊講相聲。幾年後，他成為侯寶林的關門弟子。

傳統曲藝的江湖裏，少不了相聲的一席之地。

9

《三俠五義》、《白眉大俠》、《三俠劍》等故事，隨着單田芳生動的表演傳遍大街小巷。金庸的武俠小説也在此時走進老百姓的生活。

1980年，創辦於廣州的《武林》雜誌開始轉載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內地讀者們一讀金庸小説就放不下，沉醉在金庸筆下的江湖中，導致雜誌幾度脱銷。

1981年，同樣熱衷於金庸小説的鄧.小.平在北京接見金庸。他對金庸説：“你的小説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是歷經磨難才終成大事，這是人生的規律。”

交談中，鄧主動談起金庸父親的事，並表示要“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回答道：“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

那幾年，金庸剛體會到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1976年，他的長子査傳俠上吊自殺。

失去愛子後，金庸一度痛不欲生，並開始潛心精研佛學。

金庸曾跟李敖説，自己是虔誠的佛教徒。一向毒舌的李敖就調侃他説，佛經裏的“七法財”、“七聖財”、“七德財”等以捨棄財產為要，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着”，你要怎麼解釋自己的財產呢？

金庸有點窘，一時答不上來。

▲金庸。

到1991年，他一手創辦的明報集團，盈利已近一億元港幣。

作家亦舒和林燕妮與金庸素有交情，曾為其寫稿。但是金庸給的薪酬卻很苛刻，亦舒要求加錢，他説：“給你加錢有什麼用？反正你賺錢也不花。”林燕妮要求加錢，他又説：“給你加錢也沒用，反正你都花掉。”

林燕妮被金庸稱讚為“現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曾是李小龍的大嫂，又與“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黃霑有過多年的愛恨糾葛。她為羣雄並起的香港文壇江湖增添了幾分似水柔情。

香港四大才子和林燕妮等作家推動香港通俗文化蓬勃發展，而在國學的江湖中，香港也有一位高手，那便是饒宗頤。

金庸説，有了饒宗頤，香港才不是文化沙漠。

國學大師饒宗頤出生於潮州首富之家，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 1949年，他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決定移居香港，之後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6年。

1978年，饒宗頤退休後，常在世界各地周遊講學。有人喜歡把饒宗頤和另一位潮籍香港人李嘉誠相提並論，要説金錢，沒人比得上李嘉誠；可要説讀書，沒人比得過饒宗頤。

饒宗頤的國學生涯，是一個人的江湖。

年幼時坐擁粵東第一藏書樓，隨父親在天嘯樓苦讀，18歲繼承其父完成《潮州藝文志》，20多歲便走上大學講台，中年去香港後，仍獨居一隅研究典籍。

饒宗頤曾説：“我這個人很孤獨，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我自己就有自己的天地。很奇怪，我認為沒有孤獨不能做學問。這個孤獨感很早就有，這個孤獨感，就是天性。”

饒宗頤曾寫過一句詩，“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堪稱其一生寫照。

10

風雲變幻的大時代，江湖人李敖同樣耐不住寂寞。

1980年，45歲的李敖與演員胡茵夢結婚。

李敖曾如此評價他這位風華絕代的前妻：“如果有一個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有迷人又迷茫，又優遊又優秀，又傷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那一定不是別人，是胡茵夢。”

本以為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話，然而這段婚姻在三個月後就迅速凋零，兩人分道揚鑣，從此恩斷義絕。

李敖也曾希望得到胡茵夢的諒解。胡五十大壽時，李敖送去50朵玫瑰。胡60歲時，他還想再送60朵玫瑰，可惜那時她身在大陸。李敖找不到人，就在微博裏感嘆説， “雲深不知處”，玫瑰送不出。

李敖一生閲女無數，女友數不勝數，且絲毫不顧忌將自己的風流史公之於眾。

終結其風流情史的，是一個叫王小屯的小姑娘。兩人年齡相差三十歲，於1992年結婚，生下兒子，取名李戡，即戡掉國民黨之意。

然而，被他視為一生之敵的國民黨，卻給其機會，讓他終於來到魂牽夢繞的大陸。

1987年，蔣經國宣佈台灣解嚴，兩岸交往日益密切。

當李敖走進大陸民眾的視野，人們卻發現他並不完全是一個憤怒激進的鬥士。他不像龍應台那樣直截了當地批判大陸，他關注更多的是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對大陸的社會問題三緘其口。

因此，後來網上有了一個段子。

網友稱有記者採訪李敖，拿他和王朔作比較：“你們很像，都愛罵人”。

李敖卻説：“他能和我比嗎？他罵的都是什麼人，我罵的都是能讓我坐牢的人”。

有人將這番話告訴王朔，他冷笑道：“我敢罵能讓他坐牢的人，他敢罵能讓我坐牢的人嗎？”

這個故事李敖本人並未承認，卻深入人心。

▲李敖。

李敖自己説：“我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正義。”

1995年，日本一個所謂亞洲婦女基金會，決定向二戰期間台灣慰安婦受害者發放賠償金，每人200萬日元。

他們要求接受賠償金者，放棄控告日本政府的權利，不再提慰安婦問題。

很多人認為不能接受日本的這筆資金，卻又想不出辦法替慰安婦分憂，猶如今日正義的鍵盤俠，只會耍耍嘴皮子。

李敖這時候反而不多説一句，他認為很多慰安婦的生活條件極差，確實需要一筆錢，但也不能接受日本人的補償金。、

他捐出自己的珍藏一百餘件，發起義賣會，最終與各界籌得捐款3800萬元新台幣，並將這筆錢全數捐出，作為台灣慰安婦救援基金。他希望，慰安婦在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前，拒絕來自日本的賠償。

此事轟動一時。身在江湖，仗義相助，這是李敖的正義。

11

上世紀80、90年代，兩岸三地的影視江湖也空前熱鬧。

1982年，電影**《少林寺》**在內地公映後，以1毛錢的票價創下了1.6億元的票房紀錄。後來在香港公映，同樣叫好又叫座。

由於當時內地技術有限，打鬥場面力求真實，連正經的動作指導都沒有。據飾演反派“禿鷹”的計春華回憶，當時拍誰的鏡頭誰就要自己設計動作，一鏡到底，於是片中出現了大量打鬥的長鏡頭。

這部電影讓李連杰一炮走紅。

90年代，在香港發展的李連杰與嘉禾合作，拍攝《黃飛鴻》系列。鄒文懷又捧紅一個功夫巨星。

▲經典的嘉禾logo。

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表面光鮮亮麗，背地裏卻深受黑幫困擾。

黑社會資本大舉進軍影視圈，既成就了香港電影的輝煌，也使其烏煙瘴氣。

這一時期，李連杰的經紀人蔡子明因捲入爭端而被槍殺、劉德華曾被槍頂着強迫參演電影、周潤發和周星馳等曾遭到黑幫敲詐勒索，而“靚絕五台山”的女演員藍潔瑛，自曝曾遭圈內兩個大佬強姦，這段慘痛經歷導致其半生淒涼坎坷。

香港影視江湖的黑暗一直延續到1997年。香港迴歸後，黑社會資本逐漸撤出，香港電影也迅速走向沒落。

嘉禾債務纏身，發行的電影質量大不如前，即便鄒文懷有老驥伏櫪的壯志，也有心無力。

12

香港迴歸前夕，金庸與其同族的港商查濟民強強聯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推出了有名的“雙查方案”。這一法案經過修訂，被納入《基本法》內，足見金庸在港的影響力。

他在書中塑造了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英雄，到最後，他這一介書生也為國家盡了一份力。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晚年的金庸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就像他筆下的大俠風清揚，隱居於華山思過崖，不問世事。

寫江湖的人歸隱，説江湖的人卻不服老。電台沒落後，單田芳的身影開始出現在電視上。

1995年，年過六旬的單田芳來到北京，繼續評書生涯。

在六十餘年的職業生涯中，單田芳共錄製廣播和電視評書12000餘集，是所有評書藝術家中最高產的。

“咱們言歸正傳”，單田芳驚堂木一拍，白紙扇一抖，多少人曾側耳傾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多少人在這句話中念念不捨地聽完一段江湖的快意恩仇。

李敖也沒放下自己的執着。

2000年，他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落選，大罵台灣人就從來沒有選對過領導人。2004年，他參選“立法委員”並獲選，立馬放出狠話，要讓那些壞、貪、惡官們“官不聊生”。

晚年的李敖活躍於電視、網絡，我們時常可以看到這個老頭嘻笑怒罵，偶爾出現在熱搜榜上。

13

2013年，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帶着兩個年輕編輯去家裏看李敖，他問，去沒去過台灣故宮。兩個年輕人説，昨天去過了。李敖就説，那你們明天可以打道回府了。因為台灣一共兩件國寶，一件是故宮，另一件就是我，你們現在都看到了，可以回家了。

2018年3月18日，這位自詡為“中國白話文第一人”的狂人逝世。

2007年，單田芳宣佈離開評書舞台，江湖中再無他那聲沙啞的“且聽下回分解”。隨着網絡普及，娛樂方式日益多樣化，他的聲音在人們的記憶裏逐漸變得模糊。晚年的他，依舊幾十年如一日，早晨5點就起牀，沏杯花茶，靜思一天要做的事，然後準備些評書段子。

2018年9月11日，這位用一張嘴道出千軍萬馬、江湖情仇的評書大師逝世。

2004年，金庸辭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之職，他説“我這個人當官，不行。拜師，我很願意，讓我教別人，我就不願意，也教不來。”謙遜的金庸堅持繼續求學，2010年，以86歲高齡獲得了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

2018年10月30日，這位武俠小説界的絕代宗師逝世。

2007年，由於經營不善，鄒文懷將嘉禾股份全部出售，從此隱退影壇。近年香港電影青黃不接，他曾感慨，如果再年輕二十歲，一定能重振香港電影，可惜現在年事已高，“我已經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2018年11月2日，這位一手創造嘉禾影視帝國的傳奇電影人逝世。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大師離別，江湖遠去。

2018年，又到了告別的季節。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兩岸三地，有太多華夏名人與我們揮手道別。

饒老先生、光纖之父高錕、“中國核司令”程開甲、“中國海洋地質學之父”劉光鼎、“兩彈一艇”元勳劉傑、香江才女林燕妮、現代文學大師劉以鬯、台灣新派武俠小説家蕭逸、歷史小説作家二月河、常寶華、師勝傑、藍潔瑛、李詠、計春華……

時光終究帶不走，這一串串熟悉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