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有比男權更嚴重的問題_風聞

作者/金融時報 福魯哈爾

福魯哈爾：反男權運動背後似乎有一句潛台詞——世界上大多數問題的核心都是男權盛行。對此我難以苟同。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條常理最近一直在我的腦海縈繞，因為我在思考，為何我不像一些更年輕的同事和朋友那樣被反男權運動所吸引。不要誤解我的意思。（而且，請不要立刻開始寫抗議信，至少等到你看完這篇文章以後再做決定。）

對每一個性騷擾受害者，還有那些被害得在辦公室感到不舒服的人，我都懷着極大的同情。但鼓舞運動的大部分政治能量的背後，似乎有這樣一句潛台詞——世界上大多數問題的核心都是男權盛行這個毒素。對於這種看法，我感到難以認同。

的確，男女之間存在差距。的確，有很多女性依然面臨歧視或者騷擾。的確，現在白宮裏執掌大權的是一個厭惡女性的男人，儘管在我看來這還不是他最令人討厭的地方（他身上令人討厭的地方太多了）。

但你也可以反過來看，聲稱過去40年來性別角色發生了巨大變化——40年在人類歷史上只是很短的一段時間。或許這幾年的“狂飆突進”就彷彿某些地質構造板塊突起的尖端還在沉降。或許事情並不像我們想的那麼糟。

最近，我和一個與我同齡（48歲）、有着相似想法的作家朋友討論了這個話題，她提出了另一個有趣的觀點：我們這一代崇尚剛強，而千禧一代崇尚公平。儘管我們的母親一輩在上世紀70年代成為第一批大規模走入職場的女性，我們這一代才是第一批真正把高層崗位與養育子女平衡好的女性。

我們中的成功者必須十分堅強，甚至必須有一些冷酷無情。我知道，這兩點我都可以做到，這是好事，但也確實是壞事。比如，我曾經是一個糟糕的上司，以我自己制定的不可能達到的標準，團隊裏的每一個人都寫得不夠好，或者報道得不夠快，直到我自願走下管理崗位——我敢肯定當時團隊裏的每一個人都鬆了一口氣。成為一名獨立工作的專欄作家以後，我做得好多了。

編輯不耐煩？基本對我沒影響。上司在咆哮？沒問題，只要他們尊重我的工作。當年我在辦公室上班時，曾經有一個與運動沾邊的時刻（不是在媒體行業，而是在我從事金融業的短暫時期內發生的），一個同事在茶水間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我轉過身，大笑着對他説，“你在跟我開玩笑吧？”他灰溜溜地走了，我記得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出現在我面前。

我理解很多有相同遭遇的女性沒有能力、或者職業優勢這樣做。但對那些有條件並且處境相同的女性，我建議她們試一試。做個強硬的人感覺真的不錯。

我可以強硬。同理心方面我還在努力。這需要時間，誰會給這定個截止日期呢？另一方面，我那些比較年輕的同事們似乎有充裕時間對感受和公平性進行條分縷析。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刺耳，但我不是有意的。我可以更多地使上我的同理心。

但我有的時候會想，她們是否也能夠更堅強一些？隨着年歲增長，你會越來越多地意識到，生活是不公平的。需要做出取捨。問題並不都與性別有關，與性別有關的，也並不都是負面的。

在我看來，“玻璃天花板”問題中探討還不夠的一個方面，是很多女性並不準備為辦公室生活做出與男性同樣的犧牲。我認為這並不是壞事——我很喜歡在早餐和晚餐的時候看到我的孩子們。我也喜歡與朋友聚會，搞點副業，鍛鍊鍛鍊。我認識的很多擔任高層職位的男性則是把這一切拋到了一邊。我並不想和他們換。

再者，做這樣的選擇，我一樣有好的收入，一樣事業有成。我從事的是由寫作、廣播和演講組成的“組合型”職業，而不是擔任某個引人注目的高層管理職位，因為這不僅同樣具有挑戰性，能給我提供不錯的薪酬，而且在時間安排上我更加自主。對我來説，這是聰明的做法。比起讓體制為我所用，抱怨現實似乎更沒勁（也更沒效果）。

如果要把我的觀念歸入美國的某一派政治態度，那麼應該比較偏向紅州（譯註：美國支持共和黨的州）——我的確與紅州有關聯，因為我是在印第安納州的鄉村地區長大的。比起英國人常説的“沒什麼好抱怨的”，很多紅州還要更樂觀一些。但我是註冊過的民主黨人。

我支持女性權利、移民權利、同性戀權利和受害者權利；我也堅定地支持疑罪從無；在不受限制的言論自由與對仇恨言論過度管制之間，如果一定要選一個，我選前者。

我認為，美國需要一種歐洲式的社會安全網。我也認為在我們國家存在一個通病，不是有毒的男權，而是一種認為自己理應享有什麼或受到某種對待的心態(entitlement)。要求和單邊行動取代了辯論。這個問題在兩黨都普遍存在，而且也不是隻與性別相關。

我希望，我們能夠#團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