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帆：有問題的經典作家——《路遙論》緒論_風聞

編者按

路遙的文學創作，是以建國後嘗試在思想層面克服城鄉差別的危機與失敗為起點的。路遙繼承了柳青的文學傳統，因此，路遙小説中出現的諸如“城鄉交叉地帶”以及“農村知識青年的個人奮鬥”等文學實踐的主題，都必須被溯源到柳青以降的當代史中來理解。然而，要在八十年代語境中理解路遙的現實主義寫作的特徵及其有效性，就必須以柳青所代表的“十七年”文學傳統為歷史參照，在“十七年”文學的傳統中，把路遙“十七年化”。通過將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改變自“八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從內容方面來思考現實主義的思維定式，從而實現對路遙及其文學實踐的正確理解。

本文為楊曉帆老師的著作《路遙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的緒論，感謝作者楊曉帆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路遙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楊曉帆

《路遙論》

緒論

一、“交叉地帶”的發現

作為一名農裔城籍作家，路遙文學實踐中最重要的主題，就是表現新時期變化了的城鄉關係，以及社會轉型期的農村現實與農民命運，尤其是新一代農村青年的人生抉擇。這些小説中的生活故事,大多帶有他個人成長道路的影子,常常像是由不同角色扮演的路遙自己,反覆穿梭於跟現實相切的文學世界中,彷彿要為那些從現實生活中溢出的情緒,尋找一個妥帖的形式。路遙1949年出身陝西貧民家庭，在農村長大讀小學，又到縣城讀初中，青少年時期大部分日子都在農村和縣城度過，中學畢業恰逢“文革”爆發，在經歷了短暫而極度輝煌的“紅衞兵”生涯後返鄉勞動，教過村民辦小學，去縣城做過各式各樣的臨時工，直到1973年才考入延安大學，畢業後以《陝西文藝》編輯的身份進入省城文藝團體，於1982年成為擁有城市户口的專業作家——這段漫長而艱辛的“進城”之路，決定了路遙以怎樣的身份與個人經驗,躋身於新時期文學與社會思潮，也決定了他如何通過同一個母題的不斷書寫來思考文學與現實的關係。

路遙

路遙用“交叉地帶”一詞來概括他全部創作的題材範圍，如何理解“交叉地帶”，是研究路遙時必須回答的問題。1982年8月21日，路遙在回覆評論家閻綱的信中提到：

“由於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又由於從本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發生了持續時間很長的、觸及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人的社會大動盪，使得城市之間、農村之間、尤其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相互交往日漸廣泛，加之全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農村的初級教育的普及以及由於大量初、高中畢業生插隊和返鄉加入農民行列，城鄉之間在各個方面相互滲透的現象非常普遍。這樣，隨着城市和農村本身的變化發展，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衝擊，農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識，現代生活方式和古樸生活方式的衝突，文明與落後，現代思想意識和傳統道德觀念的衝突，等等，構成了當代生活的一些極其重要的方面。”[1]

這段話常常被路遙研究者引用來論述路遙關於城鄉關係的思考，並且特別強調最後一句，從所謂“現代”與“古樸”生活方式，“文明與落後”，“現代思想”與“傳統道德”中，提煉出一個“現代/傳統”的二元認識論。批評家們或感慨路遙逆改革潮流、反現代性的戀土情結，或關注他積極反映農村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意識，路遙對“交叉地帶”的文學表達，也因此被放入到“現代性焦慮”這個更為宏大的理論敍述中。這種闡釋框架使研究者跳出了地理空間或制度實踐層面的認識侷限，更注重發掘城鄉問題背後的文化內涵，但細讀路遙的前半段話，一些重要信息又被忽略了：路遙明確將新時期城鄉結構的歷史成因追溯至1960年代，儘管他並未點出具體的政治事件，但這段歷史無疑包含了五六十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等——這段充滿苦難、貧困、飢餓與青春理想的記憶在路遙心裏烙下了怎樣的印記？如果説路遙是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用他自己從農村到城市的文學之路為歷史作注，這段歷史經驗究竟怎樣影響了他對新時期城鄉交叉帶的認識與文學表達？

事實上，在與閻綱通信之前，路遙對“交叉地帶”的表述還有另一個不同版本。1982年7月11日，路遙為《中篇小説選刊》轉載《人生》完成了一篇創作自述。從作為血統農民的兒子經常往返於城鄉之間的特殊體會談起，路遙用“立體交叉橋”的比喻來形容當代生活，表現為“現代生活方式和古樸生活方式的衝突，文明與落後、資產階級意識和傳統美德衝突，等等。”[2]這句話前後的內容，幾乎與路遙後來致閻綱信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可以被視作路遙論“交叉地帶”的初版本。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此處的“資產階級意識”，在後來的版本中被改成了“現代思想意識”。無論是路遙的有意修改，還是編輯“筆誤”，都能從中捕捉到一點歷史轉型期的複雜信息。儘管新時期強調以四化建設為工作重心，告別階級鬥爭，但姓“資”姓“社”的政治警覺性或習慣表述仍然存在。這也是為什麼評論界最初會質疑高加林帶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傾向，不能算做社會主義新人典型，後來才在對“現代思想意識”的新解中，越來越肯定路遙小説中“覺醒的自我”。

《人生》

從這一點看，當批評家們僅僅抓住“現代/傳統”、“文明/落後”的關鍵詞來理解路遙的“交叉地帶”時，恰恰沒有注意到，這種意識是在新時期從“革命”到“改革”的歷史轉軌過程中逐漸生成的。正如柄谷行人所説，“所謂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這個裝置一旦成形出現，其起源便被掩蓋起來了。”[3]“城鄉交叉帶”就是這樣一處風景，風景之發現意味着80年代“現代化”範式[4]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但如若往前稍稍回溯，就會發現其實還存在着另一種“看見”風景的可能性。當路遙和批評家有些不合時宜地使用了“資產階級意識”一詞時，在這種對城鄉關係的表述背後，是建國後關於如何克服“三大差別”的一整套理論實踐：城市並不必然因其在物質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比農村發達，就能以“現代”之名絕對優於農村；就像“十七年”文學中的城市形象那樣，城市現代生活既是豐富的，又是危險的，可能腐化革命青年的正確人生觀，而經濟落後的農村作為革命的策源地，反倒可能提供另一種有別於城市的“現代”想像。雖然在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和農民貧困飢餓的殘酷事實面前，這種看待城鄉的認識裝置越來越分崩離析，但它畢竟像歷史遺蹟那樣，構成了理解現實展開方向的重要參照。

然而，路遙的創作，正是以這種建國後嘗試在思想層面克服城鄉差別的危機與失敗為起點的。“紮根農村”的革命動員，只是暫時用集體主義理想將知識青年們穩在農村，並不能在與城市懸殊的物質與文化條件中真正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本意消除差別的制度實踐過程又出現了自相矛盾的結果。例如意在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山上下鄉運動，反而在“看”與“被看”的關係中更突顯了城鄉差別的事實，對於回鄉知青路遙來説，從北京來的城市青年不但不曾有過面朝黃土的真切苦難，還以優越的城市出身成為他文學道路上的啓蒙者——路遙的“文革”經驗、成長記憶中陝北農村的現實苦難，都決定了他對城鄉關係的表達，必然在新時期文學的形塑下，逐漸背離“十七年”文學。當路遙在《人生》中寫下高加林義無反顧的進城故事時，認識“交叉地帶”的歷史座標已經被重新定位，“個人”而非“集體”成為新時期農村題材小説關注的焦點。《人生》中飽含了太多要從歷史重負中突圍的辛酸與不平，正是這種自我意識覺醒、想要擺脱農民在國家制度安排中被歧視身份的強烈追求，深深打動了一代人，而新時期初正在展開的農村體制改革和城市化進程無疑為它提供了歷史合理性。

但路遙又沒有將新時期城鄉關係的複雜性簡單歸因於改革前的歷史積弊。他的創作常常主題先行，卻很難被籠統歸之於“傷痕小説”或“改革文學”。路遙對“交叉地帶”的理解是非常具體的。1981年10月30日，《文藝報》在西安召開農村題材小説創作座談會，路遙在會上首次提出了“農村和城鎮的‘交叉地帶’”，他特別強調新一代農民生活於其中那種帶有改革時代特點的精神苦悶，他們“大部分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他們比自己的父輩帶有更多的城市意識，有比較高的追求，和不識字的農民有許多新矛盾”[5]。這一點感觸其實來自他的個人生活體驗。1980年2月22日，正苦於幫弟弟“農轉非”多方斡旋甚至“走後門”的路遙，在給好友谷溪的信中感嘆到，“國家現在對農民的政策明顯有嚴重的兩重性，在經濟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廣義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碼可以説顧不得關切農村户口對於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這造成了千百萬苦惱的年青人。”[6]——在路遙看來，農村青年面臨的最大人生困境就是知識啓蒙後的精神追求。雖然1980年代農村改革為農民鬆綁，讓農民在個體經濟與就業途徑上有更多自由，基本擺脱了原先貧瘠困苦的生活狀態，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城鄉收入差別，但户籍制度的存在，仍然決定着大部分農村青年只能以過客或異鄉人的身份遊蕩在城市生活的邊緣[7]。“富”起來並不能真正解決“活得有尊嚴”的問題，物質上的富裕反而會加劇農村青年在精神追求方面的相對剝奪感——路遙的全部小説都是在寫這一部分農村青年的命運，這裏面既有弟弟王天樂輾轉進城的艱難，也有他自己成為城市中一名職業作家後既自負、又五味雜陳的生活故事。

於是，路遙一面保持着與“改革”的同時代性，感受到新時期賦予個人奮鬥的積極動力，一面又彷彿在對新的現實困境的思考中，回望起歷史的風景。雖然路遙所謂“交叉地帶”針對的是八十年代改革圖景下的城鄉差別，但這同樣是50-70年代社會主義文學試圖克服的問題——如果經濟政治層面的制度實踐不能根本解決社會差別與平等訴求之間的矛盾，那麼文學敍述能不能提供一種關於人生意義的感知方式，讓普通人尤其是底層農村青年，即使在匱乏的世俗生活中也能獲得身心安頓、體會到自我價值實現的尊嚴感與幸福感呢？並不能説路遙就因此回到了“十七年”文學或革命話語對城鄉關係的理想認識，但只有看到這種歷史聯繫，才能更貼近路遙所身處的轉型社會去理解他獨特的文學實踐——為何《人生》彰明瞭路遙小説最重要的母題，卻並未成為他思考新時期城鄉問題的唯一方向？為何路遙要強行阻斷高加林的進城道路，甚至有些教條和保守地反覆強調青年如何樹立正確人生觀的問題？為何他要用《平凡的世界》，去申明在80年代對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堅持？為何他對“交叉地帶”的描寫並不止於自然主義的客觀再現或者批判現實主義的制度批評，而是嘗試通過小説主人公的理想主義訴求，去呈現一種以不同方式“看見”交叉地帶後的人生抉擇？

《平凡的世界》

關於“交叉地帶”變化着的理論認識與感覺經驗，決定了路遙對文學表達形式的選擇；反過來，置身於文學思潮與社會變遷中的創作實踐，又會影響到路遙對作為社會現象或歷史結果的“交叉地帶”的理解和把握。對於路遙個人來説，“交叉地帶”不僅是人生路上艱難跨越的城鄉結合部，還是社會差別在身份意識與自我認同方面的心理投射；對於八十年代文學思潮來説，“交叉地帶”不僅是農村題材小説的內容，還要在寫法和觀念上完成清理“工農兵文學”遺產走向“世界文學”的過程；“交叉地帶”不僅僅是新時期城鄉制度變革的結果，更是描述中國社會轉型期各種經驗層疊的歷史寓言。

二、柳青的遺產

之所以要特別關注路遙如何回應50-70年代針對同一主題提供的思想與文學資源，並不是為了生硬地把路遙從八十年代語境中剝離出來；也不是為了以路遙為個案，證明“沒有‘十七年’，何來新時期？”；而是為了把路遙的文學實踐，把他關於城鄉關係的問題意識，放到一個更為開闊的歷史視野中去。因此，選擇“柳青的遺產”作為建立歷史參照系的切入點，並不限於從寫作技巧、思想主題等方面對兩個作家進行平行比較，而是嘗試通過觀察柳青在其歷史處境中的選擇與文學實踐，去呈現路遙在處理自身與時代緊張關係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類似困境，及其在把握文學傳統過程中重新生成的現實感。而這種聯繫得以建立的依據，主要基於以下三方面考慮：

柳青

首先，柳青被路遙視為他的文學教父，柳青對路遙的影響是切實的、而非研究預設的。路遙1976年畢業分配至《陝西文藝》(1977年7月恢復《延河》名稱)編輯部小説散文組，柳青的《創業史》（第二部·下卷）自1978年2月開始在《延河》上連載，路遙是責任編輯。1978年6月柳青去世以後，《延河》陸續編髮了大量關於柳青的紀念評論文章，其中就包括路遙的《病危中的柳青》（1980年第6期）和《柳青的遺產》（1983年第6期）。在1982年與閻剛關於《人生》的通信中，路遙明確指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前輩作家是柳青與秦兆陽。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路遙更與新潮文學叫板，大談柳青及其現實主義傳統。除了散文隨筆，路遙還在小説中直接提到或引用柳青，如《在困難的日子裏》與《人生》題記等。在新時期“去政治化”的時代氛圍中，路遙為何要不合時宜地高度評價這樣一位受“十七年”文學宰制的現實主義作家，是研究路遙必須回答的問題。

第二，儘管路遙面對的改革時代已不同於柳青經歷的當代史，但路遙嘗試在小説中觸碰的根本問題，仍然是柳青問題的延續：即中國農民的命運，人和土地的關係，農村何去何從，如何將幾億農民安置到“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去？

《創業史》原計劃有四部，第一部描寫的是1953年春秋之間陝西農村下堡鄉蛤蟆灘農民在初期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故事，結尾寫到1953年10月中共中央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確立“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第二部計劃寫試辦農業社，後因“文革”爆發擱筆。柳青自述説《創業史》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農村為什麼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面對土改後新的階級分化，他必須在凸顯自發勢力與集體事業的矛盾中，敍述農民如何轉變個人發家致富的私有觀念，接受公有制，心甘情願地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使農民獲得自己的階級意識，以及作為勞動者主體的個人尊嚴。

《創業史》

如果説柳青試圖完成對社會主義的合法性論證，那麼路遙恰恰處於社會主義的危機時刻。《平凡的世界》以1975-1985的十年故事，橫跨人民公社和“文革”後農村改革兩個歷史階段，僅從時間跨度上説也是對柳青遺作的續寫。一方面必須承認，路遙寫作的起點，正是《創業史》的“失敗”，集體經濟沒有徹底解決農民的温飽問題，工農差別擴大化，糧食統購統銷與户籍制度造成了嚴重的城鄉隔離，路遙小説中“城鄉交叉帶”、“農村知識青年的個人奮鬥”等主題的發生，都必須被溯源到柳青以降的當代史中來理解。而與柳青相對，路遙敍述的恰恰是“農村為什麼要發生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的變革，以及這場改革對社會各階層的重組”。因此，路遙筆下的許多人物情節幾乎是對柳青小説的顛倒與改寫。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會發現，路遙小説中描繪的改革圖景並沒有建立在對歷史的斷裂態度中。他不只是簡單歌頌改革時代的新人新事，而是在八十年代的語境中處理着柳青時代的歷史遺留物。例如路遙作品中對“勞動”的道德讚譽、對人生意義的不斷追問、理想主義的精神追求等，都部分攜帶了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憶。而正因為路遙自覺不自覺地從“柳青的遺產”中汲取這些能與改革時代對話的資源，他的小説才不是對外部現實的機械反映。

柳青處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路遙處於後毛澤東時代告別革命、逐漸與90年代以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接軌的過渡時期，他們的創作都包含了大量社會轉型期的歷史信息。假如將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視為一個元文本，儘管路遙不再像柳青那樣使用這類權威文本給定的階級範疇，但路遙從根本上仍在做着與柳青相似的工作——在小説中繪製一張社會各階層的關係網絡圖，把個體安置到某個網結上，在時代變革的大震盪中讓個體明晰自身生活方式與歷史潮流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如果説在柳青那裏，革命話語雖提供了階級鬥爭這一強有力的模塑工具，但並未給個人留出政治生活以外的多餘空間；那麼路遙所面對的，就是階級鬥爭之後的主體存在問題。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最後，要在80年代語境中討論路遙現實主義寫作的特徵及有效性，可以參照柳青及其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一方面，新時期初現實主義文學規範的確立，本身就起源於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危機的克服，即包含了一個如何把柳青“80年代化”的問題。路遙對柳青傳統的認識，無疑也受到新時期初“回收十七年”意識的影響。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由於“純文學”觀念與“重寫文學史”的影響，我們開始習慣於從內容方面思考現實主義，從形式方面思考現代主義，正是這一點逐漸造成路遙評價的困難，而柳青恰恰提供了一種反過來思考的可能，即把路遙“十七年化”，把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回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表述：“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種現實主義理論非常接近於詹明信從奧爾巴赫《模仿論》中概括的表述：現實主義並非對“外在客觀世界的某種被動的、攝影似地反映和再現”，而是一種行動，是“通過新的句法結構的創造對現實不斷進行變革的結果”[8]。從這個意義上説，路遙通過現實主義寫作文本化了的“歷史”，就不再僅僅是一堆已經過時的社會學史料，而是參與了歷史建構，是對一個正在生成的世界的回應。

《摹仿論》

陳忠實曾回憶自己1982年春天被西安市灞橋區派到渭河邊上去給農民分地，“突然意識到，我在1982年春天在渭河邊傾心盡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終南山下滈河邊上所做的工作構成了一個反動。三十年前，柳青不遺餘力，走村串巷，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宣傳實行農業合作化的好處；三十年後，我又在渭河邊上一個村子一個村子説服農民，説服幹部，宣傳分牛分地單家獨户種地最好，正好構成一個完全的反動。那個晚上從村子走回到我駐地的時候，這個反動對我心理的撞擊至今難忘。”[9]之所以感受到“撞擊”和“反動”，不僅僅是因為戲劇化的時代轉型，更因為在文學趣味和情感認識上曾高度認同柳青。當陳忠實不得不去回答“農業合作社不存在了，那麼《創業史》存在的意義如何？”時，這個致命的話題其實提供了一個契機：重新思考當年為何以及被“柳青傳統”中的什麼部分所吸引；而“創業史”已經失敗的歷史後果，又使他只能採取內容與創作手法相分離的方式去詮釋“柳青的遺產”。陳忠實對柳青筆下中國鄉村典型人物形象塑造的肯定、賈平凹對柳青“現代性學養”[10]的強調等，都將柳青的意義從50-70年代的歷史圖景中分離出來。路遙看似也完成了相同的步驟。但是如果就此侷限於八十年代“重評柳青”的視野，就不能更進一步去觀察，路遙在處理新時期農村改革、農民出路等問題時，究竟如何繼承了柳青把握矛盾的方式，及其時代遺留的精神資源。因此，以柳青的遺產為參照閲讀路遙的同時，也是以路遙為參照去重新認識柳青。

陳忠實

三、有問題的經典作家

 路遙在八十年代絕對算得上是一個經典化程度很高的作家，但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龐大的讀者羣和茅盾文學獎的榮譽，卻並未讓他輕鬆進入文學經典行列。在“純文學”的評價標準下，路遙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曖昧關係，他尚顯粗糙的語言形式，都使他的作品備受爭議，無法在文學史中獲得一個恰當的位置。儘管在路遙1992年去世以後，學界以普遍悲痛的情緒掀起了路遙“復活”的熱潮，但聯繫此時關於“人文精神”大討論、後現代主義與消費文化等時髦議題，單單塑造一個“高揚理想、道義、責任等終極關懷、震撼靈魂的路遙”[11]，並不能加深我們對路遙文學實踐的理解，也不能解釋路遙評價中出現的兩極悖論。而有關路遙的“現實主義”、“城鄉交叉地帶”等關鍵詞的分析，仍侷限在“十七年/新時期”、“文學/政治”、“形式/內容”、“現代/傳統”等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中，難免以一種斷裂論的歷史觀，既忽視了路遙與八十年代文學變遷的共生關係，又將路遙的文學實踐從50-70年代的歷史經驗中剝離了出來。

1980年代的新啓蒙話語和“現代化”理論幾乎支配了第一階段的路遙研究。在圍繞《人生》展開的討論中，對高加林進城之路的分析是以“城市/鄉村”與“現代文明/傳統愚昧”兩組概念的同構為前提的。例如蔡翔在《高加林和劉巧珍——<人生>人物談》中，雖然也從主流意識形態規訓的角度指出青年們不應當只將人生意義放在個人慾望的實現上，但他同時強調，“倘若在我們古老而又有待開發的土地上，始終循環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而不能生產更多的精神文明……那麼傳統的生活哲學又怎麼能説服他、束縛住他呢？”[12]李劼將高加林放入到當代文學的青年形象譜系中，認為“在這裏，個性掙脱了歷史殘留的封建枷鎖，以極其強硬的姿態站立起來” [13]，高加林對鄉土和農村姑娘巧珍的雙重離棄被賦予了合理性，因為它體現了“渴望現代”的時代精神和自我意識覺醒的“現代人”氣質。

這種論述邏輯一直延續到後來的路遙研究中。宗元指出，在路遙關於城鄉文化衝突的寫作主題背後始終存在着“戀土情結與戀史情結的困擾”，雖然與80年代李劼們的激進不同，宗元正面肯定了路遙“對鄉村文化、倫理道德的情感認同”，但他繼而強調，“在整體上，作家始終沒有忘卻自己的歷史責任，喪失掉知識分子應有的現代性立場，沒有一味地沉醉於道德化的激情與批判”。與八十年代的路遙研究相似，宗元的《路遙論》啓用了新時期回到“五四”反傳統與國民性批判的認識裝置，在分析路遙關於農民形象的塑造一節中，按照李澤厚“啓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歷史敍述框架：從新文學作家啓蒙視角下愚昧、麻木的農民，到革命文學中反抗的農民，再到十七年文學中政治熱情膨脹而現代理性匱乏的農民，最後到路遙這裏，新時期文學中的農民才真正“開始主動走出鄉村傳統文化的陰影，在對人的自我發現與自我覺醒中，滋生了強烈的個性意識”。[14]

宗元：《魂斷人生——路遙論》

面對九十年代以來當代社會的道德危機和主體神話的幻滅，研究者開始反思主導八十年代的現代化意識形態自身存在的問題。在第二階段關於路遙的研究中，路遙作品或創作心理中所謂情繫“傳統/鄉土”的一面被放到了更為重要的位置上。路遙筆下的農村不再僅僅是與城市相對的、落後愚昧的前現代洞穴，而是有可能成為緩衝摧枯拉朽的現代性震驚體驗、療治現代人心靈創傷的精神家園。在八十年代中期興盛並持續的“文化熱”、“尋根熱”的影響下，研究者普遍選擇從文化心理構成的角度詮釋路遙的“交叉地帶”。“農本文化”、“陝西地域文化”、“儒家意識”成為路遙研究的常用術語。例如在《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複雜構成》[15]一文中，李繼凱就將“城-鄉”交叉表述為“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交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交叉、大眾文化與先驅文化的交叉”，並着力讚揚前者之於路遙創作的意義，即農民文化中樸實、善良的人生原則和風土人情，以及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但有趣的是，當研究者以審美現代性批判的理論視野觀照路遙的鄉土情結時，最終還是得出了與此前相似的結論。以趙學勇的論述為例，研究者在路遙“對鄉土自然美的描繪和人情美的讚頌”中窺探到鄉土中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內在規律”，即“這種農民式鄉土觀念的落後和矇昧”，而在“向二十世紀邁進”的歷史進程中，它必然成為與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東西，即便留戀，我們也“不得不拋棄許多我們曾珍視的東西”[16]。

無論是“呼喚現代化”，還是“反思現代性”，當研究者固執於用“傳統/現代”的二律背反來詮釋路遙的“交叉地帶”時，都可能將路遙封閉在“傳統情感與現代理性”、“戀土情結與戀史情結”矛盾衝突的闡釋框架中。石天強避開對以往研究範式的重複，強調城鄉結合部既不僅僅是客觀地理空間，也不是文化衝突的象徵，而是“敍述人自我心理和身份認同的外化符號”，“所謂的‘交叉地帶’不過是作家自我邊緣身份的一種空間隱喻”[17]。他抓住路遙既是農民、又是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聚焦新時期知識分子啓蒙話語與民族國家話語之間從合作到分裂的過程，最終創新性地發現路遙的寫作難度，源於改革時代歷史理性主義與個體虛無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緊張關係。

石天強：《斷裂地帶的精神流亡——路遙的文學實踐及其文化意義》

值得注意的還有日本學者安本實的研究[18]。在《路遙文學中的關鍵詞：交叉地帶》一文中，他將“交叉地帶”解釋為“陝北鎮、縣、地區級的中小城市和環繞這些城鎮的農村”，並且結合路遙“農裔城籍”的出身、經歷，從新中國成立後的各項制度改革，如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户籍管理等方面，解釋造成城鄉差別擴大化的歷史原因。如果説“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學形式，解決的是歷史再現的問題，那麼安本實闡述的“交叉地帶”才真正是路遙直接面對的歷史。

如何為作家作品研究搭建一個歷史語境，再從立足當下的問題意識出發，去認識其文學性與現實感。近年厚夫《路遙傳》、王剛《路遙年譜》等著述出版，繼續在史料層面為路遙研究的推進夯實基礎。程光煒、楊慶祥編《重讀路遙》一書也集中展示了一批路遙研究的新視角和新成果。新時期作家論不僅僅是在學科專業研究領域內完成一個經典化的揀選過程，也是一次“陌生化”，藉助文學閲讀敞開對與我們更切近歷史或現實經驗的理解。

《重讀路遙》

本書嘗試以柳青所代表的“十七年”文學傳統為歷史參照，追蹤路遙關於“交叉地帶”認識的形成與改變，及其相應的文學實踐：一方面，路遙的寫作究竟屬於哪一種“現實主義”？他以何種方式續寫了“柳青的遺產”，又如何將其接續到80年代的社會思潮與文學場中？另一方面，參照50-70年代社會主義實踐克服“三大差別”的理論思考與文學表達，路遙是如何認識社會轉型期的城鄉關係的？當他面對新時期城鄉差別中底層青年的人生困境時，柳青的文學傳統能否為他提供可供轉換的歷史資源？

​前三章分別對應於路遙創作的三個階段：

第一章結合60-70年代“教育革命”、“紮根動員”、“知青運動”等制度實踐構成的相關社會歷史背景，集中閲讀路遙70年代至80年代初帶有自傳性色彩的作品。路遙在“文革文學”的體制規訓中學習寫作、初登文壇，但他與“文革”有染的特殊經歷，如少年時艱難的求學之路、與北京知青的愛情故事與文學交往、以“造反派”身份在革命政治中浮沉的“傷痕”記憶等，又使他逐漸偏離了“十七年-文革”文學關於克服“三大差別”的認識裝置與敍事模式。一方面，從七八十年代之交超階級的愛情故事開始，“洗不掉的出身”越來越成為路遙小説中農村青年默許的人生起點；但另一方面，從“文革”進入新時期，路遙小説中又始終存在着一種理想性的思想脈絡。

正是對現實與理想之間衝突的持續思考，促使路遙寫出了《人生》。雖然依照80年代初“回收十七年”的批評標準，高加林形象因其僭越“社會主義新人”的超前性引發爭議，但路遙也因此準確把握住了新時期改革為個人鬆綁、力圖從生產力發展上克服城鄉差別的認識方向。可以把高加林的進城故事，看作是對《創業史》中改霞的續寫，如果説柳青通過徐改霞面對城鄉差別的內心衝突，提出了要正確對待國家利益與個人前途，國家工業化與農村合作化之間的關係問題，那麼高加林渴望擺脱農民出身、實現個人理想的進城衝動，則被賦予了更多歷史合理性。第二章細讀《人生》，探討高加林的感覺世界。八十年代關於如何塑造農村新人形象的討論，以及“潘曉討論”後關於如何對待合理利己主義的社會議題等，都將構成了理解《人生》的重要背景。

第三章討論路遙在《人生》之後的創作調整。在與《人生》同期創作的《在困難的日子裏》，以及稍後如《你怎麼也想不到》、《黃葉在秋風中飄落》等同樣涉及城鄉差別的小説中，路遙精心設計了一批與高加林個人主義氣質不同的農村青年形象，在小説中高揚一種面對苦難仍自強不息的理想主義、甚至紮根農村的犧牲精神，體現出對青年“人生觀”問題的格外關注。路遙曾計劃寫一篇題為《尋找羅曼蒂克》的小説，這種羅曼蒂克的歷史資源是什麼？在《平凡的世界》裏，路遙更具體地實踐了他對柳青傳統的繼承，不僅通過社會各階層分析的全景式結構，完成對轉型鄉村的歷史敍述與典型人物塑造，還通過孫家兄弟同時面向鄉村內外的兩種人生道路，提供了另一種處理城鄉關係的可能性。

第四章嘗試在80年代中後期文學場分化重組的背景中，討論路遙式現實主義的意義。對於路遙來説，堅持現實主義文學不僅是一個藝術形式的問題，還意味着如何在80年代思考中西之辯與城鄉之辯。隨着80年代“文化熱”與“現代化理論”的影響深入，“中西之辯”逐漸喪失了毛澤東時代基於國際共運與第三世界發展的理論視角，關於新時期城鄉關係的理解，也越來越傾向於“傳統/現代”、“落後/文明”的二元認識論。“尋根文學”對文化闡釋的側重逐漸改變了農村改革小説的方向，“先鋒文學”思潮則以“純文學”的美學原則對“現實主義”文學成規發起挑戰。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路遙被邊緣化，最終成為了文學史敍述中一位“有問題的經典作家”。

本文原載於《路遙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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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法國梧桐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