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號的這一小步，是中國科幻需要追趕的一大步_風聞

1月3號，嫦娥四號最終在月球背面軟着陸，實現了整個人類歷史上，首次月球背面的軟着陸和巡視探測。這個具有整個人類歷史節點效應的重大事件的意義，已經毋庸多言。

嫦娥四號月球車“玉兔二號”在月背留下第一行“腳印”

的確，隨着我國科學技術在新世紀以來的爆炸式增長，在近年來“忽然”給了世人這樣的印象——科幻正在成為現實，或者説，我國科學技術在當前的迅猛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走在了科幻的前面——射電望遠鏡FAST能接收到137億光年以外的電磁信號，這個距離已經很靠近宇宙大爆炸的起源；全球首顆量子衞星“墨子”也成功發射，它將建立起連接中國和歐洲的量子通信網絡，這將為構建全球規模的、真正安全的新一代互聯網邁出第一步；長征五號在不遠的將來，將攜帶重4.5噸級的火星探測器承擔火星探測任務……

從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到劉慈欣的《三體》、郝景芳的《北京摺疊》，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科幻文學即便對未來抱有着最誇張的想象，也很難料想到今天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高度，以及它深入到我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程度。

當前，我國的科學技術正走在全世界的最前沿，很多領域甚至已經遠遠超過美國、日本和歐洲某些發達國家的現有發展水平，例如射電望遠鏡FAST項目保守估計也領先美國20年，2020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天宮”都將是人類唯一的太空空間站，與之相伴隨的，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必然在不斷地產生着美國、日本和歐洲某些發達國家所不具備和無法體會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然而，有些尷尬的是，這些屬於我們自身的中國經驗、中國故事，除了一些主流媒體的報道之外，並不在我們文學的視線和視野內，這也是當代中國所必須直面的一個文化困境。

科幻文學作為類型文學幾乎是虛構性的現代主義文學在當下碩果僅存的一隅，不斷地以自身的方式將當代中國的很多傳統虛構性的現代主義文學已經無法包裹的經驗和情感納入到自身的譜系中；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科幻文學在近五六年來始終保有着相當的社會話題度，並呈現出不斷升温的趨勢。然而，儘管中國科幻文學在新世紀以來取得了長足進展，我們還是要清醒地看到，虛構性的現代主義文學幾乎是唯一還在興盛的場域，中國科幻文學尚遠未走出現代主義文學所框定的範疇，並沒有提供真正意義上“新”的文學表達和審美範式，其所依託的評價標準、體系也存在着結構性的問題。

1957年，前蘇聯成功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號”，其在邁出人類太空探索的第一步的同時，也正式拉開了冷戰年代的太空競賽的帷幕，並同時帶動了冷戰年代美蘇科幻文學的興盛、繁榮，分別出現了以阿西莫夫、薩根、海因萊因等為代表的美國科幻作家，和以別利亞耶夫、葉菲列莫夫、佈雷喬夫等為代表的蘇聯科幻作家。所以，20世紀60、70年代，冷戰的最高潮其實也是世界科幻文學的黃金年代，對科幻文學和科技實踐都有着極為深遠的影響。

遺憾的是，冷戰終結後，隨着蘇聯的解體，以雨果獎等為代表的科幻評價標準和體系，逐漸被美國科幻文學界所壟斷。包括劉慈欣的《三體》、郝景芳的《北京摺疊》等在內的中國科幻作家的相關作品，仍然依賴於地外生命搜尋、宇宙社會學、角色扮演遊戲、未來學、戰略科學與跨學科智庫等，作為冷戰年代的美國戰略應用文學存在的話語體系和理論資源，不過是冷戰年代那些美國科幻文學的經典範本在今天同人寫作意義上的世紀迴響，還不是具有面向未來意義的文學作品。而且，在敍事方法和策略上，當代中國科幻文學也依然停留在20世紀式的獨白式的烏托邦表達，在技術層面上並沒有超脱出20世紀的現代主義美學的形式桎梏和泥潭。

因此，雖然今天對未來的想象可能有着比20世紀還要順暢的描摹，但在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範圍，這種侷限在特定閉合區間內的科幻文藝格局和範式，遠不能有效地整合當前正在發生的原創性的中國故事。中國科幻文學獲得世界性認可的評判標準，也依然是建立在來自美國、西歐冷戰年代的經驗和傳統基礎之上的評價體系——不能説他們的標準完全沒有價值，但其一定不可能充分適用於今天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很多領域都已經走在世界最前沿的中國，也更不應是中國科幻文學考量自身的唯一標準。

由於上述原因，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現有的主流科幻文學作品基本上都在表達從《阿凡達》《2012》，到《星際穿越》《火星救援》等更為符合美式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生態災難，無論是發生在地球、太陽系乃至全宇宙，都不過是當下正處於全球性經濟危機週期中的中產階級趣味主體，對充斥在日常生活裏的各種焦慮感的真切投射，並沒有實質性的開拓出有別於20世紀現代主義美學範疇之外的表意空間和審美範式。

自“斯普特尼克”時刻以來，外太空探索從來就不是和諧的圖景。從2016年開始，火星將進入到近地軌道週期，人類也將在未來10年內再次迎來冷戰後的新一輪太空競賽。而且，無需多言，這一輪發生在後冷戰年代的新的太空競賽，必然有着民族國家層面錯綜複雜的完整脈絡和線索。

2010年初，奧巴馬剛坐穩總統寶座伊始就叫停了小布什時代制定的NASA的“重返月球”計劃。2010年6月28日，白宮正式發佈了影響至今並還將繼續發揮深遠作用的新版《美國國家航天政策》，對新世紀以來的美國航天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這項政策調整的實質，是重新平衡美國軍用航天和民用航天、商用航天的比重，在民用航天、商用航天中重新平衡載人航天、機器人太空探索和地球觀測等的比重。

從那時起，美國政府為NASA新投入了60多億美元，用於鼓勵使用商業火箭，並至少將國際空間站的壽命延長至2020年，使NASA的工作重心從“重返月球”中抽離出來。這一政策調整不僅令新世紀以來一直在困擾NASA的經費緊張狀況得到了極大緩解，也在儘可能的範圍裏調整了美國航天政策的頂層設計。

為了進一步釋放民用航天、商業航天的活力，最大程度減輕政府財政負擔，2015年奧巴馬更進一步，簽署並頒佈了《美國商業太空發射競爭法案》，該法案涉及到美國民用航天、商業航天的太空探索的各個方面，包括未來10年內美國對國際空間站的承諾、取消對航天私人企業的各種限制並賦予私人太空採礦權等等。根據美國國防與航空航天諮詢公司蒂爾集團的最新調查預測，從2010年到2029年，擬發射到地球或月球軌道或深空飛行路線上的航天器多達2229個。其中，民用航天器和商業航天器基本上平分了總額的77%，軍事和大學航天器分別佔19%和4%；而在民用、商業航天器中，大致有25%是執行國際空間站任務的載人和貨運飛船。

從上述材料中我們不難發現，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美國傳統的航天運載體系，正在從一個巨大的封閉系統逐步開放，其意義和影響也勢必有着蝴蝶效應般的潛在影響。

對於美國政府的從“重返月球”到開放“私人太空採礦權”的一攬子政策調整，我們在不能陷入到陰謀論式的認知陷阱的同時，還要清醒地意識到這其中也並不是進化論式的單線條式的線性發展過程，在這其中有着複雜的博弈，也裹挾了不同層面的話語資源。在這個過程中，其始終以“泛科幻”的面目呈現在大眾文化領域，也發揮着多重話語功能。

我們就以當前在大眾文化中被打扮成“鋼鐵俠”的馬斯克為例，來大致描摹一下當代資本主義的“泛科幻”圖景。

2008年，在經歷了三次試射失敗後，馬斯克的Space X終於成功發射了他們的第一枚火箭，這為他們帶來了NASA的16億美元訂單。以美國的意識形態運作手法，一定要對此進行精心包裹和“易容”。因此，馬斯克早在2012年就在題為《為什麼我們可以打敗中國航天？》的公開信中自豪地宣稱，Space X的“獵鷹”火箭的一次發射報價只需要5400萬美元，低於中國長城公司的“長征”系列火箭的6000萬美元的報價，並以打敗以廉價著稱的中國公司為榮。在2016年5月6日，在陸地和海上成功回收一級火箭後，Space X實現了人類首次地球同步轉移軌道火箭的回收，這意味着低成本的外太空商業開發越來越具有了現實可能，Space X更是以將通往火星的普通人機票壓低到50萬美元為目標。

而且在好萊塢事實性衰落，原創匱乏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層面，好萊塢的功能也在美國政府的有意識的推動下，開始向硅谷轉移。與冷戰年代相比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在這一輪的太空競賽中，跨國資本將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而靶標就是火星。喬布斯也曾公開指出，馬斯克在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城市、超級高鐵、人工智能，特別是Space X的外太空探索領域的持續經營，將佔領未來的文化想象力的高地。美國政府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將原有的冷戰年代的國防工業的技術、資源和人才等一步步資本化，將探測火星等外太空探索任務轉交給以Space X為代表的商業公司，並通過低價技術轉讓、大幅減税等優惠措施，在暗中支持以馬斯克的商業帝國為代表的各類相關商業項目的創業。

然而，當代資本主義之所以呈現出了今天的“泛科幻”邏輯，並不是因為其找到了真正的新的發展空間，而恰恰是由於全球資本主義深陷在無法掙脱的整體性的經濟危機週期內；所以只能通過從蘋果到特斯拉、Space X，這些由科技迷思所編織的意識形態神話，來自圓其説地彌補其在全球範圍正在失效的現實，進而維繫自身的合法性。馬斯克的商業帝國事實上也正深陷在類似中國樂視集團的泥淖中。成立於2003年的特斯拉，到現在總共也才賣出12萬輛汽車，其平均年產量都不足萬輛。而且為了實現年產50萬輛的計劃，內華達州的Gigafactory必須要在2018年就得能產出滿足這一目標所需的鋰電池——這相當於2015年全球所有的鋰電池產能，更何況這還不是終極目標，他們還要在2020年實現150萬輛的生產計劃。從資金鍊到產能等，這其中的缺口不言而喻。

當然，這並不是什麼例外，而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常態，不過是全球新自由主義高科技版本。在這個意義上，特斯拉、Space X……“泛科幻”的話語邏輯，就是眼下從美國政府到跨國資本都死死抓緊的，能夠保證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還能相對平穩運行的，幾乎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5年、10年、15年……以火星探測為代表的“泛科幻”話語場，將是中美兩國展開全方位競爭的重要場域，而在這背後，則是誰能夠引領未來的時代話語權爭奪。中美兩國也勢必在這場劍指未來的征程中，展開激烈的文化話語權交鋒。在好萊塢的創造力已經事實性的日漸衰落，好萊塢電影曾經所起到的意識形態樣板作用，正逐漸轉移到由美國政府和跨國資本所共同扶持和推動的，以硅谷為代表的當代科技神話的光環下，“泛科幻”的邏輯也將成為這個時代的基本邏輯。

因此，中國科幻文學在這個過程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於當下中國在世界範圍爭取文化話語權，就有着特別重要的時代意義。中國科幻文學既要警惕跨國資本將在地球上已經無解的資本主義邏輯和矛盾複製、轉嫁到外太空的圖謀，同時也要尋求根植於中國本土的科幻理論、話語資源，打破現有的由20世紀現代主義美學構建的審美範式。也就是説，中國科幻文學在當前世界的“泛科幻”語境下，正面臨着反思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和反思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所伴生的現代主義審美範式的雙重歷史挑戰。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以來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並不是簡單地重走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中國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跨越式發展也註定了要對現有的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人類科學技術成果有所超越，這些都要求中國科幻文學能夠在折射、講述這個年代的中國經驗、中國故事上有所作為。

然而，儘管近年來，包括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科幻文學界在世界科幻舞台還將受到更大關注，獲得越來越大的話語權；我們還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科幻文學現有的創作隊伍、讀者人羣的規模、範圍，以及他們所依託的理論資源、審美理念和接受心理等，相對於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泛科幻”話語邏輯的挑戰而言，還有着相當大的距離。而且，在科幻電影在世界電影格局中也佔有主導地位的現實語境下，以電影產業為代表的我國文化產業的平均文化工業水平，能不能將現有的科幻文學作品充分消化，乃至在科幻電影領域亦能有所貢獻？進而，中國科幻文藝能否真正進入到當今世界的主流話語場域，設置中國科幻自身的文化議題，而不是參照“雨果獎”等事實上是來自美國冷戰年代的價值標準，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為中國文化、中國精神真正走出去作出相應貢獻？恐怕這些真實、嚴肅、殘酷的歷史拷問，才是在短暫的喧囂過後，我們不得不認真面對和思考的時代問題。

綜上，正如“斯普特尼克時刻”開啓了冷戰年代的太空競賽，2020年，後冷戰年代的新一輪太空競賽也即將揭幕——這個時代與上一個時代的最大區別正在於，“泛科幻”話語邏輯下的外太空探索會被迅速商業化，並和這個世界的大多數普通人發生日常生活意義的關聯，其衝擊力甚至可能並不在當下就能估量到的範圍，整個人類的文化想象力都可能會受到極大影響乃至重構。如今歷史的閘門再次開啓，中國科幻文藝能否經受得住這場大浪淘沙的淬鍊，就絕不是其作為類型文藝內部的理論問題，更是這個時代的中國經驗、中國故事能否真正走向未來的歷史性洗禮。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媒介之變”，ID:mediachan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