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震、王璞、李斌、劉奎：郭沫若研究筆談_風聞

編者按

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有着突出貢獻和廣泛影響的知識分子，具有多重身份和複雜經歷，是研究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和中國現代文化的絕佳標本。郭沫若研究具有跨學科、跨語際、跨文化的特點，研究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儲備，難度相當大。郭沫若是輿論廣泛關注、飽受非議的革命文人，對他的研究不僅需要相當的學術根底，也需要對當下思想文化的敏鋭嗅覺和直面爭議的學術鋭氣。上世紀90年代以來，郭沫若研究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沉寂期，相關領域的很多學者甚至對他“敬而遠之”。近年來，在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等相關組織的推動下，郭沫若研究呈現出回暖的趨勢，一些知名專家和學術新鋭都有高質量成果面世。2018年是郭沫若逝世40週年，此文是剛剛出版或即將出版郭沫若研究專著的蔡震、王璞、李斌、劉奎四位學者，筆談“郭沫若研究如何深入”的合集。這四篇筆談分別從郭沫若研究的文獻史料、郭沫若的複雜身份、郭沫若研究如何與現實對話、美國學界的郭沫若研究等方面着手，呈現了四位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獨特思考。

本文原載於《東嶽論叢》2018年第12期，感謝蔡震、王璞、李斌、劉奎四位作者授權“文藝批評”轉載！

郭沫若研究筆談文章目錄

1.蔡震：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

2.王璞：郭沫若研究的多重困境以及突破的必要

3.李斌：作為鏡像和資源的郭沫若

4.劉奎：郭沫若的簡單與複雜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蔡震

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

在郭沫若研究這個領域，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提出如何深入研究的問題。這是一種自問，學術自問。這可以包含兩方面意思：一是一段時間以來的研究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研究者面臨，或期待研究上有所突破或深入拓展。二是一些新進入這一研究領域的人，局囿於自己的思考，對郭沫若研究的歷史、現狀缺乏比較全面的瞭解、把握而生出的期待。但不論哪一種情況，這樣的自問與伴隨着的學術思考，應該，也必然會推動郭沫若研究的深入發展。

郭沫若研究是一個涉及文學、歷史、學術、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學術領域，所以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也會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進行思考。可以着眼於面上的拓展，也可以立足於點上的突破。可以是研究方法的考量，也可以是研究方向的探究。我近些年來一直在做郭沫若生平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因此而注意到一個實際上在影響着郭沫若研究學術動向和發展的問題：怎樣閲讀郭沫若，不只閲讀他的著作，還要閲讀他的人生。

研究者需要閲讀研究對象，這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學術準備，似乎無需贅言。但至少對於郭沫若研究而言，怎樣閲讀這個研究對象，仍然是需要特別提出予以關注的。郭沫若一生的社會文化活動涉及方面甚廣，而且它們之間，譬如：文學活動與學術研究、詩歌創作與社會活動等，往往是相互關聯的。郭沫若一生經歷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各個歷史時期，且有相當長的時間他是歷史進程重要的參與者。這樣走過的人生軌跡，既有前因與後果的鏈接，又有諸多人際的、社會關係的鏈接，文學、學術、政治、社會活動常常還糾結在一起，這就是所謂郭沫若的複雜性。研究這個歷史人物，無論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思考，都需要首先閲讀和考察他的複雜。如果研究的目光或着眼點只在就事説事、就文論文，那麼很可能淺嘗即止，之後，難以深入下去。

《女神》研究，一直是郭沫若研究中重要的內容，但是幾十年間，包括文學史講述，都在不斷重複着關於這本詩集的一些論斷。然而，研究者其實沒有注意到《女神》並不是一個具有完整意義的研究文本。它只是詩人在他同一時期創作的詩歌作品中遴選了五十幾首詩結集而成。在詩人同一時期創作的與《女神》數量不相上下的其它詩歌作品中，包含了許多《女神》文本所未能傳達的歷史信息，譬如：散文詩、宗教題材的詩、口語體的詩、寫實手法的詩等等。如果僅就《女神》論《女神》或論郭沫若早期的新詩創作，所論必然有所侷限甚至偏頗，且難以深入。所以，當我將郭沫若在《女神》時期創作的全部詩歌作品整理出來，並與初版本《女神》的文本一併輯錄出版後，許多郭沫若研究的學者立即注意到，他們認為《女神》與郭沫若早期詩歌創作研究，藉此應該可以有新的拓展。

當然，這種情況的存在有它客觀的原因，即，那些散佚於舊報刊中的文獻資料都塵封已久，不易查閲，甚至不為人知。但是已經整理出版的文獻資料，仍然被忽視，未能為研究者閲讀和使用，則是讓人費解的事情。

郭沫若從1928年初起流亡日本近十年，這在他的人生旅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歷。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主要完成於這一時期，他在翻譯領域的活動、在文學創作的某些方面，如：自傳、歷史小説、舊體詩詞的寫作，以及書法創作等等，也都是卓有成就的。他在這一時期的人際往來、社會文化活動，甚至延續、影響到他此後幾十年的人際關係構成以及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的方式。可是，這十年又是郭沫若生平史料最為稀缺的一段歷史時期。除了那些出版發表的文章著述，人們幾乎難以對郭沫若的十年流亡生涯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歷史描述。就是在這種狀況下，一批非常重要的文獻史料：《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經中日學者共同努力整理出版了。這一批書簡，輯錄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田中慶太郎父子三人的229封信函（該書實錄230函，其中一函系整理者誤識）。

《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文物出版社，1997-12）

《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在1997年末即已出版，這應該是迄今為止有關郭沫若在日本前後二十年（包括留學時期）生涯中最集中、數量最多，也應該是最有學術價值的一批文獻史料。它們包含了郭沫若自1931年至1937年歸國前夕流亡生涯方方面面的歷史文化信息：學術研究、文學創作、文化活動、出版、出行、人際交往……然而，《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出版之後的十餘年間，居然幾乎沒有被研究者所關注，更不要説去仔細閲讀和在研究中使用了，至今仍大致如此。有從事郭沫若研究多年的學者，甚至在十餘年後才想到要去了解這是怎樣的一批書簡。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應該是郭沫若研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如果缺失了對這樣一批資料的歷史閲讀，如何能夠將這一方向上的學術研究深入展開呢？事實上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是可以填補郭沫若研究空白的課題。

與怎樣閲讀郭沫若相關的還有一種情況，是從相反的意義上給我們以提示。

晚年郭沫若，是一些研究者很關注的課題，也是許多學者輕易不去觸碰的題目。不去觸碰，主要是覺得還缺少足夠的史料，特別是一些關鍵性史料來更有力的支撐學術思考。而有些研究者卻輕易地憑一些作偽的史料（書信），得出一些貌似有見地、貌似見他人所未見的論斷。其實這些研究者至少並非全然不知其所用史料在真實性上存在嚴重問題，但他們仍然固執己見，因為這些作偽的史料能非常契合於他們所希望獲得的某種見解。這倒是從反向説明了他們也很重視文獻史料之於學術思考、學術判斷的作用。但是這樣的研究，非但不能促進郭沫若研究深入發展，反而會適得其反，讓研究走入歧路。因為這不僅僅是一二錯誤見解的提出，而是會助長浮躁的、不實事求是的學術風氣滋生，有害學術的進步。歷史是“活的”，可以由後人，由研究者評説，但不能隨意評説。它們需要建立在對於“死的”編年史（文獻史料）科學嚴謹的閲讀、考察、認知的基礎之上。否則，所謂“活的”歷史，可能只存在於臆測中。

與此同時，這種情況還提示我們這樣一個問題：研究者的歷史閲讀不同於作為一般讀者的閲讀，他應該包含對於所閲讀文獻史料真偽的辨析。這其實是學術研究過程中的應有之義。即使不論文獻史料中有意作偽的情況，存在疏誤的史料並非鮮見。

閲讀郭沫若，需要全面、完整的歷史閲讀。之所以這樣強調，是因為積幾十年郭沫若研究的學術經驗，特別是編撰《郭沫若年譜長編》的經歷，讓我深切意識到，對於郭沫若研究而言，大量郭沫若生平史料，特別是其作品著述，尚沒有進入到學術研究的視野中。以郭沫若著譯之作為例：塵封在昔日報刊書籍等媒介中的文章、作品、著述有千餘篇之多，散佚在各處的新舊體詩詞近九百首，此外還有題詞、楹聯的寫作，有大量的書信、海量的譯著、古籍整理著作等等。它們大多未曾被整理過。事實上，絕大多數研究者一般只注意到，或閲讀了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獻資料（還不包括版本資料，它們只是曾編入《沫若文集》的那個文本），也就是説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可能只是閲讀考察了部分，甚至只是很小一部分的郭沫若。這顯然是一個並不完整的研究對象。而那些未曾被注意和閲讀的文獻資料，包含有更為豐富的關於郭沫若思想、創作、審美、生平活動等各個方面的歷史文化信息，它們應該能夠為研究者提供拓展研究的巨大空間和可能性。這是毋庸置疑的。

《郭沫若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10）

這樣一來，我們是不是需要回到一個郭沫若研究在開始階段所面臨的問題：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是的，但是今非昔比，我們並不需要從頭做起，而是在已有的文獻史料基礎上做更進一步的工作。更重要的則是，在郭沫若研究的學術思考中，我們需要時時褒有明晰的史料意識，對全面閲讀文獻史料始終予以重視，認真對待。

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尤其是大量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需要專門去做。郭沫若紀念館目前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為《郭沫若全集》做“補編”。但這方面的工作，又決不是一個單純依靠少數史料整理者去做的事情，“補編”也不可能解決收集整理郭沫若文獻史料的所有問題。研究者不應該指望所有的文獻史料都能現成地擺放在面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郭沫若研究的學術思考，哪怕一個很小的題目，都應該包含文獻史料的查找、閲讀、辨析的過程，都可能需要研究者在這方面付諸努力。擁有了最充分的文獻史料，當然也就會獲得深入學術思考的空間。

王璞

郭沫若研究的多重困境以及突破的必要

在拙著《革命的可譯性：郭沫若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的導論中，我曾總結過全面研究郭沫若時所註定面對的一些困難：第一，他一生的著述甚豐，所涉及的領域既多且廣。《郭沫若全集》有“文學”、“歷史”、“考古”三編，合計三十八卷之多，但學科中人都知道，它是“全集不全”的典型，因此後面才有《郭沫若佚文集》《郭沫若序跋集》《郭沫若書信選》的出版和“《郭沫若全集》補遺”等研究項目，而歷史檔案中所保留的更多文本——比如日記——還不能為人所窺見。可以説，郭沫若著作之浩繁，足以讓研究者望而卻步。第二，現有的《全集》和輯佚還不包括郭沫若的翻譯作品。郭沫若是二十世紀最高產的翻譯家之一，拙著強調跨語際的視角，認為只有把翻譯納入我們的視野，才能真正理解郭沫若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的佔位。若設想一部真正“全”的“全集”，則可再加入“翻譯編”（日本的森鷗外全集，就是收錄翻譯作品的），其卷數也會多得很。同樣，郭沫若的翻譯不僅數量大，而且類型雜，譯介對象囊括詩歌、小説、戲劇、馬克思主義原典、經濟學、考古學和科普作品等。我的初步嘗試足以表明，把翻譯作品結合到對郭沫若其他作品的研究中，打開新的問題空間，並非易事。第三，郭沫若的文學、思想和政治歷程和從“五四”到“文革”的“革命世紀”高度重合、深度交織。在這近六十年中，郭沫若始終變化着，“轉徙”（用他翻譯雪萊的mutability一詞的説法）着，從郭沫若身上談任何一個問題，哪怕很具體的小問題，都會牽引出這整個革命時期的某種線索、譜系和轉型，前後左右，呼應和對比之處層出不窮，這就對研究者的視野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比如，談郭沫若的屈原觀，就可拉出從“五四”到大革命再到抗戰再到建國後的漫長清單，其中的變化又涉及歷史觀、戰國研究、詩歌闡釋、歷史劇、古典遺產等反覆重現的問題，更和其他文化人或學者（胡適、聞一多、侯外廬、徐遲、蘇雪林……）的相關工作處於不斷對話的關係之中。此外還牽扯到郭沫若對自己作品的修改問題。比如我每次引用到《女神》中的作品，總有同行會問到這是哪個版本：初版本？修訂本？建國後的《沫若文集》本？引用郭沫若的某些史學著作也會遇到同樣問題。雖然很多修改並無關宏旨，但要把這些情況都梳理清楚也相當累人（這時就意識到《女神》和《文藝論集》的匯校本的貢獻了）。再舉個例子，郭沫若對《浮士德》的翻譯，跨越近三十載，他自己就説過改動的情況，但一直以來大家也並無精力去詳細比較。歐洲漢學家高利克是少有的一位，強調1919-20年的節譯和1928年的第一部全譯之間的差別，我的專著也在這方面作了些文章，但還不充分，比如，1920年的節譯和1947年的第二部全譯也可以再比較（就像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對《屈原賦》的節譯和五十年代的全譯值得比較一樣）。

考慮到這些客觀的困難，我們也就不會奇怪，歷來學者們研究郭沫若都傾向於拎出來某一時段、某一專題、某一文類，不願輕易搞總體觀。不論國內海外，郭沫若早期浪漫主義成就始終是研究的主要側重點，郭沫若的“向左轉”更是討論的一大焦點（不同背景的學者，意識形態判斷自然不同）。此外，郭沫若的歷史劇一度得到足夠多關注，其文學成就、文化內涵和政治得失，曾為人們津津樂道。還有，郭沫若的左翼史學也曾引起不少討論乃至論爭，雖然在九十年代學術史範式興起後，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文字學常常被有心或無意地排除在二十世紀學術思想之外。相比之下，郭沫若另一些文類的寫作、另一些時期的工作，則難免遭到忽視；還有某些內容，似乎一時無法納入我們既有的現代中國文學、文化、學術史研究格局之中，例如郭沫若的書畫作品，彷彿就只好交給拍賣商和愛好者去品鑑了。我自己的專著試圖提供某種總體觀照，卻也遠非面面俱到。

但是——這個“但是”至關重要——所有這些困難都還是表面的。真正的困境最終落實在意識形態的爭議性上。郭沫若的作品、思想、政治活動、人生經歷一直就富有爭議，這是無需多言的。按理説，選擇具有爭議的課題，是學術研究的興奮點所在。我當時選擇郭沫若為研究對象，也是看中了他一生作品所包含的所有棘手問題，因為這足以引發我們對二十世紀革命文化的深入思考。可是很快我就發覺，我還是低估了事態的嚴重性：到今天，郭沫若已經去世四十年，本來可以説拉開了一些歷史距離，但他作為一個話題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敏感性在某些場合竟有增無減，足以引起高度道德化、情緒化的價值判斷。在我從事郭沫若專著研究的過程中，每次我介紹到自己的課題，總會遇到訝異乃至異樣的眼光，不少對郭沫若略知一二的師友直接問到我對郭沫若人品和政治的整體判斷或態度。説實話，我感到錯愕。在我所受到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訓練中，我一直以為，我們的任務不是去做終極的價值判斷，而是批判性地提出問題並展示問題的複雜，不是對研究對象“蓋棺定論”，而是“知人論世”。但對郭沫若，人們似乎和對其他作家不同，更急於聽到整體判斷和表態。要求對郭沫若人品和政治的表態，其實背後是要求對整個中國革命的文化政治表態。但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文化和政治如此複雜多變，怎麼可能用表態説清呢？我選擇郭沫若為題，是希望將他的一生工作作為一個“社會文本”，將他的歷程作為一個“問題域”，從而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遺產和債務加以批判性的理解乃至清理。我不認為我的任務是去“下判斷”，我也承認我的立場不那麼鮮明，因為問題本身就纏繞難解。

曾有不只一位的前輩學人提醒我，選擇郭沫若來研究，會招來意識形態上的格外審視，對年輕學者來説是費力不討好（其實我也不年輕了，但作為學者的確是“新手”）。對此，我現在是完全信服了。從我這一個人體會出發，我開始覺得，九十年代以來郭沫若研究之所以漸次冷落，也是因為在“告別革命”的語境下，郭沫若的作品成為了一份獨特、巨大的“負資產”，來自於革命世紀，而囤積在我們的學科之內，不僅不再是主流，而且是一灘“渾水”，大家要麼興趣不大，要麼想避開——雖然又無法完全避開，因為它太巨大。其實，郭沫若研究作為學科的小小分支一直以來保持着學術生產基本的質和量，這從《郭沫若研究文獻匯要》的收錄就可以看出。但郭沫若專家們也都承認，這些研究成果在近二十年來的文學、文化研究中無疑是邊緣的，尤其致命的是，它們很難參與到當下人文討論的問題意識構造和爭論之中。於是，不論相關學人怎樣努力，大體上看，郭沫若似乎已經被託付給了教科書上的幾頁常識和網絡空間的流言蜚語。令人略感無奈的是，即便在新世紀之初以來，學界對左翼文學又產生了新的興趣，開始重新發掘很多革命文化人的作品及其意義，但還是沒什麼人在這種範式轉移中重新提出關於郭沫若的問題（程凱對大革命時期文學的研究是一個例外，他對郭沫若相關材料的使用引申出異常精彩的討論，只不過他是在創造社左轉這一整體框架下涉及郭沫若的。其餘新近郭沫若研究的新發展，後面再談）。這種邊緣性看起來似已“根深蒂固”。

然而，我們有必要打破這一令人遺憾的局面，否則我們就沒有盡到學科的責任。如果郭沫若的一生著譯真是一份“負資產”，那這份債務也是二十世紀文化中的顯要存在，清理它本應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否則我們對革命現代性的討論將是不完整的。首先必須在我們今天文化思想辯論的張力場中心重新把郭沫若問題化，不迴避，也不急於下判斷。在嚴肅和嚴格的解讀及分析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理解之同情”或實事求是的批判，而任何真正的理解、同情或批判又應當加入到我們自身的文化政治思考和實踐之中。

行筆至此，本可打住，但還有兩點想補充。第一點還是關於困境。要重新把郭沫若問題化，還有一個研究方法上的困難，那就是“作家（文化人）專論”這一體式的問題。作家論這一模式可以説早已式微，這是因為以某一作者為專門研究對象，會帶來一系列視角上、提問方式上的缺陷，比如研究的傳記化，比如論題不鮮明，再比如橫向比較的缺失，又比如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認同，等等。歸根到底，這一模式假設了一個具有天然重要性的個性“主體”乃至文化英雄，認為他或她具有某種代表性，但卻無法對代表性的假設加以批判分析（而有意思的是，這種模式也部分來自郭沫若自己的發明，他是很喜歡作人物專論的學者，他也在這類研究中常常假設某種代表性，比如他認為屈原代表了戰國的“時代精神”，等等）。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作家專論不再流行，今天的學人若專門討論某作者（文學家或思想家或文化人），也是以他或她為中心，來聚焦某一問題，論題先行，而非作家先行。具體到郭沫若研究，論題帶動或作家專論卻是兩難。一方面，在任何一個具體論題框架下，都很難呈現郭沫若文化實踐的廣度和總體態勢；但另一方面，以作者為中心的話，由於郭沫若作品的厚度和人生的長度，討論者的確很容易被大量相關材料所淹沒，一葉障目，失去參照系，被研究對象帶着走。拙著在這方面有不少教訓，這也是我常和同行們談到的。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問題和人物的全面交織，因為郭沫若（傳記意義上）的人格之所以龐大，是因為處處都勾連着歷史內容，背後全是需要辨析的真問題。

《郭沫若傳》（作家出版社，2018-10）

第二點則是由這種“歷史勾連”接着説，指向困境中的希望。就在今年夏天，我從李斌博士處收到了《郭沫若年譜長編（1892-1978）》（林甘泉、蔡震主編）。此書一出，有人在網上表揚説，在魯迅研究中，全集好過年譜，在郭沫若研究中，年譜勝出了全集。煌煌五卷，這部新年譜再再證實着郭沫若一生工作所涉及的文化、思想、政治、藝術話題之豐富、之複雜、之厚實。每次翻閲，我都感覺它在提醒我們對郭沫若這一“文本”、這一“問題”、這一“歷史”所包含的全部內容去進行更嚴密的探討，否則我們就可能要欠下新的債務。過去不到十年的時間裏，我在從事自己的郭沫若研究同時，也看到很多新鋭學者在這方面的突破性努力。比如説，我最近就在期待着劉奎的博士論文所修訂成的專著，《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2012年底我們開始交流，後來我讀到他的博士論文，在當時和今天都從中受惠（尤其是“聲韻共同體”這一概念，用來概括重慶舊體詩詞唱和的文化政治風景，對我啓發很大）。像這樣的工作，已慢慢形成了勢頭，或許正代表了相關研究繼續深入、迎來變革的希望。

李斌

作為鏡像和資源的郭沫若

最近五年來，隨着《郭沫若年譜長編》和《郭沫若研究文獻匯要》等一批大部頭研究成果的面世，《郭沫若研究年鑑》的連續出版，《郭沫若研究》集刊的復刊及中國郭沫若研究會青年論壇的連續召開，郭沫若研究呈現出了回暖的趨勢。如何借勢將郭沫若研究繼續推向深入，是郭沫若研究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郭沫若研究文獻匯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7）

歷史研究必須建立在詳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和其它現代文化名人的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界有着重視文獻史料的優良傳統。過去五年，郭沫若研究中最引人矚目的成就是相關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代表成果是《郭沫若年譜長編》。該書由林甘泉、蔡震、秦川、謝保成、翟清福、郭平英、李曉虹、魏紅珊、趙凱、趙笑潔、鍾作英、梁雪松、李斌等十多位學者歷時十餘年編纂而成，較全面地吸納了進二十年來新發現的郭沫若文獻史料，包括郭沫若紀念館所藏書信、手稿、剪報等資料及學界陸續披露的相關材料等，是郭沫若生平史料的最可靠的工具書。

郭沫若研究中的很多材料需要仔細辨析。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櫻花書簡》和《郭沫若少年詩稿》是研究郭沫若早年思想和行誼的關鍵材料，但這兩部書都存在着年代考辨不準確、文字辨識有誤等問題。近年來，郭平英、秦川兩位學者重新辨識手稿、更正錯訛，將郭沫若的少年詩稿和留學家書整理成《敝帚集與遊學家書》出版。這樣的研究既考功力，也花功夫，十分難得。蔡震近年來在郭沫若舊體詩詞的整理與辨析、郭沫若著作版本的考辨以及郭沫若流亡十年的史料的挖掘上費力較多，相關成果集為《郭沫若文獻史料考辨》《郭沫若著譯作品版本研究》兩書出版。此外，魏建申請到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郭沫若文學佚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郭沫若作品修改及因由研究》，廖久明申請到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回憶郭沫若作品蒐集整理與研究》，王錦厚的著作《在郭沫若研究的路途上》，丁茂遠編纂的《〈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詩詞考釋》等，也都對郭沫若文獻史料工作做了有力推動。

儘管文獻史料的挖掘整理是近年來郭沫若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但毋庸諱言的是，跟其他中國現代文化名人的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的文獻史料基礎迄今仍比較薄弱。我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郭沫若的文獻史料十分複雜，挖掘整理工作有相當的難度。郭沫若長期是中共秘密黨員，他的很多秘密活動現在很難找到史料核實，比如他在日本流亡期間和黨組織究竟存在何種程度的聯繫？他1937年秘密歸國之後，和長江局、國民黨高層究竟存在什麼關係等，目前我們只有零星材料，大規模的發現有待來日。郭沫若在日本生活長達20年，他和日本的政、商、學界，和日本的華僑、中國留學生究竟有哪些深層次的聯繫？這方面的材料目前發掘得也相當不夠。這不僅需要漢語學界的努力，也需要日本學界和懂日語的學者的共同推進。1949年後，郭沫若擔任多個重要領導職務，活動範圍相當廣泛，但很多檔案尚未解禁。他在一些重要職務上的工作情況，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比如郭沫若在胡風事件中的作用，“燒書”説前後郭沫若究竟經歷了什麼？郭沫若和“二月逆流”的關係等，我們所知道的還十分有限。郭沫若著作十分豐富，很多作品一版再版，蒐集完整相當不易。上世紀80年代，王錦厚、黃淳浩等學者做過《文藝論集》《女神》《棠棣之花》的匯校本，近年來青年學者孟文博對《文藝論集》進行了再校，這都是值得重視的成果。實際上，郭沫若的很多作品都需要匯校，在版本演變中追究他的思想發展和個人處境，但這方面的工作還少有人做。

第二，郭沫若研究中的文獻史料不僅包括郭沫若個人生平和著作版本演變等訊息，還包括跟郭沫若有關的社會和文化語境等方面的材料，這常常為郭沫若研究者所忽略。只有把郭沫若的活動和著述放在一定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下，我們才有可能對相關問題做出評判。

郭沫若是大翻譯家，他精通日、德、英文，他的翻譯獨具特色，是跨語際、跨文化研究的極佳案例，上一代學者限於知識儲備，未能在郭沫若的翻譯研究上做出突破。當今很多青年學者都能通曉兩種以上外語，正可以在這個課題上大展身手。王璞在他最近於哈佛大學出版的《革命的可譯性：郭沫若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中，在對照閲讀歌德《浮士德》的德文原版、英文、日文翻譯和郭沫若譯《浮士德》的基礎上，提出了郭沫若的譯詩風格、跨語際文化活動、翻譯與個人思想發展等諸多值得重視的問題。楊玉英、何俊、胡嫺等人對郭沫若在英、德、法等國被接受情況有所介紹和研究，這都對郭沫若及其著述的文化語境和外譯情況做了更多呈現，是近年來值得重視的成果。但像王璞那樣的探索尚屬鳳毛麟角，我們需要更多的雙語人才甚至懂得多種語言的學者在這些課題上取得更多突破。

近年來的研究對與郭沫若相關的歷史語境有了更多展現。像李怡在研究郭沫若的“民族復興”思想時對五四文化語境的呈現，廖久明對郭沫若歸國前國內政治語境的考辨，何剛對郭沫若史學理論和著作的學術語境的探索，劉奎在即將出版的《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中對郭沫若所置身其中的抗戰語境的考察，周文對與郭沫若關係深厚的孤軍社的鈎沉，吳辰對郭沫若國家主義思想形成的歷史語境的辨析，我本人對郭沫若思想轉變過程中的中日學界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情況的分析等，都比前人呈現了更多的與郭沫若相關的歷史語境，有利於我們更加深入的理解郭沫若思想和著述。但這些成果還很不夠，像留學期間和郭沫若相關的日本的科學文化環境，郭沫若1948年在香港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等等，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儘管郭沫若文獻史料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但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在郭沫若研究中僅是基礎性的工作，郭沫若研究必須在文獻史料的基礎上，勇敢面對各種質疑和挑戰，激活作為思想文化資源的郭沫若，將郭沫若作為當下社會文化論爭的鏡像，這才是郭沫若研究向縱深發展的應有之意。

郭沫若長期處於中國革命的漩渦之中，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建設等現代中國幾乎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並在這些事件中處在比較核心的位置。郭沫若具有多重身份，不僅是革命者，也是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以他為中心，輻射出既有深度、也有廣度的現代中國文化圖景。郭沫若的多重身份和複雜經歷，使他成為我們研究現代中國的一個絕佳標本。研究郭沫若並不僅僅是研究一個歷史人物，而是同他所代表的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和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文化對話。對話者由於各自的知識背景、價值觀念和現實利益的不同，對話的姿態也就迥異，所以郭沫若始終處於爭議中心。這種對話衝動不僅來自學界，也來自公眾，所以有關郭沫若的很多話題都是社會輿論不斷提出來並廣泛關心的。如何解答這些問題，不僅需要知識積累，更需要有經過操練的思想，並自覺不自覺地凸顯出解答者的立場和觀念。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否是為了向汪精衞等國民黨左派投機；抗戰歸國之後郭沫若寫作的《蔣委員長會見記》是否是為了討好處於權力巔峯的蔣介石？兩件事相聯繫，是否説明郭沫若是牆頭草，無節操？這涉及到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革命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信念是否堅定、革命策略是否合理等重大問題。

上世紀50-70年代的郭沫若究竟是不是陰陽臉？是不是陽奉陰違，逢場作戲？這其實追問的是當時的社會和文化探索究竟只是個別領導人的心血來潮，還是具有廣泛的精英支持和羣眾基礎，也就是它的合法性問題。

《十批判書》到底有沒有抄襲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這表面上問的郭沫若在學術上只是沽名釣譽，還是有真才實學？但因為郭沫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領軍人物，因此背後涉及的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評價問題。毛澤東為什麼要批判《十批判書》，是郭沫若學問真的沒有基礎，還是他在毛澤東眼裏已經無足輕重？這問的是郭沫若與毛澤東的關係，忽略的是對儒家資源的現代轉換過程中中共內部的不同路徑取向。

《李白與杜甫》的寫作究竟是不是為了逢迎毛澤東？對此的解答涉及到社會主義時期革命領袖和革命文人間的關係。這一關係究竟是新型的同志關係，還是封建時代君臣關係的延續？

上述問題都為輿論普遍關心，十分重要。遺憾的是，除部分問題外，郭沫若研究界對此大都缺乏有力的分析和回應。這就出現了魏建所謂的“郭沫若評價中的兩極現象”，即郭沫若研究界對郭沫若評價較高，而網絡和社會輿論對郭沫若評價較低，出現兩個極端。這種現象的出現，我們郭沫若研究者是有責任的。郭沫若研究的現實性非常強，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學術研究中的“十字街頭”，而很多郭沫若研究者僅在“象牙塔中”自説自話。這一方面可能是我們的知識儲備不夠，沒有能力回答輿論廣泛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們的認識不足，沒有將自己的研究提升到應有的高度，很多研究者甚至有意迴避爭議話題。

郭沫若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受到極大程度的質疑與抹黑，這不但不會給郭沫若研究帶來麻煩，而且給郭沫若研究帶來了深入和繁榮的契機，但關鍵要看研究者是否有將挑戰變為機遇的勇氣和能力。除了魯迅，還有哪一位中國現代作家能像郭沫若那樣，在網絡上被廣泛討論並引起巨大爭議呢？公眾對這一問題的參與熱情恰好説明了郭沫若研究的巨大潛力。郭沫若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必須走向“十字街頭”，深入回答公眾關心的問題，否則只能越走越窄，成為“象牙塔中”的高級玩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早已告別了上世紀80年代的繁榮和廣受關注的景象，成為波瀾不驚、和現實越來越遠的學術自留地，而郭沫若研究最有可能成為撬動這一局勢的槓桿。

如果研究者敢於直面挑戰，以郭沫若為資源、為鏡像，用翔實的文獻史料、深入的理論思考回答大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則不僅會推進郭沫若研究的繁榮，推動對中國革命和現代中國文化的關鍵性問題的深入探討，而且還會對當下文化問題和社會問題貢獻得自歷史經驗的獨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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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奎

郭沫若的簡單與複雜

現在青年接觸郭沫若的作品，來源主要還是課本上收錄的他早期的詩作，如《天上的街市》《靜夜》。傳播較廣的則有詩集《女神》和話劇《屈原》等，給人的印象多是抒情的、浪漫的。之後如有機會進一步瞭解文學史，郭沫若的浪漫形象會得到進一步加強，並被詮釋為“五四”個性解放潮流的表徵；郭沫若的人生經歷也帶有浪漫色彩，他學醫時貿然闖入文壇，居然贏得大名，後來還一度棄文從戎，有一枚“戎馬書生”印，很是珍惜。

郭沫若的作品看起來似乎很簡單，浪漫誰不知道呢？而且誰年輕的時候不浪漫呢？在很多人看來，浪漫就是情感衝動的代名詞，郭沫若在從軍之後，曾“自作主張”扣押貪墨的官員，便被人批評為情感家。讀者對浪漫的標籤化認知，郭沫若自己也有生動的描摹，在《創造十年續編》中他就説，“Romanticism被音譯成‘浪漫’，這東西似乎也就成為了一種‘吊爾郎當’。阿拉是寫實派，儂是浪漫派，或則那傢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模擬的上海市井口吻，讓人不難感受創造社同仁當時的文化處境。

具體到郭沫若的詩歌、話劇等作品，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在“現代主義”文學逐漸佔據文學價值高位以來，郭沫若的作品相對之下似乎也變得簡單了。且不説《百花齊放》這類關注者本來就不多的作品，即便是《女神》《屈原》這些曾引起文壇轟動，且為現代文學史上無法迴避的重頭戲，也似乎缺乏可讀性，即缺乏類似現代主義作品的形式複雜性。郭沫若的作品，形式無拘束，多直陳其情，説到底還是浪漫主義的底子，看起來氣勢洶洶，細看卻如清澈江水，讓人一望見底，缺乏餘韻，在研究注重可寫性文本的時候，不免要遇冷。

至於郭沫若其人，他曾從醫、從文、從教、從戎、從學、從政……看起來豐富而曲折，但無論是從哪種身份而言似乎又都不夠複雜。即便在文化領域，也因與魯迅經歷的相似，以及二人之間的恩怨，便常有以魯律郭的現象。而1949年之後，郭沫若的諸多政治表態，尤其是“文革”時期的自我否定，在新時期更成為他的一大污點。因而，現在談論郭沫若其人，最簡單又最保險的方式就是質疑與批評。

文學史敍述的標籤化、其作品在現代文學視域下的均質化，以及大眾談論郭沫若時不自覺流露出的道德姿態，構成郭沫若在當代的基本處境之一。當然，這種待遇不獨郭沫若為然，像90年代中期王一川推出的“重排大師座次”事件，不僅郭沫若的座次大大後移，茅盾甚至被排除在外，當時也讓不少人大跌眼鏡。實際上這個現象不難理解，不同的文學史敍述是由不同的史觀所決定，政治以及何種政治、美學及何種審美標準，其結果可能相差很大，而王一川本來就明確聲明瞭他的標準是純文學的，那麼郭沫若、茅盾等經典革命作家的文學史位置被移後，也不必過於驚奇。説到底，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在90年代的冷遇，甚至是負面評價，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政治正確，也就是説，在那個去革命化的時代，對革命作家的檢討和批評是為正在進行的改革提供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準備。

不過問題在於，對於革命作家而言，他們的作品恰恰難以單純地置於純文學或現代主義形式美學創新的框架內討論，因為他們的作品大多具有明確的時代性：或應乎特定的時代思潮，或回應具體的時代問題；反過來看，則是左翼文學的形式創新不僅是美學的，也是政治的，正如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創造新的戲劇形式是為了教育觀眾。郭沫若的作品，即便是創造社時期的作品，那時尚無明確的政黨政治議題，但也滲透着中西衝突的文化政治，《女神》中的鳳凰涅槃可謂第三世界國家進入現代世界秩序的神話轉述，藴含着現代中國在“新世界”的處境和命運走向，《屈原》也不單是作者浪漫情緒在20世紀40年代的復活，而是作為身處“國統區”的文化人對時局的憤懣之聲，背後指向建國方法的選擇和未來道路的抉擇。他的雜文、演説等，更是直接針對具體的社會現象，因而，他的文學作品也具有史料價值，是瞭解現代中國命運與知識分子命運的重要資料。如果將他的作品從具體的歷史議題中抽取出來，那麼也就割斷了作品形式與歷史現實之間的張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郭沫若的作品需要置於形式與歷史、文學與革命、審美與政治等多維關係之中來理解，這是郭沫若作品的複雜性所在。

郭沫若雖晚於魯迅，但也是過渡時代的文化人，成長於“新舊遞嬗”之際，不可避免要經受兩種文化的撕扯，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思潮在他身上共存。要理解郭沫若及其同時代人，從文化上而言需要更為寬闊的視野和知識儲備，筆者還記得博士學位論文預答辯時高遠東教授所説的話，他説研究魯迅、郭沫若等大作家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管能不能研究出結果，但研究對象決定你要去讀他們讀過的作品，而他們讀過的書既有傳統經典，也有西方典籍，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收穫。確實，即以郭沫若言，他有蒙學的功底，又有經學的家法，可算著名經學家廖平的再傳弟子，抗戰時期他的歷史研究便不無廖平、康有為託古改制的影子；同時，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曾閲讀大量中西典籍，除了文學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學之外，還有大量的德國哲學、社會學著作。因為日本明治維新是以德為師，德國文化在日本頗受重視，郭沫若選習德語為外語，教材便有德語原著，由此郭沫若得以接觸尼采、斯賓諾莎、康德、歌德等人的作品和思想，後來他還斷斷續續翻譯了一些。郭沫若所受德國文化的影響，以及接受語境日本的中介作用等問題，還有很大的開掘空間，如王璞對郭沫若的歌德翻譯、李斌對尼采影響的闡述，是近來值得關注的成果。

典籍關聯着不同傳統的延續、影響與新變。即以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在新文化運動的批孔聲浪中，郭沫若是為孔子辯護的少數新文化人之一。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更是值得仔細辨析，究竟是如他自己聲稱的儒家原典，是在新文化語境和隨後社會革命視域中重新發明的儒學，還是宋明以來的新儒學，都值得仔細研究。除這類思想源流的問題外，郭沫若自己的人格模式也受傳統士大夫文化的影響，士大夫的治平思想，在現代轉化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改造世界的積極用世和危急時刻的承擔，與現代革命精神相互融通，生成為革命士大夫的人格模式。他的文人習氣也重，不無名士氣，這有值得警惕的一面，不過也讓郭沫若在進入軍政界具體部門後，依舊不同於習見的政客，保持其理想主義的一面。

在中國現代名作家中，郭沫若可能是介入現實最直接也最深入的一位，他從未想過以文人終老，因而也從不以純粹的作家或學者自居。他早年立志學醫卻冒然闖入文壇，在上海灘賣文又不得不面對養家餬口這類極為現實的問題，於是又重新學醫，最終因耳病無法聽診才放棄；歸國後出入於“學藝”羣體，這是一個以日本留學生為主的知識羣，多是物理、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專門人才，他們辦講座、辦刊物、辦學校，旨在以文化啓蒙和社會革命改變中國；後來北伐將興，郭沫若南下廣州，先是鋭意改革教育，後來更是棄文從軍，在政治部從科員升為副主任，領中將銜，成為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風雲人物；南昌起義時，他在缺席的情況下還是被列為主席團成員。如果不瞭解北伐時期郭沫若的經歷，也就很難理解抗戰時期郭沫若為何與張發奎、李宗仁等前方將領那麼熟悉、為何是他擔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抗戰時期他如何組織系列文化活動，以及延安為何會如此重視郭沫若等現象。也就是説，郭沫若本人便是中國現代變革中的內在參與者，他的很多觀點不能當作歷史常態中的普通見解，而是基於他的社會位置對時代問題做出的即時思考和回應，藴含着他對歷史走向的判斷。

由此可以説，郭沫若的複雜是他與現實、與現代中國歷史進程、與中國革命發展之間關係的複雜。與其他被革命大潮裹挾而前的文化人不同，郭沫若是主動走在革命的前端，如此，他個人的成敗便繫於時代，同時也要承擔時代風潮轉換帶來的後果。郭沫若對中國革命的深度參與，並非是如我們現在以後設眼光所見，似乎每個歷史關頭都自然地站在通往解放的路上，如果從歷史現場而言，他所身處的環境可謂錯綜複雜。即以北伐時期郭沫若的革命路線選擇而言，北伐時期蔣介石一度十分倚重郭沫若，但當他看到蔣有背叛革命的苗頭，便寫下《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等檄文；他與鄧演達關係莫逆，鄧演達當時是政治部主任，後來曾試圖組第三黨，但被排擠出局；南昌起義期間，郭沫若本來在張發奎處，張也允諾庇護郭沫若，但郭沫若還是執意前往南昌，旋即隨起義隊伍向南部轉移。關鍵時刻他做出了決斷，背後實際上牽扯着很多的歷史線頭，不同的選擇代表着不同的立場，也導向全然不同的結局。

郭沫若在關鍵時刻的決斷，讓他承受了革命挫折的代價，同時也隱約通向解救之路。大革命受挫後，郭沫若被周恩來安排前往蘇聯，但因一場大病錯過行期後，轉而前往日本，蟄居千葉縣，在刑偵的監視下埋首治學；直到抗戰軍興，郭沫若才秘密歸國，投身抗戰烽火中。不過抗戰尚未成功，新的問題又旋踵而至，皖南事變後，國統區的左翼文化運動一度受挫，郭沫若也轉身投向新的文化鬥爭，他們的鬥爭發展為戰後影響甚巨的民主化運動。在如何建國這個問題面前，郭沫若等人也做出了新的歷史抉擇。個人命運就是如此直接而具體地與革命走向、國家命運扭結在一起，這是郭沫若及那一代人所承受的生命之重，與現在書齋中的討論有所不同。現在青年人理解郭沫若的難處之一，是歷史知識的缺乏，或者説，是因缺乏對現代歷史脈絡的瞭解，導致無法進入郭沫若作品的話語場，如果連郭沫若作品生成的語境和對話對象都不瞭解，也就談不上與之對話，遑論理性批判。即以郭沫若研究界的現狀言，目前成果最著者也依舊是史料的輯佚、考辨與釋讀工作，像蔡震、魏建、廖久明等郭沫若研究專家依然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如此説當然不是否定郭沫若的審美創造性，實際上創造社可能是早期新文學陣營最注重文學自足性的一羣，無論是郁達夫還是郭沫若，早期筆下都不乏遺世獨立的人物形象。郭沫若早期的詩作，其形式創新的意義，從一開始也被聞一多等同時代人所揭示，近來也有姜濤、王璞等從現代主體結構與浪漫派詩人“呼語”形式予以重新解讀。浪漫主義雖然因情感氾濫而被後來的現代主義所批判，但浪漫主義本身的豐富性實際上依舊有待挖掘，且不説浪漫主義與法國大革命的深層關聯，即以現代中國而言，浪漫主義也是鼓舞青年走向革命的情感驅動，是形塑大眾國家想象和認同的文化機制。近年來興起的情感史研究，或可為郭沫若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視野，像情感與革命等話題，除了學界熟知的郭沫若、蔣光慈、瞿秋白、茅盾等人外，鄭振鐸、費覺天等人也早有討論，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此外，郭沫若的話劇《棠棣之花》《屈原》也都具有形式實驗的意味，前者的詩化氛圍，後者大量的舞台獨白，即便是置於當下也可歸於先鋒劇之列。但於郭沫若而言，他這些形式實驗的首要目的並不是要創造新的美學形式，可能恰好相反，他的形式創新是被迫的，是某種需要表達的情感或意圖，讓他不得不突破既有的形式秩序，以挑戰既有文學形式的方式完成他的表達。也就是説，他的審美創新，是與他穿梭歷史的經驗緊密相連的。

不僅他的文學作品如此，他的學術研究也是。郭沫若的學術研究很多是在借鑑新方法的基礎上完成的，但卻並非純粹的研究範式轉換這麼簡單，而是與他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對解決中國問題道路的選擇內在一致。他的歷史研究，不僅在解釋既有的歷史，也昭示着改造世界的視野和方法，因而，其學術研究本身就是革命實踐。無論是早期的社會學研究，還是40年代的先秦思想和歷史人物研究均是如此。如果回到史學史的脈絡，郭沫若也可歸入近代以來新史學潮流，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曾評價清季革新派史學為“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綰合”，因此，革新派史學往往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產生巨大的社會能量，此説用來評價郭沫若的歷史研究也未嘗不可。

概而言之，理解郭沫若，道德評判雖然不必避免，但歷史的尺度更為重要。郭沫若的作品藴含着他的歷史意識，郭沫若所受德國傳統的影響，很大一部分便是黑格爾、馬克思一脈的歷史觀，這是理解郭沫若諸多行為和思想的基礎。郭沫若的很多作品生成於具體的社會語境，回應的是時代的具體問題，更有甚者，他的部分文學作品的生產過程便是政治的，像《武則天》一劇，實際上便與周恩來的授意有很大關係，前期的資料收集有工作人員協助，最終由郭沫若創作完成，這是1949年之後郭沫若創作的另一種歷史複雜性。郭沫若對儒家“聖之時”很欣賞，他自己也是隨時代而不斷自我更新，因而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作品也不斷地修改，這自然也引人側目，但我們在關注其如何變化之時（如作品彙校），要留意這於他也可能是自我的完成。

郭沫若於1978年過世，恰逢改革開放元年，其生平幾乎與“短20世紀”的歷史相始終，見證了革命的興起、受挫、發展與消歇，幾乎從始至終地參與了這個過程。郭沫若的簡單在於他與革命的關係，其複雜性亦然。

原載《東嶽論叢》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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