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叛徒郭潛晚年竟成“黨史專家”？_風聞

【吳基民 文史學者】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紀30年代，原任中共中央保衞部門負責人的顧順章是中共歷史上危險最大、危害最烈的叛徒。可能大多數人都不知曉，在40年代初葉，中共還有一個叛徒叫郭潛。作為當時擔任中共南方工委組織部長的郭潛，被捕叛變，指認出賣，造成了當時南方工委所領導的贛、閩、粵北、粵南、廣西、潮海、瓊崖、湘南等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沒頂之災，大批領導幹部被捕，大批黨員與進步羣眾被槍殺，這些地區的各級黨組織，幾乎癱瘓。周恩來在向中央的一個報告中稱：此次損失不亞於1941年發生的“皖南事變”。

郭潛早年的照片難以尋覓。圖為郭潛晚年的（前排右）家庭合影（圖片由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提供）

僅一個小時就叛變

1909年,郭潛（原名郭乾輝，參加革命後改名郭潛）出生在廣東梅縣一個殷實開明的家庭裏，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讀書努力，文章寫得很好，口才也不錯，在同伴中頗有人緣。1926年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在學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30年代初，他被派遣回國，上海地下黨中央經過談話將他安排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1938年1月，中央成立了項英為首的東南分局，郭潛擔任了秘書長。不久，項英率新四軍軍部與東南分局撤離南昌，前往皖南，中央再三考慮將郭潛留了下來，擔任了新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時任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的是蔣介石的親信熊式輝，他是位反共老手，深知利用中共叛徒的重要性。1939年3月，南昌被日軍攻陷，江西省政府搬到泰和。熊式輝經過精心策劃，在泰和成立了“江西省特種工作委員會”。所謂“特種工作”，就是鎮壓與他共同抗日的合作伙伴共產黨！這個特種委員會，由他親自掛帥，黨政軍憲特的頭目悉數參加，下設特種工作辦事處，主任為中共大叛徒徐錫根，此時他已改名為馮琦，總幹事為中共大叛徒莊祖方。

1942年4月，莊祖方帶着顏福華與6個特務，在5月18日趕到了曲江。5月27日，莊祖方抓住了南委的組織部長郭潛，以及曾和他打過交道的那個中共南昌市委書記張紹祖，並且對郭潛開始審訊。莊祖方深知時效的重要性，對郭潛講：“郭先生，久仰你的大名。就在這裏談談，天有不測風雲，免得帶回泰和再受皮肉之苦。”

作為中共南方工委的組織部長，郭潛自然知道：現在雖然是國共合作時期，但是根據國民黨《異黨問題處理法》和《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規定，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都是所謂“非法”的；在國共合作前就是中共黨員的人，要逐一登記備案，但不能在國民黨黨政機關、軍、憲、特、警等部門工作。實際上還是將共產黨當作死敵在對待。如果帶到泰和，絕不會有好果子吃。於是這個參加過長征的老黨員就這樣被幾個叛徒説動了。

郭潛長嘆一聲對莊祖方講：要我歸順也可以，但要答應我幾個條件。莊祖方喜出望外，回答説：“請講……”郭潛提出：“一、我家在曲江，我要先回家看一下妻子，將她安撫好；其次，我可以提供情報信息，但永不露面參加你們的公開抓捕與審訊。第三，前些天我從桂林提了中共南方工委的活動經費9萬元法幣（另有一説為10萬元——筆者注）我要先取走一萬當安家費。” 莊祖方不假思索，一口答應了郭潛的全部條件。隨即派自己從泰和帶來的得力助手李剛以及叛變過來的特務顏福華、孔昭新等押着郭潛去他家中。擔任廣東方面第七戰區餘漢謀部聯絡工作的丁某人上前阻攔：“不行，萬一這是個圈套呢？” 莊祖方説郭先生既然答應了便不會反悔，於是李剛就帶着郭潛坐車去了郭家。一進家門，郭潛又講：“我要3萬元補貼家用。” 李剛大方地揮了下手，也答應了。

這一下，郭潛鐵下了心當了叛徒，便開始了大出賣：他立即指引李剛首先破獲了中共南委在曲江的總交通機關，逮捕了總交通司徒丙鶴夫婦與交通員曾平、陳二叔等，切斷了曲江與南委機關大埔的聯繫。這一點十分重要，足見郭潛這個大叛徒的卑劣！轉而又引路馳往五里亭破獲了粵北省委總機關，逮捕了省委書記李大林和女交通員阿李。也是這個大叛徒走了狗屎運，在回第七戰區長官部聯絡處那幾間密室途中，郭潛看到了在街上行走的粵北省委組織部長與宣傳部長，他當即指引李剛下車抓捕。這麼一來，幾乎整個粵北省委就被郭潛當作見面禮，拱手送給了國民黨特務。

主動供出南方局領導廖承志

莊祖方一面忙着將抓捕到的李大林等共黨要犯暫時交給曲江廣東方面的軍統機關關押，一面忙着準備趕赴大埔。李剛認為，郭潛一抓，肯定驚動了南委，再趕到大埔，恐怕竹籃打水一場空了。但莊祖方認為不一定。因為從郭潛捉獲到自首叛變，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小時，而抓獲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時將他的報務員阿香也抓了。共產黨不會這麼快就把消息傳遞出去。他們這麼嘀嘀咕咕正在商量，晾在一邊半天的郭潛插話了：還有一個天大的功勞，不知各位是否感興趣？莊祖方一聽，一下子跳了起來，跑到郭潛面前，將他牢牢地按在椅子上講：快説，什麼事？郭潛冷冷一笑説：廖承志聽説過嗎？他在樂昌，離這兒不遠。

作為中統的大特務，莊祖方當然知道廖承志。他是中共南方局的委員，八路軍駐港辦公室的主任，同時還擔任着中共香港工委的書記，藏着一肚子的機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廖承志從香港撤到廣東，由於夫人生孩子，便在樂昌小住。紅軍長征時，有一段時間廖承志與郭潛都在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兩人不僅相識還頗談得攏。南方局便委託郭潛對廖承志聯絡並給予照顧。誰能料到郭潛一經叛變，立功心切，便將廖承志出賣了！於是郭潛便設下了一個局：他替莊祖方寫了張條子給廖承志，通知他去一趟桂林，幫助疏散一下從香港歸來聚集在桂林的文化人。順便還給了他1萬法幣作為經費。因為廖承志住在樂昌的一條小巷子裏，四周都是居民，一旦受了驚動，逃跑起來十分容易。如果將廖承志引出來，釣他到車站再動手抓捕則方便得多。

馬家洲集中營原址模型圖

莊祖方大喜，他親自帶着李剛等幾個特務，從第七戰區的餘漢謀處借了輛汽車，急匆匆地開到距離將近百里外的樂昌。時已黃昏，莊祖方遠遠地就停下了車，拿着錢與郭潛寫的紙條，一個人七拐八拐地找到了一個小院。他推門而入，天氣悶熱，只見廖承志正打着赤膊，躺在竹榻上納涼。他看了紙條，接過錢，寒暄了幾句，説，那好吧，我明天一早便走。莊祖方出來，回到車上，一想不對，夜長夢多，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還不如即刻動手！他自己帶了個人，讓李剛也帶了個人，立刻下車，從巷子的兩頭向廖承志住的那個小院子抄了上去。他一腳踏進小院，只見廖承志已經穿上了衣服，提了個小箱子準備出逃。長期地下鬥爭的經驗讓廖承志變得火眼金睛，他見了莊祖方覺得不很順眼。更重要的是他的住址只有南方局及南方工委的少數幾個領導才曉得。如果沒有出事，郭潛絕不可能派一個自己不認識的人前來送信、送錢。但他還沒來得及跑，就被莊祖方堵住了。

莊祖方一行押着廖承志趕回曲江，離城門口不遠處，把車停了下來。莊祖方心想抓住了廖承志，是天大的功勞。他不想將廖承志留在曲江，而是要將他連夜押回到江西泰和。現在人太多了，自己這一撥，再加上城裏郭潛他們一撥。他準備到城市租一輛長途汽車將這些人一併送回泰和再作打算。誰想到，等他租了車出來，卻見城門外只剩下李剛等人，廖承志不見了。一問才曉得，廖承志被第七戰區餘漢謀派來的憲兵給帶走了。

莊祖方心急火燎地趕回城，拍了個急電給馮琦。過了許久，馮琦才回電講：這件事已由徐恩曾面告蔣委員長。讓他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帶着郭潛，明天一早就趕赴大埔，抓獲中共南委首腦。

幾天以後，馮琦帶着蔣介石的手令趕到曲江，從餘漢謀的司令部將廖承志提了出來，押回到泰和關在了馬家洲集中營。

廖承志在馬家洲集中營所作漫畫

在國共合作期間，廖承志的被捕引起了軒然大波，更何況他還是國民黨的先哲廖仲愷先生的獨生子。據《廖承志傳》中記載，在重慶，周恩來向國民黨當局發出了嚴正抗議。為了營救廖承志，周恩來和董必武聯名向與共產黨關係較好的孫科發出了信件，尋求幫助。廖承志的母親、國民黨元老何香凝還先後寫信給孫科、發電報給蔣介石，要求釋放廖承志，但都未能成功。一時輿論譁然！以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會談，周恩來必提釋放廖承志。一直到1945年重慶談判時，毛澤東還親自向蔣介石提出要釋放張楊、葉挺和廖承志。1946年1月，周恩來用在邯鄲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第40軍軍長馬法五中將交換，才將廖承志營救了出來。

1942年5月31日清晨，莊祖方、李剛等一行，帶着郭潛等乘車趕赴廣東大埔。他們先找了閩粵贛三省邊區綏靖司令香翰屏請求幫助。香翰屏特派政治部主任林雁峯帶上六名武裝特務一同前往協助辦案，一直到6月6日早上，莊祖方一行才乘小汽輪來到了南委所在地大埔高陂鎮。郭潛剛要上岸，他突然看到中共南委的宣傳部長塗振農和交通員阿香正好登上從高陂開往揭陽的汽輪。他馬上告訴莊祖方，莊祖方當即命令李剛等上船，將塗振農與阿香抓了起來。然後郭潛又帶着李剛、顏福華以及從香翰屏處借來的特務，直撲高陂鎮上的照相館。這裏是中共南委機關的總交通所在地。郭潛等一行衝上前去，將總交通杜國宗等一併抓獲，綁了起來。

郭潛等人坐在照相館樓上耐心等候，突然看到一個老婦人攜着一個小竹籃走進了照相館。郭潛心想：一個鄉下老太進照相館做什麼？他當即令特務將其抓獲。老太太連聲説走錯了地方，想要退出，但為時已晚。特務們從老婦人手中奪過竹籃，對她全身反覆搜查，終於在竹籃子的夾縫裏發現一張紙條。郭潛認出，字條正是南委副書記張文彬的筆跡。特務們對老婦人嚴刑拷打，老婦人受不住了，承認自己是南委交通楊保華的母親丘解氏，並供出是一位住在德和旅館裏的客人讓她到照相館來送信的。郭潛帶着特務，馬上撲向德和旅館，抓住了張文彬。

當天晚上，莊祖方等一行人兵分兩路。一路由李剛郭潛帶領前往鄉下抓捕南委書記方方，一路由莊祖方帶領前往大埔南委所設的幾個機關進行搜捕。就在郭潛一行即將到達的前幾分鐘，方方得到消息，跳牆逃到了山上躲了起來。而莊祖方一行，被驚擾的居民發現，居民敲鑼報警，一起湧上街來，將莊祖方一行團團圍住，幾乎脱不了身。他們在香翰屏手下幾個當地特務的幫助下，才狼狽逃回到大埔。

至此，整個南委機關除了書記方方外，幾乎全部被捕。中共南方工委損失慘重。中共江西、粵北、粵南等省委、廣西省工委以及下屬的多個特委、幾十個縣委以及其他組織遭到了破壞。先後被捕與殺害的中共黨員達5000多人。南方工委領導取消、工作暫停、下屬所有黨組織停止活動。

一直到1943年末，重新組建的中共廣東省委才開始工作，破壞最嚴重的江西省委，一直到1948年才開始重建。

塗振農同樣作為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在馬家洲集中營經受不住考驗，在1943年1月叛變。他出賣了在南方工委、婦委擔任領導工作的賀怡，也就是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的妹妹。全國解放後，塗於1951年被人民政府槍斃。而張文彬在集中營屢受折磨，寧死不屈，與他的許多戰友一樣，1944年6月犧牲，犧牲時不滿35歲。為此，周恩來曾怒斥國民黨頑固派當局：“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晚年竟成“中共問題專家”

郭潛的叛變，為中統破獲南方工委等中共組織立下了大功，中統頭目徐恩曾非常高興，稱之為是中統1931年抓獲顧順章以後最大的收穫。徐恩曾十分重視郭潛這個大叛徒的作用，他特意在中統內部成立了一個所謂“分化瓦解委員會”，由郭潛擔任這個委員會的書記長。郭潛閉門造車，挖空心思炮製了一個所謂“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還編造出了所謂的黨綱黨章，表明中共內部已經分裂。但這在當時幾乎沒有絲毫的作用與影響。但誰料得到在20多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一夥卻拿出來説事，講朱德是所謂“非常委員會”的主席，險些釀成驚天大案！

在台灣曾身居要職的郭潛（前排左一）（圖片由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提供）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郭潛逃到台灣，擔任了國民黨特務機關調查局的調查處長，儼然已成為國民黨內一個大特務頭目。

為了穩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蔣氏父子在台灣實施戒嚴，白色恐怖籠罩着整個台灣。1950年春，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潛伏在國民黨軍隊高層的吳石等被蔡孝乾出賣，慘遭殺害。中共在台灣的黨組織遭到滅頂之災。

但事實上，還有相當一部分黨員轉移到了台南偏僻的山區，他們站穩了腳跟，重組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高雄、新竹、苗栗等地開展活動。郭潛獲悉後，又施展在大陸的老一套手法，他精心策劃，在新破獲的中共地下黨新竹鐵路支部中，挑選了一個人重金收買，然後讓他回到苗栗工作，僅與郭潛一人單線聯絡。此人在苗栗站穩了腳跟，一步一步獲得了新組建的中共台灣省工委領導的信任。郭潛隱忍不發，一直到1952年4月，才出動台灣全省的特務，一舉破獲了台灣的地下黨組織。

​此案被稱為“重整後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是國民黨在台灣破獲的最大的一箇中共地下黨組織案。為此郭潛深受蔣氏父子，尤其是他昔日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友蔣經國的青睞。1958年升任國民黨調查局副局長。一箇中共叛徒做到如此高位，郭潛是唯一的一個。

郭潛晚年所寫《中共史論》（圖片由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提供）

毛人鳳去世後，郭潛原以為自己能當上調查局長，不料蔣介石卻把局長寶座給了另一位副局長沈之嶽，郭潛立即撤職。令他難堪的是，因為自己在抗大擔任教員，沈之嶽奉戴笠之命潛入延安刺殺毛澤東，曾在抗大二期讀書。郭潛與沈之嶽朝夕相處，有師生之誼，現在殊途同歸不説，師生再顛倒成了上下級，令他無法承受。蔣經國頗為同情郭潛，讓他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副主任，郭潛在這兒掛職，主要從事寫作、研究與講學。

1969年，郭潛化名郭華倫寫就的四卷本《中共史論》出版。長期以來，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收集並珍藏了中共方面大量早期黨史的原始資料，有不少是孤本，連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室也沒有。這些資料保存在一個名叫“薈廬”的資料室裏。

郭潛充分利用了這些資料進行寫作，這些資料良莠未辨，其中自然謬誤不少，比如中共一大召開的第一天郭潛就認定是7月27日，現普遍認作是7月23日。但他書中披露的不少第一手資料還是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心。曾經擔任過博古顧問的李德在德國撰寫回憶錄《中國紀事》時，就曾廣泛運用過他的史料。此外，他還寫過《台共叛亂史》《中共人名錄》《中國問題論集》等多部著作，成了所謂的“中共黨史權威”。1984年8月4日，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郭潛走完了極不光彩的一生，在台北醫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