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來自六百年前的鏡鑑_風聞

當“現代”（Modern）這個詞在文藝復興時期被創造出來時，其所藴含的不僅僅只是其拉丁詞源“modo”意指的“剛才”，而是附帶有相當明確的價值判斷，即“現代”是好的，光明而充滿希望的，而與現代相對的中世紀則被加上了“黑暗”的形容詞，即所謂“歐洲黑暗時代”（the Dark Ages）。這一套説辭縱使並未脱離基督教式的，以單項箭頭指向着一個終極目的的時間想象，但是卻無疑隱喻這“現代”與“前現代”之間存在着的根本性轉折和斷裂。

但是歐洲中世紀的意義僅僅是為了襯托文藝復興時代的光明嗎（説實在的，也不見得有多光明）？芭芭拉·塔克曼的作品《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14世紀》則給出了相當不同的答案，在序言中塔克曼用如下的文字闡述其寫作的目的：

六百年的距離使在人類特性中具有重大意義的那部分凸顯出來。中世紀人所處的精神、道德和無力環境都與我們自己的環境迥然不同，簡直成了一種域外文明。因此，我們在這些異樣環境中覺得熟悉的行為特質便顯示為永恆的人類本質。[1]

書目中的“遠方之鏡”應該就是喻指中世紀作為一面鏡子，映照着作者身處的現代。

作者芭芭拉·塔克曼，有被她的照片被帥到

《遠方之鏡》的主線是皮卡第的領主昂蓋朗·德·庫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的一生。庫西作為這一英吉利海峽畔強大領主的第七代爵位繼承人，在14世紀的後半期活躍在歐洲各處，他是法王的封臣，卻又是英王的姻親。在百年戰爭之際，他不得不首尾兩端。英法百年戰爭雖然成為14-15世紀歐洲軍事衝突矚目的焦點，但是意大利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天主教大分裂、騎士階層對層出不窮的農民起義的鎮壓、布爾喬亞領導（或者説篡奪了領導權）的階級鬥爭，乃至針對北非和安納托利亞異教徒的十字軍行動，都在暴力和血腥程度上和百年戰爭不相上下。本書的主人公庫西在這些戰爭中均有活躍的表現，但是作為騎士階層的一員，縱然庫西本人以審慎和明智著稱，但是14世紀歐洲騎士階層的表現基本上可以用丟人現眼來形容，無論是百年戰爭前半的克雷西和普瓦捷、還是在針對北非的“巴巴里圍攻”與針對奧斯曼人的“尼科波利斯戰役”，西歐騎士幾乎都因為其莽撞的行動和缺乏紀律和組織的計劃而付出慘重的代價。而他們的對手，英國長弓兵、穆斯林武士，以及西歐內部的瑞士山民、弗蘭德斯的市民，都汲汲於探索新的能夠擊敗騎士戰術，儘管並非次次如願，但是諸如“金馬刺戰役”這樣的勝利就足以證明騎士本身對暴力壟斷的衰落，更不用説訓練有素的英國軍隊了。14世紀的這些戰爭預示着全新軍事革命的到來，而西歐武力上的優勢又成為其日後全球權力的根本性基礎，這是我們從14世紀的歷史之鏡中反照出的一個側面。

14世紀除了無休止的暴力，就是更加令人心驚膽戰的黑死病。塔克曼不僅濃墨重彩地敍述黑死病帶來的恐怖，同時也積極地思考着黑死病給歐洲人思想帶來的衝擊，她寫到：

瘟疫下的倖存者們發現，自己既沒有被毀滅，也沒有被改善。在他們經歷的痛苦中找不到神聖的目的。上帝的目的通常是神秘莫測的，但這場懲罰也太過可怕，所以無法不加質詢地全盤接受。如果這種等級的災難僅僅是上帝的任性之為，或許也許根本就不是上帝所為，那麼一種固有秩序的絕對性便從根部發生了動搖。敞開接受這些問題的頭腦永遠不可能再關閉。一旦人們預想在一種固有秩序中存在改變的可能性，那麼俯首聽命的時代之終結便近在眼前。向個人良知的轉折就在前方。就某種程度而言，黑死病是現代人未被認識的開端[2]。

這是相當有洞見的看法，黑死病讓人質疑上帝，那天主教的大分裂更是如此。開除教籍猶如家常便飯，使得這一原本被視為“終極性”的絕罰喪失了威懾力，教士本身的腐化更是如此。法王庇護下的阿維農教廷極盡奢華之能事，人人都嘲笑阿維農，但是人人都想去阿維農。儘管宗教改革的到來尚需時日，但其先驅威克里夫和胡斯都已活躍於14世紀，種子已然埋下。

庫西的一生確實經歷豐富，作者也用他的經歷串聯起整個歐洲14世紀的社會圖景。不過正因為太過詳細，有時會給人以枝蔓太遠，文路中斷之感，而且過於豐富的細節也讓中世紀曆史知識儲備不足的讀者感到相當的挑戰。或許我還需要更多的補充，才能徹底體悟這本書的趣味所在吧。

[1]芭芭拉·塔克曼，《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十四世紀》，台北：遠足文化，2018，頁6。

[2]塔克曼，《遠方之鏡》，頁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