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京海：“北京共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發展道路的經濟理論及實證依據_風聞

​【編者按】2018年11月30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十七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訪問教授、瑞典哥德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鄭京海就“‘北京共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發展道路的經濟理論及實證依據”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高宇寧作點評。本文根據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鄭京海教授本人審定，全文約1.4萬字。

非常感謝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給安排這樣一個機會，讓我來彙報一下我們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希望這個講座過後我們的研究能夠受到一定的關注。因為我感覺我們有一些研究結果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麼我先做一個開場白。我想接着上一次鄢一龍老師的題目，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是關於計劃經濟給西方經濟學建模工作的啓發。2006年的時候，我去參加美國經濟學會的年會，在紀念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發表五十週年的組會上，這個故事是我聽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索羅（RobertSolow）親自講的。他説，**關於他的增長模型的解釋，受到過中國五年計劃的啓發。**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作為一個年輕的學者在劍橋做過訪問，那麼當時非常有名的一位左翼經濟學家在劍橋，人們叫她羅賓遜夫人，是非常有名的左派。兩人經常因為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評價發生爭論，比如關於資本的定義問題。索羅有一次碰到她，半開玩笑地説，如果毛主席問你把投資率從國民收入的20%，提高到23%，會有什麼結果。隨後，羅賓遜夫人在索羅一再的追問下回答説，如果假設資本和產出有一個固定的比例關係，應該可以得出一個結果。索羅教授對羅賓遜夫人的這個回答很高興，因為她終於也不得不承認，當面對一個現實問題的時候，她也只好考慮資本和產出可以有一個比例關係了。這個回答使索羅感到，他1956年發表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對現實的抽象是講得通的，後來這個模型還在1987年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把這個故事提一下是想説明，**在現代經濟學發展的過程中，西方經濟學者是受到過計劃經濟思想影響的，而中國的故事也對西方學者的建模工作有所啓發。**其實索羅正式提到計劃經濟和新古典增長模型的關係是在2001年，在世界銀行組織的一個關於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實證研究中的重要性的研討會上。他在會上正式提到，他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是以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為藍本的。他提到的這個情況實際上應該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事情了。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再往回追溯，計劃經濟思想對所謂現代經濟學的影響還要更早些。比如1936年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了一個所謂新古典計劃經濟模型，我認為這個模型為後來於1954年發表的現代競爭市場模型打下了一個基礎。就是説，計劃經濟模型和市場經濟模型，實際上都是以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範式為出發點來建立的。

那麼回顧這段歷史我想説明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範式，其實是説市場經濟通過企業間的競爭和市場定價，可以使得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即研究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考慮如何通過市場經濟的辦法，使得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社會主義國家曾經試圖通過國有企業、計劃定價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則認為，應該通過私有企業、市場定價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所以，不論是古典經濟思想，即亞當斯密的思想，還是現代西方經濟學關心的問題，都是如何通過市場經濟的方法，求得社會福利最大化。**就是説到目前為止，比較流行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都屬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範疇。**估計這個説法有不少同學可能覺得比較陌生，所以這個開場白還是很重要的。

下面我分四個部分給大家彙報一下我們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以雷默-胡鞍鋼推論為題，第二部分討論一下林毅夫-温鐵軍悖論，第三部分講戈登悖論，第四部分探討一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一、“雷默-胡鞍鋼推論”：

從莫斯科共識，到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

第一部分我以“雷默-胡鞍鋼”推論為題，介紹我們在對西方文獻梳理過程當中的一個發現。這個發現就是，1950年代發展起來的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是建立在1930年代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模型基礎之上的。計劃經濟思想自1928年前蘇聯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這是胡鞍鋼老師在他的《中國政治經濟史論》裏面提到的。“莫斯科宣言”在這本書裏面，被胡老師稱之為“莫斯科共識”。後面我會進一步説明，胡老師的這個提法對我們認識現代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發展路徑，是非常重要的。而前蘇聯解體前後，基於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轉型國家開始流行。通過比較這兩種所謂的共識，在企業所有制、市場結構、定價機制、公司治理和政府角色等方面的異同，我們認為中國改革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綜合汲取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合理成分，正在形成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被美國學者雷默稱之為“北京共識”是當之無愧的。

胡老師提到的“莫斯科共識”在經濟制度上主要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計劃經濟，一個是國有企業。而“華盛頓共識”有三個主要方面，即經濟市場化、企業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是1990年由英國學者正式提出來的。但是在這之前，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曾經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推薦過。“北京共識”是由美國學者雷默通過比較中國改革實踐和“華盛頓共識”的異同在2004年的時候提出來的。他當時在清華訪問，通過與中國學者包括跟胡老師的交流，啓發了他寫《北京共識》這本書。他在這本書裏刻畫的“北京共識”的幾個方面，包括艱苦努力、創新、實驗、漸進式的改革、既有理想又尊重現實，以及捍衞國家主權。

我認為“雷默-胡鞍鋼”推論可以為澄清“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有用的政策討論平台。關於這一點，我確實看了很多資料，我感覺胡老師的這個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他把“華盛頓共識”補齊以後，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分析框架，即“從莫斯科共識，到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這樣一個經濟政策的發展路徑。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許多西方文獻錯誤地把兩個共識之間解釋成“非此即彼”的關係。大家可以在網上用“北京共識”作為主題詞搜索一下有關的文章，特別是西方國家學者的文章，**他們有時候對“北京共識”誤會非常大，往往把“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完全對立起來。**而我們的研究表明，所謂“華盛頓共識”對現代市場理論的意識形態化解釋只不過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它錯誤地將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相提並論。這也是我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一個發現。就是説，資本主義不等於市場經濟，即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相容。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雷默-胡鞍鋼推論”的政策和理論背景，這裏涉及幾個相關的邏輯鏈條。馬克思的《資本論》是1867-1894年之間出版的，《十月革命》是1917年爆發的，前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1928年，而蘭格的所謂“新古典計劃經濟模型”發表於1936年，然後西方的競爭市場模型（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模型）發表於1954年。我們把這些時間點連起來以後，就可以得到“傳統政治經濟學-現代經濟學-中國模式”，這樣一個發展路徑。**“雷默-胡鞍鋼推論”的從“莫斯科共識”到“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對應的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經濟思想的發展軌跡。**這應該不是一個巧合。實際上，讀懂這些東西，背後需要很多的數學。並且證明這樣一個路徑的合理性，如有同學喜歡數理經濟學，也可以做一些數學推導。這對我們進一步發展主流經濟學是非常有意義的。由於西方主流文獻忽視了競爭市場理論與計劃經濟思想的傳承關係，導致了上****面這些學術邏輯鏈條的斷裂，為人們正確理解現代經濟學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擾。

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莫斯科共識”的同時，胡老師建議採用“中國之路”的提法。胡老師指出，“中國之路”根本不同於“莫斯科共識”，但也不同於“華盛頓共識”共識，吸收了合理之處，排除了不合理之處。就是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綜合了以莫斯科共識為代表的計劃經濟思想和以“華盛頓共識”為旗幟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合理因素，為在兩者的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實證依據。

二、林毅夫-温鐵軍悖論”：

“華盛頓共識”——一個歷史的誤會

第二部分我們介紹“林毅夫-温鐵軍悖論”，並試圖用“雷默—胡鞍鋼推論”來回答這個悖論。我們在這裏面也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由於“華盛頓共識”沒有意識到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區別，除了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實質性的經濟發展外，還在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比如説俄羅斯和烏克蘭。最近這兩天好像這兩個國家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自“華盛頓共識”興起的19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文獻強化了它的意識形態色彩，人為地割裂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與計劃經濟思想的傳承關係，錯誤地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相提並論。這一點我們需要反覆強調。資本主義不等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其實是與資本主義不相容的。由於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相提並論，西方文獻使得主流經濟學變成了神學，用主流經濟學來宣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學校裏面我們都能夠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學教學日益脱離實際，晦澀難懂，導致相關學術界“反智力主義”，“不可知論”盛行。而且這股風似乎也刮到國內來了。有時候討論問題時，會有人莫名其妙地説，經濟學不是科學，不用討論了，再怎麼討論也不會有什麼答案。這個態度其實是不對的。現在西方國家在宣揚“學術虛無主義”和“不可知論”，那麼試想如果這一套東西是由中國的主流學者大肆提倡，那我們在全世界面前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林毅夫老師最近也有一個講話，他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他説，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國並不是唯一的國家，那麼**為什麼在其他轉型中的國家，他們的經濟就沒有像中國這麼成功呢？**當然答案可以有很多，而我們試圖從理論上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華盛頓共識”之所以不成功，它實際上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即**“華盛頓共識”強化了西方文獻裏面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把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而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這在冷戰時期確實是一個誤會。冷戰時期一般是這樣定位社會主義的，即社會主義就等於計劃經濟加國有企業，而資本主義就等於市場經濟加私有企業。這兩個定義當時的確是符合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實際情況的。所以東西方當時都接受這樣的定義。但是我們現在開始注意到，特別是把中國的案例加進來的話，我們發現實際上私有企業加市場經濟並不等於資本主義。一個最好懂的例子就是小農經濟，我們可以把小農看成是農業的私有企業，比如假設耕者有其田的話，而且又是市場經濟，但是小農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就是説，古代農業不可能是資本主義。

“華盛頓共識”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把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從而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幹預，但是我們知道沒有政府幹預的資本主義會導致嚴重的市場失靈，所以“華盛頓共識”在延續西方學界對競爭市場理論的歷史誤會方面起了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造成了進一步的思想邏輯混亂。這個問題需要反覆強調，就是説**華盛頓共識的錯誤，可以説是20世紀社會科學領域一起嚴重的國際公共知識安全事故。**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這個錯誤的概念，被用到政策制定過程中，就會制定錯誤的政策，錯誤的公共政策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這個研究發現是很重要的，我們有責任向社會向學界介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麼**什麼是市場經濟呢？根據現代經濟學理論，就是國際上都在教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它的定義是非常明確的。第一，競爭性行業裏要有許多的小企業，而且這些企業，很像“耕者有其田”，只不過它是工業經濟，所以可以説是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小企業。第二，市場決定價格，就是所謂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即單個企業是無法影響價格的。第三個特點，實際上我們去查一下西方的教科書，它是説在壟斷性行業，政府一定要干預。即首先政府要監管，監管不過來的話就把它收歸國有。**這是標準的經濟學關於市場經濟的定義。

為了看清西方主流經濟學文獻對現代經濟學的誤解，我們需要把現代經濟學本身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文獻分開來看，即經濟學本身是一回事，西方文獻對它的誤讀則是另外一回事。西方主流經濟學文獻的錯誤之一，就是把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模型當成了資本主義模型。其實現在流行的理論都屬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範疇。我們從市場經濟的定義也可以看出來，這樣定義市場經濟，目的就是説如果市場經濟行得通的話，社會福利就能夠達到最大化。那麼社會福利是怎麼定義的呢？社會福利是每個人的福利的疊加，即經濟體中每個個體福利的算術加總。所以説，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模型，實際上是理想化的。有人管它叫烏托邦模型。可以説它是社會主義烏托邦模型，這個應該講得通。或者叫真空市場模型。它的主要用途之一，並不是説，要原封不動地在現實世界中實現它，而是説把這種所謂市場經濟作為一個標準。然後計劃工作者或者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可以到實際當中去收集數據之後，看看離這個理想化的市場經濟差距有多大，社會福利損失是多少。所以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幫助政府部門對實際的經濟運行績效，根據相關理論做出福利經濟學方面的評估。

由於現實中純粹競爭市場的條件很難滿足，就像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一樣，現代經濟學理論給出了一系列的市場失靈情況下，政府如何進行干預的措施，包括反壟斷法、國有企業、政府定價、產業政策等等。就是説在純粹的市場經濟和現實中間有很大的政府發揮作用的空間。**政府如何發揮作用，如何把現實中的經濟運行往更有效的市場經濟方向去引領，做法可以是各種各樣的。這樣的話，就會有不同的模式，**比如可以有中國模式，美國模式，或者印度模式。另外，根據這個市場經濟的定義，它的市場結構不一定是穩定的。就是説，即便你向這個方向運動了，市場價格由市場決定了，但決定過一次，不一定説這個均衡價格就可以穩定到永遠。因為市場結構有可能會變化，比如市場競爭的結果會導致壟斷。一旦出現了壟斷的局面，市場就失效了，就偏離了市場經濟的軌道了。

市場結構的穩定性可能導致了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在1936年提出的社會主義模型當中假設企業都應該是國有的，然後市場價格是通過計劃部門來計算決定的。他可能認為這樣的話，市場結構就會比較穩定。而市場結構穩定以後，市場的均衡價格就會比較穩定。但我們知道，這樣的計劃經濟，它有兩個問題。第一就是國企的激勵機制不足，第二就是説計劃部門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來算出真實的市場價格。不管怎麼説這個模型實踐的結果是失敗的，這個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台灣1949年以後的土改提供了市場經濟可以具備穩定性的一個案例，但是這個穩定性是由政府提供的。台灣1949年土改的目的是實現“耕者有其田”，跟大陸當時實行的土改是一樣的。這樣，在農業當中，家家都可以看作是小企業，價格由市場決定。但這個過程是要由政府幹預的，比如政府發起了強制性的土改。**土改分三步走，第一步先有375減租；第二步“公地放領”，就是把日本人走時留下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第三步向地主徵地，採取贖買的政策，然後再把地分給農民，**並規定土改後不允許土地買賣，有效杜絕了土地再次集中的可能。**這樣就把市場結構穩定下來了，保證市場結構是競爭型的。幾十年後回憶起來，大家都覺得台灣土改是成功的。由於土地不允許買賣，農業剩餘不是被用來兼併土地，而是被投入到了工商業。據説這也為台灣的工業化和後來的經濟起飛提供了原始資本的積累，所以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一個相反案例是俄羅斯的私有化，當時把國企的股份平均分給了職工。**因為有很多職工拿到股份不知道有什麼用，而還有一些有心人大量地以低價收購職工拿到的股份，最後就形成了對企業的控制甚至佔有。這樣，最後就造成了私人資本的壟斷。有一些工人也失業了，因為企業私有化以後需要重組裁員之類的。據説現在俄羅斯私有化的後遺症還很嚴重，因此不少學者認為俄羅斯這個案例是很不成功的。

下面講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案例，大家知道這是非常成功的。國內競爭性行業主要為民營小企業，市場定價為主，中央文件也提到，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然後**壟斷性的行業多數都為國有企業，**有為政府，全世界都是公認的，非常成功。而且我們可以看一下數據。比如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提到了所謂五六七八九現象，是關於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當中起的作用。五指的是民營經濟貢獻了50%的税收，六指的是民營經濟貢獻了60%以上的GDP，然後是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更具體一點是貢獻了99%以上的企業數量。這個是非常令人吃驚的，為什麼中國的實踐和我們理解的理論吻合得那麼好。

表  2017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前十名）

我們看一下中國的大企業，在2017年《財富》世界五百強排行榜前十名中，有三家是國有大型企業，有國家電網、中石油、中石化。這個情況是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我們再看一下美國的情況。美國有四家，這四家是沃爾馬、伯克希爾-哈撒韋、蘋果還有埃克森美孚，這四家無一例外都是大型私有企業。我們對照一下市場經濟定義，**由於美國的私有大企業在經濟中佔有主導地位，那麼市場定價受大企業“看的見手”的影響，就是不可避免的。**私有大企業“看的見手”的説法，是美國一位經濟史學家錢德勒提出的。就是説，斯密提出的市場之手是“看不見的手”，如果説政府之手是第二隻手的話，那麼企業之手就是第三隻手。根據市場經濟的定義，西方理論説要限制所謂這種第三隻手。**美國政策層面和媒體這些年一再提倡無為政府、小政府，並且鼓吹要代之以“中央銀行獨立性”。**就是説，要中央銀行來管經濟。實際上這樣的提法是比較微妙的，因為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是具有私人性質的。那麼我們想一想，一個具有私人性質的機構來管理國家的經濟會有什麼結果，實際上這裏又有第三隻手的問題。所以這就很好解釋美國這麼多年經濟的發展為什麼不成功。

我們知道，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給出了一個很典型的私有壟斷企業危害性的數學模型。根據它算出來，**私有壟斷市場的總福利損失可以達到25%，或者更高。**這還只是一個模擬的計算，但説明私有壟斷企業是非常有害的。為什麼呢？因為這裏邊的利潤都被大企業拿走了。**那麼資本家拿這個利潤以後會去幹什麼？會去打仗，**肯定不會拿來，像中國政府那樣，那麼關心民生，所以美國連條高鐵也造不出來。

下面我們看一下美國幾個行業壟斷的情況。先看一下微軟的數據。微軟的市場份額曾經長時間高於90%，到2004年的時候，微軟的市場份額還是95%。那麼整個九十年代市場份額都是非常高的，超過80%，甚至有的時候達到95%以上。所以它這個市場結構，按照產業組織理論來講，是不合理的。再看埃克森美孚，埃克森美孚市場佔有率高達37%，這是今年的情況，而且前五大公司佔有率約為84%，因此這個行業的壟斷情況也是很嚴重的。當然，這只是一個指標。那麼沃爾瑪也是這樣，2017年市場佔有率26%。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進一步研究，感興趣的同學可以把美國各個行業的市場結構研究一下，可能就會發現它偏離市場經濟是非常遠的。然後是蘋果，它前一些日子，市值破了萬億，有很多人提出疑問，它是否真的值一萬億，相當於美國GDP總量的5%。因此估計美國股市的泡沫也是挺大的。可能只是少數企業得到追捧，那其他企業怎麼辦呢？是不是其他企業都沒有那麼好？實際上我們應該向學界甚至跟美國朋友講一下，壟斷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沒有出路的。剛才我們提到的獨家壟斷市場的模型，這是標準的西方經濟學裏面的產業組織理論的模型。那個模型就是説壟斷資本主義是根本就沒有出路的，如果政府不進行干預的話，最後這個市場是要爆掉的或者要塌掉的。

圖  2017年沃爾瑪在美國食品零售業的市場份額

三、“戈登悖論”：

“北京共識”解碼美國金融危機

現在講一下第三部分。我們延續第二部分的案例分析，但是重點放在金融行業。我以“戈登悖論”為題，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美國學術界和政策層面對主流經濟學關於市場經濟理論的歷史誤會，美國經濟的運行模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的1990年代，由於美國相關各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侷限性認識嚴重不足，IT泡沫期間，自信心爆棚，過分強調“中央銀行獨立性”（實際上這也是一劑猛藥，它的危害性也需要進一步認識），無限制地放鬆對金融行業的管制，在機構投資者大舉進入市場的情況下，任憑私人金融壟斷資本做大，極大地偏離了市場經濟道路，最後在2008年出現了危害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巴非特好像有一個説法，就是在這一時期的所謂金融創新，有很多金融產品都屬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對總體經濟造成很大的傷害。所以華盛頓共識似乎一開始好像是拿來忽悠轉型國家，忽悠發展中國家的，那麼他讓別人信了，結果他自己也信了，最後忽悠了自己。

“戈登悖論”指的是美國西北大學戈登（Robert Gordon）教授的發現，即第二次技術革命對美國經濟增長長達60年的貢獻比第一次和第三次技術革命平均每年要高出約一個百分點。所謂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的貢獻持續了不過5年，然後是5年多的房市泡沫，然後是金融危機，然後是量化寬鬆和債務經濟，然後是債務經濟，可能然後的然後還是債務經濟。所以**第三次技術革命，並沒有為美國帶來可以與第二次技術革命比肩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我們可以具體看一下這個現象。第一次技術革命的貢獻發揮作用是在1870年到1913年期間，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1%。根據戈登教授的算法，第二次技術革命的貢獻持續了60年，是1913年到1972年，貢獻是1.6%。1973年就石油危機了，接着就是長達20多年的生產率低增長期。隨後在1995年和1999年之間是IT泡沫期，生產率極大提高，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不濾掉泡沫的情況下是1.79%，但是僅僅持續了五年。再後面就是五年多的房市泡沫，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2009年到2015年是量化寬鬆和債務經濟。量化寬鬆結束後，債務經濟加劇。最近美國的經濟情況更糟，甚至出現生產率的負增長。

美國經濟自上世紀七十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以來，與技術相關的超過3%的增長率似乎只有IT泡沫時期，而且增長率一直有下降的趨勢。戈登教授對他的這個發現有一個技術性的解釋。他認為，可能第二次技術革命對增長的貢獻相當於從零到十（即從無到有），而第三次技術革命對增長的貢獻相當於從十到十五（即對傳統技術的更新），所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沒有第二次技術革命那麼大。

在接受戈登教授的這個解釋的同時，我們在這裏想通過美國金融危機的案例，來進一步解釋一下為什麼美國經濟近年來增長乏力。**我們認為可能跟寡頭壟斷有關，**就是寡頭壟斷會造成巨大的社會福利損失；會限制經濟增長，使得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受到打擊。追根溯源美國金融危機的形成，我們認為有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是所謂的“中央銀行獨立性”。**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跟中國人民銀行這個中央銀行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它有私人性質。國家委託它監管私有金融企業並且通過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但是它管理宏觀經濟的時候，政策稍微偏一點，就可以使自己的企業得利。所以這裏邊就有一個監守自盜的問題，陳平老師在他的講座裏面也提到過這個事情。

**第二是機構投資者，包括退休養老基金大規模進入資本市場。**據報道，1982年美國共同基金數只有340個，2001年這個數增加到8307個。1998年美國共同基金帳户超過1.19億，然後2005年美國退休養老金資產規模接近4萬億美元，持有資本市場總市值的22%，是第一大投資者。**這樣的大的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會有示範性，就是它投資什麼東西，其他人就得跟進，結果造成了這個行業的企業文化發生了質的變化。**有報道説，七十年間美國散户比例從93%降到11%，就是散户都變成了機構投資者。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90%是散户，然後剩下是其他投資者。所以壟斷是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結果是美國的情況距離市場經濟的要求越來越遠。

這些情況都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而且市場壟斷可以造成虛幻的假象。比如機構投資者和大的銀行如果同時追捧某一類資產，這類資產的價格就會大幅度攀升，即短期內會造成大幅度的攀升的假象。結果就有人説，這種現象挑戰了傳統經濟學理論。實際上並沒有挑戰成，最後IT泡沫破了，房市泡沫也破了，最後導致金融危機。

**第三個就是“寡頭壟斷無害”論，**這個大家可能沒太注意。在學術界，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以及本世紀初的時候，就流行一種觀點，即“寡頭壟斷無害”。比如有一些學術文章居然説，根據經濟學“實驗”，在寡頭壟斷的情況下，“兩個太少，四個很多”，就是説有四個企業的市場就可以算市場經濟了。**這實際上是很荒謬的，**因為如果我們按照標準的產業組織理論，做一個數學模型算一下的話，有四個企業的寡頭壟斷下的福利損失是很容易算出來的。似乎根據這些荒唐的説法，美聯儲放鬆了對金融企業的監管，**到金融危機前夕，美國前五大銀行的市場佔有率已經接近50%，**而上世紀90年代是30%，80年代更低，遲至70年代的時候，美國還是禁止跨州銀行業務的。所以1990年代跟1970年代相比，1990年代可以説已經偏離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了。

如果銀行業的前五大企業市場佔有率接近50%，再加上行業的特殊性，因為銀行之間是有業務的，然後銀行產品又是高度的信息不對稱。而且銀行又是國家保了險的，它有道德風險，就是賺了是自己的虧了是國家的，所以金融行業的寡頭壟斷是非常危險的。有些資本家賺了錢又去搞政治，不光影響自己國家的政治，還到國外去搞，比如成立什麼“民主基金”之類的，去顛覆別的國家，是很奇怪的現象。所以當銀行業出現私人寡頭壟斷的時候，政府幹預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而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正好處於金融監管寬鬆期。這是十分慘痛教訓，美國人犯了兩次放鬆監管的錯誤，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之前，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這個錯誤似乎還沒有得到糾正，未來三五年我們可以拭目以待。美國金融危機給我們啓示就是，寡頭壟斷會導致社會福利損失，而且是不可忽視的。特別是對金融行業來講，任其發展可能是災難性的。

結果是，**由於金融業的不平衡發展，美國經濟增長乏力、政府債台高築、貧富分化加劇、並且民粹主義盛行。**關於美國政府債台高築，我們可以看一些數據。美國政府累積債務是21萬億美元，是GDP的100%還多。美國今年的財政赤字是一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而貿易逆差是五千億美元，所以一萬億美元的發債就被貿易赤字吃掉了一半，所以經濟增長乏力。因為如果不借債，美國經濟有可能是零增長或者是負增長。收入分配失衡方面，2016年有數據説，美國每天有四千九百萬人是吃不飽的，而且是發生在一個人均GDP六萬多美元的國度。另外民粹主義盛行的根源與機構投資者進入，大銀行占主導地位，最後形成的隨大流的社會氛圍有關，説得文一點兒叫民粹主義。**這些風氣也影響到了西方學術界，比如在學校裏，學生有“反智主義”傾向，而學者動不動就用“不可知論”或者“學術虛無主義”作為不認真研究業務的藉口。**最後需要做決定怎麼辦，因為沒有專業知識無法做決定，於是美其名曰“民主”投票決定。上海有一位張維為老師説，這樣的投票導致低智商的決策，發展中國家不應該效仿。

對於金融行業的這種情況，西方一些學術精英也非常不以為然。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學家寫過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的建議非常像中國的體制。他説應該取消商業銀行使用居民儲蓄進行投資的權力。商業銀行實在想投資可以設立一些投資賬户，居民存款的時候，自願存到投資帳户的錢，銀行才可以用來進行投資。其實就是建議在銀行業取消部分準備金制度。然後他還建議政府要收回貨幣發行權。因為中央銀行有私人性質，所以貨幣發行權應由政府完全收回，但不得隨意增加發行量，只能根據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進行貨幣擴張，同時鑄幣税歸財政部。**這個建議所形成的體制非常像中國的體制，**這也説明西方一些國家包括美國的金融行業的問題有多嚴重，我們千萬不能效仿。

四、“完美競爭市場”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下面講一下第四部分，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的研究在這個問題上有這樣一些發現，通過對圍繞“華盛頓共識”的一系列困擾進行正本清源，我們認為**代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北京共識”或者“中國之路”是符合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以及國際上公認的學術規範的，並且還有重要的創新。**在這樣一個科學的分析框架下，中國古人首創的“天下為公”的價值觀，中國文化中特有的“耕者有其田”和“小康社會”的概念，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都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彰顯。在這樣一個框架裏，我們可以探討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這些概念也具有世界性。與此同時，北京共識或者中國之路也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提供堅實的經濟學理論支持。

我們先從西方文獻的侷限性談起。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在大規模引進西方科技成果和參考西方工業化經驗的同時，也不失時機地將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新古典理論框架引入了經濟學教學體系。過去四十年來通過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習、消化和吸收，一方面國內學術界對這一理論和西方國家的經濟實踐有了一定的系統的瞭解，另外一方面海內外華人學者也逐漸認識到這一理論框架，以及相關西方文獻所存在的侷限性。特別是自冷戰結束以來，海內外華人學者們注意到了三個西方文獻的侷限性。第一個是它的意識形態化傾向，即**西方文獻通過所謂新古典經濟學，來宣傳資本主義。**但西方學者實際上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搞錯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其實是社會主義經濟學。

**另外西方經濟學教育嚴重忽視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教學。**從這一點來説，國內的情況是比較讓人欣慰的，一些主要大學還在教經濟思想史，並且保留了經濟史專業，就是包括胡老師的《中國政治經濟史論》也要出第三版了。西方文獻的第三個侷限性就是，它對發展中國家國情存在嚴重誤解。這三個侷限性西方學者在短期內是很難突破的。比如意識形態的轉變肯定短期內是不可能的。它本來以為它宣揚的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的，但一下子突然意識到，新古典其實是社會主義的，會反應不過來。再就是，西方學界不願意回顧歷史，一講到歷史，可能就要講到他們的殖民史、侵略史、戰爭史。**他們不敢面對歷史，就無法突破這個侷限。**第三個侷限更沒有辦法突破，西方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瞭解及其有限。

**冷戰結束後，由於西方意識形態的侷限，強化了學界對現代經濟學的誤解，導致現代經濟學文獻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的關係模糊不清。**但是“雷默-胡鞍鋼推論”這樣一個框架，就非常清楚地告訴大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什麼關係，然後又和中國模式是什麼關係。而對發展中國家國情的缺乏瞭解，也嚴重阻礙了相關經濟學理論的健康發展，一些不切實際的理論實踐在轉型中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因此，**我建議在經濟學教學中採用“雷默-胡鞍鋼推論”所代表的“從莫斯科共識”，到“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這樣一個綜合分析框架，以體現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與計劃經濟思想和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傳承和有機聯繫。**目前這只是我作為個人的建議，到時候和《歐洲中國經濟學會》的老師們討論一下，看看能不能形成一個綱領性的文件，作為學會的觀點來發表。

下面談一下海內外華人學者的理論思考。**西方文化中是沒有天下觀的，**這是文楊老師的講座也提到的一點。沿着他的思路分析下去，最後發現他的分析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的結果竟然驚人地相似。西方沒有天下觀，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中國兩千年前就形成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其地域之廣闊，物產之豐富，文化之多樣化，久而久之到了楚漢相爭時期，天下觀已經深入人心。據説這也是劉邦之所以能夠取勝的原因之一。而項羽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天下觀的重要性，沒有及時地順應普天之下老百姓對和平的渴望，希望天下統一的訴求。**而歐洲國家由於從古至今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國家，所以長期被桎梏在一神教的信仰框架之中，其現行制度仍然帶有濃重的封建色彩（就像中國西周時期的分封制那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一神教的體制孕育了現代科學在西方的產生。並且由於封建體制的排他性，導致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而早期的工業化都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進行的，比如英國藉助第一次技術革命，在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完成了工業化。隨後有法國、意大利等資本主義國家。再後來有德國、日本等，都具有明顯的封建制色彩。美國稍微有一些不同，但實質上它的行為還是很像一個民族國家，這一切的發生似乎都跟一神教有關。

但是**缺乏天下觀可能是資本主義體系寄生性的一個原因。**從“戈登悖論”的角度來講，美國在二戰後的25年時間裏，就將二戰勝利的紅利幾乎都消耗殆盡了（1946-1970），所以它需要不斷依賴非正常手段來維持較高的增長率，導致了金融危機。這個所謂的較高增長率就是3%以上，而美國這些年一直是3%以下，政府赤字輕易就達到了GDP的百分之3、4、5，明年可能會達到6%，而國際警戒線是3%，因此它的經濟情況就很成問題了。

美國維持其寄生性有困難，可能是因為二戰以後，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以及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殖民掠奪成為不可能。但它可能每隔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需要補充一次養料。

再有蘇聯解體實際上也消耗它的養料，因為不少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之後加入了西方體系，但冷戰勝利的紅利遠不能抵消需要消化這些國家的成本，導致了歐盟內部的危機包括債務危機和英國的脱歐。歐洲國家對英國的脱歐是非常不滿的，怕脱歐以後英國又和俄羅斯改善關係。而東歐那些國家很不喜歡俄羅斯，所以最近英國似乎不斷地在搞事情，給人印象好像跟俄羅斯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實際上天下觀是一種“社會主義情懷”。“天下為公”的理念使人們接受人人平等的“小康社會”為最優。鄧小平提到“小康社會”的時候，那時候我也就20多歲。我當時的問題是，為什麼只提小康，而不提富裕，或者超級富裕。但是實際上我們學習了西方的現代經濟學以後，我們才知道“小康社會”相當於市場經濟，那麼市場經濟如果能夠實現的話，社會福利可以是最大的。**那麼缺乏天下觀的西方文化，對過渡追逐超額利潤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危害性認識不足。**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少數人富，多數人沒有。前一段時間我也給大家看過一組數據，就是2016年的時候，美國有4900萬人每天是吃不飽的，這跟馬克思説的絕對貧困化是有一拼的。

我們現在確實要意識到中西的文化是不同的，這裏面有一個例子。央格魯撒克遜的大眾文學裏面經常熱衷於寫謀殺案，中國人有時候理解不了，比如有的電視連續劇，每一集寫一個謀殺案。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大眾古典文學，美國人可能也理解不了。比如為什麼要“替天行道”，為什麼會有《水滸》這樣的作品流傳下來。其實“替天行道”裏的這個天就是天下。**天下觀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繫是有道理的，**文楊老師有一篇文章中就有這個説法。

現代經濟理論要求的競爭市場所具有的特徵有什麼呢？首先，它要求絕對的經濟民主，就是説它是一個理想狀態。這並不是説要原封不動地實現這個理想狀態，而是説在制定經濟政策和國民經濟管理過程當中，儘量向這個理想狀態靠攏。然後，它要求絕對的競爭市場，即市場定價。另外它要求收入分配絕對的平等，以及有為的政府。有為政府主要是説，在壟斷行業和具有外部性的產業，政府要發揮作用。還有，政府可以在維護市場結構的穩定性方面發揮作用。然後這樣一個市場經濟一定是自給自足的，產業結構要合理、平衡，沒有無產階級也沒有剝削階級，而且也沒有海外市場，就是説，對外貿易都應該是零關税。最近國內搞的這個進博會，就是有往這方面發展的趨勢。所以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所要求的競爭市場具有的特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有相當的一致性。

五、結  論

下面我把結論講一下。

第一，“北京共識”具有傳統政治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雙重理論依據，通過對“雷默—胡鞍鋼推論”的考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吸收了“莫斯科共識”和“華盛頓共識”中的合理成分，是一條適合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之路”。因此，林毅夫老師説的“中國奇蹟”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第二，市場理論被錯誤地當作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最有效的根據，並以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的形式被推薦給經濟轉型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政策制定者也為自己國家經濟的運行開出了錯誤的藥方，導致金融資本做大、貧富分化、增長乏力、債台高築、民粹主義盛行。

最後就是，西方文獻的侷限性實際上又為發展中國家學者提供了學術上創新的機會，只是挑戰權威還是需要一點兒勇氣和自信，需要“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不失時機地以海內外中國學者為主導，建立一個相對獨立於西方的社會科學知識生產體系，從而逐漸改變現有的國際學術生態環境。

好，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胡鞍鋼教授向鄭京海教授贈送清華大學『國情講壇』紀念證書併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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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旨在為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個交換思想、交流經驗的平台，重點圍繞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理論、中國思想等方面的內容，着力打造國情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派，向外界傳遞中國話語、中國風格。

此講座係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研究系列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