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崛起，對台灣和平統一的意願沒有任何影響_風聞

我粗暴地打個比方，韓國崛起了，你會想成為韓國人嗎？你也許會反駁説中國跟韓國不一樣，台灣人從根本上就是中國人，只是他自己不承認而已。恭喜你，你發現問題所在了——國家認同。

一 、認同的理論範式

國家認同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於哪一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的心理活動”,是去發現或承認某種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把人們聯繫在一起的除了文化和信條外,當然還有共同的經濟利益或共同的經濟生活,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人們在談論認同問題時並沒有特別強調這個要素,但沒有強調並不等於可以或缺。因此,文化、信條、經濟利益三者是國家認同內涵的要素結構,國家認同不會僅僅包含對某一個要素的認同,而往往是不同要素的集合。當然,不同的國家所面臨的認同問題不盡相同,因而所強調的認同內涵要素也有所差異,這就導致了國家認同內涵凸顯的不同類型。從理論和現實相結合的角度來看,大致可以把國家認同內涵凸顯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以民族主義為主要支點的國家認同

蓋爾納的民主義理論體系認為,民族主義堅持政治與民族的疆界應該統一。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即是認同共同的語言、文化、風俗和記憶的歷史共同體,這類國家認同大多反映在民族國家興起之初,以及後“冷戰”時期出現的一系列新的民族國家獨立過程中。這種以民族主義為主要支點的國家認同,並不是沒有政治原則的認同問題存在,而是在這一問題上已有了某種共同意識,或這一問題被認為是次要的。例如,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在脱離蘇聯時,凝聚人心的主要訴求是民族主義的內涵,至於脱離蘇聯之後應實現一種什麼樣的國體和政體,似乎並不是主要的問題,並不影響他們對即將形成的新的民族國家的認同。

2.以意識形態或政治原則為主要支點的國家認同

圍繞着一些政治原則,如自由主義、民主、憲政原則等理念建立起對一個國家的認同。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美國是一個建立在意識形態上的國家。它主要強調對1776年《獨立宣言》和1787年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的政治理念以及星條旗的忠誠,“如果美國人沒有認為這種價值觀能超越各自祖先之間的文化差異的信念,他們就會按照各自不同的歷史處於分裂狀態”。對於美國人這種沒有自身文化根基及民族傳承的國家認同,亨廷頓認為美國是一個例外或特殊的國家,因為“不像其他國家,美國的國家認同是由原則或理念而確定的,而不是由一種歷史歸因所確定的”。在這個方面,還有一些由於內戰或其他原因而處於分裂狀態的國家,在追求統一的過程中,雖然民族主義是一個喚起共同意識的有用“工具”,但真正的或主要的問題不是缺乏民族認同,而是缺乏某種能成為共同意識的政治原則,因而這類國家的國家認同的主要支點實質上仍需在政治原則上去尋找。

3.以文化為主要支點的國家認同

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猶太人國家的建立。早在羅馬帝國初期,猶太民族就失去了地理意義上的家園,在其後漫長曆史歲月中,他們成了散居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但猶太教這一古老宗教文化的強大凝聚力使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保存了文化上的精神家園,由此逐漸形成一種恢復猶太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最終導致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紛紛返回故土建立和發展了以色列國。

上述幾種類型表明,源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具體每個國家在構建其國家認同時,有着不同的凸顯方面,從而形成了各自的國家認同的特點。但這並不否認國家認同內涵是由文化、經濟和信條三個方面所組成這個一般性的規律。換句話説,即民族主義、共同經濟利益與政治原則的共同意識構成了完整的國家認同,其中任何一方面內涵的短缺都會導致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思想或社會衝突,進而威脅到國家的穩定及統一。這個要素結構就是分析國家認同問題時應遵循的理論範式,應根據這個範式去分析具體國家的國家認同問題,才能確定具體或主要問題是什麼,從而有針對性地確定國家認同訴求的凸顯方面或特點,使之能有效地喚起大多數人的共同意識。

二 、認同與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的由來是確定台灣問題性質的分析起點。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這不僅是歷史的結論,也是整個主流國際社會所承認的現實,對此無需贅述。但是,台灣與大陸處於治權分離的狀況也是不可迴避的現實,這個現實導致了認同問題的產生與演變,在相當程度上而言,台灣問題就是認同問題。根據國家認同的理論範式,我們來進一步的分析台灣問題中的國家認同問題。

大致而言,台灣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情勢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蔣氏父子統治時期,二是李登輝執政以來時期。

蔣氏父子統治時期,台灣方面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政治邏輯是“漢賊不兩立”,具體表現為:一方面,以政治的“法統”自居,拒絕與大陸通過談判解決國家的統一問題,斷絕兩岸民眾的任何交往;另一方面,又以文化的“道統”自居,提倡“從思想上、學術上弘揚中華傳統優良文化,協助推行民族精神教育”。顯然,此時兩岸在中國的國家認同問題上,短缺的不是文化或民族主義的認同,而典型地表現為缺乏政治信條方面的共同意識。因為從根本上而言,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中國內戰,不是起因於民族、宗教或其他文化方面的衝突,而主要是起因於代表廣大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與“和全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之間的階級或政治原則衝突。

進人李登輝執政時期以來,台灣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情勢就逐漸變得異常複雜,原因在於台灣社會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台灣社會分裂了,在“我們是誰?”、“台灣是什麼?”等認同問題上,昔日那種思想一統的局面不再,出現了尖鋭對立的“統獨”之爭。從思想意識方面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派別。

一.徹底的“台獨”派

他們認為“台灣要作為一個獨立的有主體性之文化,則必須擺脱於附屬於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並且要走出自濺於中原文化的陰影,……切斷與大陸中國的文化情結,使之重新與南島、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現代的台灣新文化”。這就是通常被稱為“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思想意識,雖然它目前還屬於一種極端,但其對台灣社會正在產生着潛移默化的影響,主要反映在當局的一系列“去中國化”的政策,以及部分民眾中的“去中國化心態”上。

2.“兩個中國”派

李登輝曾聲稱:“我認為,即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必須明確化,卻不一定要拘泥於獨立,反而是將中華民國台灣或者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實質化,才是當務之急”。這在台灣是居於主流的思想意識,但它又分為兩個支系,一是“打着中華民國的旗號,培植以台灣為核心的國家認同,弱化中華民國的地位,製造台灣國的幻景。成就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及台灣意識”。這個支系的根基可以歸類於“徹底的台獨派”,它與“徹底的台獨派”之間僅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區別,比“徹底的台獨派”更策略一些罷了,李登輝本人及民進黨的部分人均屬於這個支系。另一個支系大體可以説是持傳統意義上國民黨的國家認同觀,但與“兩蔣”時期的國民黨已有了很大差異,即它已放棄對整個中國的權利要求,以“中華民國在台灣”而自居,與前面一個支系的區別在於,還承認自己屬於中國人,明確表示不反對兩岸最終實現統一,但在什麼基礎上實現統一卻與大陸目前的理念有着很大的分歧。

3.支持統一派

這個思想意識派別堅持一箇中國的認同,基本上支持大陸提出的統一方針,當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大陸的現行政策還有歧異。這個派別在台灣屬於非主流的另一個極端。

以國家認同內涵的範式來分析,上述三個思想意識派別大致可以歸納為從文化到信條全面排斥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文化上不排斥但在信條上排斥對一箇中國的國家認同,以及文化和信條都基本接受對一箇中國的國家認同的三類不同的認同觀。在國家認同問題上這樣一種複雜的思想狀況反映在民眾的心理活動上就是對“我們是誰?”和“統獨”的認知態度選擇。

台灣民眾對“我們是誰?”的選項是“台灣人”或“中國人”,除了兩者選其一的明確回答外,還出現了一個“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中性答案。依據台灣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的資料,在過去的十多年中,自我認定“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人數比例的變化不是特別大,一直徘徊在40%一50%間。(見圖1)然而,自我認定為是中國人與自我認定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發生了此消彼長的逆轉,前者的比例持續下降,下降近20%,而後者的比例則持續上升,已經超過40%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首先,我們要對這幾個選項進行辨析。在國際社會的視野中,“台灣人”與“中國人”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全盤不相容的兩個概念,但是在華人社會里,這兩個概念並不是全然對立的,原因在於華人社會中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是可以分割的,而且國家認同是透過歷史解釋而建構的。這種語境下所謂的“中國人”,通常是指文化認同,是指文化中國人。據此,可以對這三個選項做出以下解讀

“台灣人”、“中國人”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就成了對上述三種有關國家認同的思想意識派別選擇的隱喻。文化認同具有抽象性、理想性與長期性,政權雖然可以對文化發揮局部或短暫的影響,但絕不足以完全改變文化的內涵。台灣人也無法因為對短期的政治認同的拒斥而全盤否定文化認同。這樣一來,重新解讀圖1可以發現,選擇“兩者都是”與“中國人”的,即文化上認同中國的約佔一半以上,仍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而問題在於政治上的不認同。簡言之,文化上嚮往,信條上排斥,這是台灣認同的現狀。

其次,政治認同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條件下台灣歷史問題的發酵,“是在每個歷史階段的政治脈絡中形成的,這種脈絡性深植於各個階段的政治背景之中”。①日據時代,`舊本人”與“台灣人”的民族矛盾同時也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階級矛盾,大部分台灣人作為漢人的主體性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得到彰顯;1 9 4 5年後,“台灣人”與“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同時又是國民黨統治下的階級矛盾,本省人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產生了被出賣和被欺侮的“歷史悲情”,進而逐漸發展演變出“台灣人出頭天”的強烈願望,即“台人治台”的思想,形成了一種很複雜的本土意識。在“冷戰”時台灣處於東西方對峙的前沿地帶,深受美國式自由民主的影響,因此在後戒嚴時代,台灣實行了代議制民主,圍繞着這一體制產生了迥異於大陸的政治認同。在這一時期,台灣政治領域權力鬥爭激烈,權力重組引發了族羣間的衝突與緊張,“新台灣人”意識應運而生。然而,這只是一個空白的主體論述,缺乏具體的實質性,可以被各方人士注入不同的內容,成為操縱選戰的一個口號。李登輝就提出:“今天,在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長、生活的我們,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台的,都是台灣人,也都是台灣真正的主人。’心這個定義中的“台灣人”與歷史脈絡中所形成的“台灣人”的認同完全不同。凡是生活在台灣島嶼的人都可以視為是“台灣人”,這是相對於“大陸人”而言的。“台灣人”成為一個範圍廣泛(包含外省人、客家人、閩南人與原住民)、內涵模糊(沒有區別於“他者”的具體、實質性內容)的概念。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是台灣人”的比例才持續上升,儘管許多人可能並不清楚什麼是“台灣人”。

此外,在近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台灣民眾沒能完全與大陸民眾共享同一的發展經歷,逐漸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大陸的羣體認同,這種認同是由其自成一體的政經體系所構成的。這些就是台灣的歷史問題,它埋下了分離的潛在危機,一旦具備了某種條件,這種潛在危機就會浮出水面,成為現實的威脅。克服這種潛在危機的路徑有兩種選擇,一是運用強制性的手段壓住危機的爆發,二是運用疏導的理念去化解危機。蔣氏父子統治時期,基本選擇的是第一種路徑,國民黨38年的戒嚴體制、“動員勘亂”的高壓,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省籍歧視”等,雖然暫時壓住了危機的爆發,但實際上孕育了更強烈的危機因子。蔣經國晚年已意識到應變高壓為疏導的重要性,但對於他而言已時不我待,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這種轉換就離開了人世。以李登輝為首的本土人士執政以後,全面實現“台灣人出頭天”就成為政治圖騰,“本土化”成為民主化的核心內涵,在這樣一種充滿清算曆史的報復心態的社會氛圍之中,台灣內部已經沒有可以化解歷史危機的力量或能力了,因為傳統的國民黨及其認同者都是帶有“原罪”之身,要麼只能同流合污,要麼就淪落為非主流的邊緣勢力或人物。此時,通過疏導去化解台灣歷史形成的危機的重任已歷史地落在了大陸的肩上。正因為近一百年大陸與台灣沒能完全共享同一的發展經歷,這就使大陸在瞭解台灣及台灣民眾的心理活動上難免要有一個從抽象到具體和由表及裏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無疑會反映到相關政策層面上,突出表現為在台灣社會政治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時,大陸仍在相當一段時期裏把解決台灣問題的希望寄託在“第三次國共合作”上,表現出很強的“藍色情節”,這就很不適當地把大陸和國民黨綁在了一起,被置於台灣社會政治變遷的衝擊對象的位置上。由此,民進黨及其他島內反國民黨的政治勢力有了操縱民意的空間,即把大陸與國民黨相聯繫,把反國民黨與反大陸畫等號,其結果是使大陸被拖人了島內的“清算曆史”的政黨鬥爭之中去,很難有着力點去疏導和化解台灣歷史形成的危機。與此同時,民進黨及其他島內分裂勢力卻不斷地把現實問題歷史化,即把反分裂的主張通通歸結於是欺壓台灣人的歷史的延續,用“歷史悲情”掩護其“台獨”的政治圖謀,致使台灣在認同問題上出現瞭如此扭曲和複雜的局面。

認同是一種心理活動,它無疑會影響人們的行為,但它與實際行為之間還存在一定落差,落差大小取決於客觀制約因素。因此,認同選擇與“統獨”選擇之間的分界並不一致。據統計,在“統獨”選擇問題上,從1990年以來,選擇“儘快獨立”與“儘快統一”,即“急獨”與“急統”的都只是極少數,前者從來沒超過7%,後者從來沒超過5%。(見圖2)選擇“偏向獨立”與“偏向統一”,即“緩獨”與“緩統”的兩者差別一度不大,但是自2003年以來“緩獨”已經超過“緩統”。在統一與獨立的選項外,還有一個選項是“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可作廣義和狹義之分,所謂廣義的維持現狀包括兩種內涵,一是維持現狀再決定,二是永遠維持現狀;狹義的維持現狀僅指兩者中的後者,是一種不對未來變化作任何預期的態度,也可以被視為在“統獨”問題選擇上的不確定羣體。

廣義統一(“急統”加“緩統”)、廣義維持現狀和廣義“台獨”(“急獨”加“緩獨”)三個選項中,從圖3可以看到,選擇廣義維持現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直高於40%,這幾年持續增多,目前約佔1/2強。支持廣義統一的一直維持在20%左右,而支持廣義“台獨”的在2003年6月之前一直低於20%,這表明台灣大多數民眾並不支持“台獨”選擇。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從2000年6月起, 廣義“台獨”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並超過了廣義統一。可見“台獨”意識與勢力都在不斷發展中, 而這與民進黨的選舉操縱也是互為因果的: 一方面,民進黨中除了有些“精英人士”根本就不認間“台獨”意識形態之外,更多的“精英人士”傾向於把“台獨”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①另一方面,因為民進黨的選舉操縱與宣傳,台獨理念也呈現出膨脹的趨勢。

對圖1和圖2進行交叉分析可以發現,“自我認定是台灣人”與“台獨”選擇並不重合,由此可以得出幾個結論:①“台獨”並不是眾多台灣人民的訴求,選擇“台獨”的人在“自認為是台灣人”中只佔一小部分;②“台灣人意識”與“台獨”理念之間不能畫等號,前者更多地是強調“台灣優先”的理念,台灣人意識與中國人意識的差異並不是一個“文化”或“民族”問題,而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民主”的問題;③民進黨在“台獨”意識形態之外,還有追求公平正義的自由民主意識,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的選民也並非必然支持“台獨”。

隨着台灣問題的發展演變,大陸於2000年強調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大政方針。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需要超脱“藍色情節”及國共鬥爭思維定式去認識和解決台灣問題,它不僅是要加強兩岸民眾的交流和往來,更重要的是要建構一個更大格局的認同觀,更廣泛地去涵蓋台灣社會各階層的小認同,以最大限度地去縮小“台獨”分裂思想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認同的重構就成為解決台灣問題不可或缺的重大理論和政策課題

三 、解決台灣問題 與國家認同的建構

台灣問題起源於國共內戰,但隨着時光的流逝,它已不再是國共鬥爭的繼續,因為情勢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反映為:①儘管雙方的敵對狀態沒有根本解除,但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對方的存在,“一定要解放台灣”和“反攻大陸”等都已成為歷史口號,解決台灣問題已從怎樣消滅對方轉變為怎樣共存;②台灣社會政治生態或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基本形成了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體制,民意或“選票”成為兩岸關係中前所未有的影響因子;③兩岸民眾從相互隔絕變成了相互往來,利益的相互聯結日趨緊密,給兩岸關係提供了可以有所作為的平台。這些變化要求我們以超越國共鬥爭思維的時代眼光來面對台灣問題的現實,認真去思考構建新的國家認同的問題,才能有效應對時代變化所衍生的新問題,以避免陷人被動。

在考慮建構和平統一的國家認同問題I才,有兩個前提性的問題是必須要予以思考的。首先,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是否還存在:其次,解決台灣問題的策略思路是什麼。對於和平統一可能性的判斷實質上涉及對台灣人民是否有信心和對自己是否有信心的問題。根據上文對台灣在認同問題上民調資料的分析,有兩個“大多數”是不可忽略的,即大多數台灣民眾在不同程度上還是認同中國文化的,大多數台灣民眾是不願或不敢支持“台獨”的。此外,日益擴大的兩岸經貿交流使相當一部分台灣民眾與大陸有着千絲萬縷的經濟利益關聯,這就表明在民心或民意層面仁還有迴旋空間,換句話説還有和平統一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是要通過與時俱進的觀念和策略變化才能爭取到的。至於對自己的信心問題,應該充分意識到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使台灣被外國敵對勢力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已經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同時一個繁榮、富強和現代文明取向的中國對台灣同胞是有正面影響的,因此大陸的自信應該是前所未有的,面對台灣的亂象應該處亂不驚,不被一時一事擾亂戰略方向。

爭取和平統一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目標,怎樣才能達成這一戰略目標,還需要有具體的策略思路,其內涵大致應涉及如下幾個方面。

1.目標與過程

中國政府一再重申要以最大的誠意和努力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表明和平統一是大陸的目標,也是其最大利益所在。和平統一目標能否達成,很重要的一點取決於對矛盾衝突的協調能力和智慧。協調的本質就是要有折中的彈性,彈性意味着不能強求一步到位,而是經由若干步驟達到最終目標,這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具有不同階段內容的過程。如果忽略了過程設計的重要性或必要性,總是以目標訴求為實踐指導,就會使目標空洞化而不具可操作性,同時也會使實踐出現盲目性及缺乏針對性,從而陷人被動應付的不利局面

2.時間與空間

台灣問題的形成由來已久.因而解決這個問題也需要相當的時間過程。鄧小平曾經告誡我們,“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把自己的事辦好本身就是一個時間過程概念,因此時間是一個決定兩岸統一順利與否的變量,有一定的時間才可能換取和平統一的空間,如果人為地把時間壓縮了,也就壓縮了和平統一的空間。

3.內因和外因

台灣問題與國際因素尤其是美國有着很密切的關聯,但國際因素始終是外因,起主導性作用的還是內因,這個內因表現為兩岸的政治矛盾衝突。美國等外因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這是一個不能本末倒置的邏輯概念。過分強調台灣問題中的美國因素,甚至把台灣問題簡單地等同於中美關係問題,不僅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只會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介人越來越深,從中所獲取的利益越來越大,也會給台灣民眾造成受輕視的感受,觸動他們由歷史原因形成的“悲情”,從而激發出一種對大陸的逆反情緒,而這種逆反情緒又被美國當作台灣“民意牌”和大陸來打,這就從根本上使大陸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理念不論在自身主觀能動性上還是在客觀效果上大打折扣。因此,以台灣人民為本,把內因問題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解決,才能從根本上減輕美國這個外在因素的於擾

4.台灣問題與“台獨”問題

台灣問題的內涵一方面是怎樣把目前台灣這個政治實體融人到一個統一國家架構中的問題,面對的是怎樣與台灣廣大民眾進行溝通和協商的問題;而解決“台獨”問題是為促進國家統一清除障礙,面對的是怎樣與台灣少部分人鬥爭的問題,因而不能把解決“台獨”問題的思路及政策等同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路及政策,否則將會導致戰略性的失誤,其後患無窮。另一方面,台灣問題與“台獨”問題又有着一定的關聯,台灣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給“台獨”的凸顯帶來機會,因此對“台獨”的遏制或反對,除了用種種手段“圍堵”之外,還應在台灣問題上展現具有吸引力的創新思維,以最大限度地壓縮“台獨”的思想發展空間,這才是遏制或反對“台獨”的治本之策。

只有對上述問題有所正確把握,才能克服焦躁情緒或冒進主義,認真地去思考構建認同的問題。兩岸實現最終統一是一個把割斷的歷史重新鏈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所要鏈接的就是三個方面,即文化、經濟和政治。根據國家認同的理論範式,這三個方面的鏈接內容就是國家認同的內涵,因此這個鏈接過程就是一個重新建構中國國家認同的過程,若在這三個方面鏈接不成功,就難以形成對一個統一的國家認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