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起變化: 日系軍工寡頭做大, 東亞陰雲加重？_風聞

王廣濤 /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導讀］近年來，日本在武裝解禁方面動作頻頻，不但允許自衞隊海外行動，還在推動武器裝備出口，這背後隱現着日本軍工利益集團的蹤影。作者認為，軍工利益集團作為日本國內政治中的重要行為體，既有集團利益最大化的現實需求，也有促進國家經濟增長以及助推日本成為政治軍事大國的意圖。它們為了追求經濟效益，積極謀求突破軍工生產的部門限制，並積極遊説政府增加防衞預算、調整防衞產業政策，這是日本安全政策日趨進攻性的重要解釋機制。作者以當前安倍政權為案例，詳細考察了其對軍工利益集團的強勢利益誘導，為前者激進的安全政策尋求邏輯解釋。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安全政策變化是日本政治和軍事大國化的重要風向標。近年來，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大動作接踵而至。安倍晉三在第二次問鼎首相後不久就成立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即日本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此後，又分別於2013年和2015年通過了頗具爭議的《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和“新安保法案”。與安全政策密切相關的防衞產業政策也因此發生變化。

2014年日本放棄“武器出口三原則”，取而代之的“防衞裝備轉移三原則”明確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向海外出口武裝產品。2015年，防衞省制定了“安全技術推進制度”，通過課題基金的方式向大學等科研機構提供科研經費。接受經費的科研機構要進行與軍事防衞相關的技術研究,並將此類研究成果與防衞省和其他部門共享。這也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大學不參與軍事技術研究的慣例。

一國安全政策的制定和變化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於近年來日本在國家安全政策上的種種突破，固然可以從國際體系和國家戰略的主觀能動性上尋求解釋，但是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也同樣不能忽略。在考察日本的安全政策時，既有研究往往聚焦於國際體系和國家戰略層面，缺少對日本國內政治要素的考察。本文意在彌補這一缺陷，嘗試從國內利益集團的視角出發解釋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

日本軍工利益集團與利益誘導政治

軍工利益集團作為國內政治中的重要行為體，可以有效銜接國內政治進程和安全政策制定，即軍工利益集團既有集團利益最大化的現實需求，也有促進日本經濟增長、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政治意圖。是故,本文以軍工利益集團為分析對象，以“政官財鐵三角”的利益誘導政治為分析框架，詳細探討軍工利益集團在促進日本安全政策制定及其轉變中的作用。同時以當前的安倍政權為例，考察其安全政策突飛猛進背後軍工利益集團的強勢利益誘導。

(一)日本軍工利益集團的特徵

軍工利益集團的形成有賴於一批強勢的軍工企業。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軍工利益集團”是否存在還有商榷的餘地。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定義，只要生產和銷售軍工產品即可視為軍工企業，不用考慮軍工產品的產值和比重。依循該定義，本文認為日本不僅存在軍工企業，還存在比較強勢的軍工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是以特定目的結成的團體。意在強調利益集團的“特殊目的性”和“特殊功能性”。日本軍工利益集團就是這樣一種特殊利益集團。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也是最大的利益集團)下設防衞產業委員會，該委員會主要致力於擴大軍工產品的生產，是日本代表性的軍工利益集團。其他軍工利益集團還有日本防衞裝備工業會、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和日本造船工業會。相較於綜合性的防衞產業委員會，這三個利益集團的專門性更強，因此本文也不會對其進行詳細分析。

由於日本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政治文化，其軍工利益集團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有如下突出特徵：

第一，軍工利益集團會同時經營民用和軍用產業，軍用產品的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比重較低。特別是在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後，這一比重大幅下降。20世紀60年代以後，日本各大企業的軍工產品銷售額佔市場總銷售額的分量逐年降低，目前總體維持在10%左右。

相比民用產品，軍用產品的勞動成本要高出250倍之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年度報告指出，2013年日本各大軍工企業軍工產品的銷售額在企業總銷售額的比重均低於10%。進入世界軍工企業100強的日本企業只有四家，即三菱重工、三菱電機、富士重工以及日本電氣股份有限公司(NEC)，這四家企業軍工產品所佔比率分別為9%、3%、7%和3%。這從側面表明，軍工產業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這也是日本近年來積極推動武器出口的原因。

第二，日本的軍工產業主要掌握在幾個大企業手中，它們大多直接繼承了戰前大財閥的衣缽，比如三菱重工、富士重工、川崎重工、住友金屬等。這些大企業擁有眾多的子公司和外包公司，因此軍工生產不僅關係到大企業的利益，與前者有業務聯繫的子公司和外包的中小企業也存在利益關聯。這一利益鏈條會刺激相關企業組成利益集團，促進政府制定有利於軍工產業的政策。

第三，長期以來，防衞省是軍工產業的唯一客户。受“武器出口三原則”的制約，日本軍工企業生產的武器主要銷售給防衞省。因此，日本的主要軍工企業在國內市場處於單獨壟斷或寡頭壟斷地位。日本軍工產品的“高價”特徵不僅源自日本的高製造成本，也是由日本軍工市場的特點造成的——在主要裝備的選擇上，防衞省並無挑選餘地。相應地，軍工利益集團的遊説目標也較為明確，即開拓軍工產業的市場、把武器出售到更多的國家。

雖然日本的軍工產業存在上述短板，但是軍工利益集團卻並沒有因此減少對各自軍工部門的支持。對此,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原因。首先，相比經濟效益，日本軍工企業更加重視技術研發。軍工利益集團深知軍事技術開發、武器生產對國家整體技術進步的作用。為獲得新式武器，防衞廳向各大企業提供了鉅額的研發費用，但是軍工企業利用這些研發費用開發的產品其專利權仍然為各企業所有。

這些專利技術會迅速流入民用部門，最終有利於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整體收益。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電子通信產業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初，以防衞部門的電子通信設備研發為契機，電子製品佔軍工產業總生產額的比重一度達到5．5%。但是到1962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3%,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民用部門電子製品所佔比例卻得以倍增，從1953年的6．6%增加到1962年的12．9%。

其次，軍工利益集團具有“技術愛國主義”的屬性。日本的軍工企業大多在政府的扶植下成長，二戰期間一度接受軍部的直接管理。戰後財閥雖然遭到解散，但是卻沒有實質性地改變這些企業的經營理念。作為一種特別的意識形態，理查德·薩繆爾斯將這一經營理念定義為“技術愛國主義”。比如三菱集團一直秉承“三菱即國家”的理念，將為國奉獻作為企業宗旨。曾擔任三菱重工董事長的飯田庸太郎指出，“防衞產業如果不能為日本的國家安全做出貢獻，那麼三菱就失去了存在價值。三菱不應把是否盈利作為企業經營的標準，我想這是三菱的使命”。正是基於這一思考，軍工利益集團特別注意軍工技術向民用技術的轉化，同時也會特別關注國家安全戰略的走向。

下文兩個軍工企業的併購案例更能説明日本軍工利益集團的“技術愛國主義”。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深陷債務危機的日產汽車集團同法國汽車業巨頭雷諾汽車達成併購協議,雷諾汽車成為日產的最大股東。由於日產汽車集團的防衞和宇宙航空部門是當時防衞廳的重要供貨商，考慮到保護本國的技術機密，日產決定將該部分業務出售給同為防衞廳供貨商的“石川島播磨重工”(其後更名為IHI)。

再有一例是東芝集團子公司西屋電氣的破產申請。西屋電氣是東芝下屬、位於美國的一家核電公司，因經營管理不善而申請破產。隨着中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的擴張，東芝為防範其包括核潛艇在內的軍事技術被中國收購，提前將其出售給美國公司，同時還通過日美兩國政府的介入來防範中國公司併購。隨着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產業鏈的形成，日本的軍工企業在重視技術引進、合作研發的同時，也儘可能地將核心技術及其生產線放在日本國內。這一國內化原則也體現了“技術愛國主義”的屬性。

(二)日本軍工利益集團在安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日本政治學家佐藤英夫曾指出，軍工利益集團並不像一般的利益集團那樣通過向政府單方面施壓來實現自身目的，而是通過連接政府和企業的溝通組織實現對話，把軍工企業的要求傳達給政府,並最終讓政府制定出有利於軍工企業的防衞產業政策和安全政策。經團聯下屬的防衞產業委員會正是這樣一個銜接企業和政府的組織。日本最大的軍工企業三菱重工的董事長一直擔任該委員會會長一職。防衞產業委員會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遊説政府訂購武器裝備，增加防衞預算，加強防衞技術的研發投入。軍工利益集團在日本防衞產業和安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大概有如下方面。

第一，對日本的安全政策提出建議。受戰後初期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及國際國內局勢的客觀制約，早期軍工利益集團支持武器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重整軍備，而是借武器生產獲得先進技術並應用到民用領域。但是，20世紀70年代後，軍工利益集團開始積極為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出謀劃策，其中經團聯下屬的防衞產業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防衞產業委員會向那些積極支持發展日本軍工產業以及主張增加日本防衞預算的國會議員提供政治獻金，後來日本政府出台的許多重要法案和政策都有該委員會的積極參與。

其實仔細考察日本政府特別是防衞省發表的官方文件和經團聯防衞產業委員會的報告書後不難發現，經團聯及其下屬的防衞產業委員會有關軍工產業和安全政策的政策建議往往早於日本政府、防衞省的官方文件。二者在時間上前後貼切，在內容上較為一致，甚至曾發生過防衞省把預算草案交由防衞產業委員會“過目”後才提交給大藏省的極端案例。

日本政府(大平正芳內閣時期)於1980年提出了綜合安全保障戰略的概念。綜合安全保障戰略強調日本的國家安全不僅僅限於軍事安全，還要重視經濟、社會和政治安全。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此後成為日本政府制定對外政策的重要參照，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在“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等領域的積極參與可以看作綜合安全保障戰略的遺產。其實這一構想最早就來自防衞產業委員會。早在1970年8月，該委員會就提出了綜合安全保障戰略的概念，還建議將當時的“國防會議(National De-fense Council)”改組為類似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織。

雖然這一構想當時沒有最終被採納，但是在1986年中曾根康弘內閣時期將“國防會議”改組為“安全保障會議”，到2013年安倍內閣則正式將其改組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其在安全防衞領域的政策制定權大大超過“國防會議”和“安全保障會議”。另外，防衞產業委員會還建議由政府和民間企業共同成立“防衞審議會”和“防衞裝備懇談會”。“防衞審議會”致力於對日本國民的宣傳引導，以此提高防衞預算;“防衞裝備懇談會”則致力於“防衞裝備的國產化，增強防衞技術的研究開發”。

第二，推動日本政府增加防衞預算，擴大軍工生產。增加防衞預算、擴大軍工生產是日本軍工利益集團的重要目標。其動機既有前文所述的“技術民族主義”情懷，還在於這一目標有助於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受“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限制，日本政府(確切地説是防衞省)一直是日本各大軍工企業的唯一客户，所以軍工產業的發展直接受到安全政策和防衞預算的影響。1976年三木武夫內閣確定了防衞預算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的原則，給不斷增長的防衞預算增設下剎車，直到1987年中曾根康弘內閣才打破了1%的定律。此後雖然沒有成文的限制，但日本的防衞預算一直總體維持在1%左右。

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迅速，因此即使在1%的限制範圍內,防衞預算也一直水漲船高,這是日本軍工企業的福音。但是冷戰結束後，隨着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防衞預算的增幅也明顯下降，這無疑打擊了軍工企業。過去，軍工企業還可以通過民用產品獲得收益，但是隨着日本經濟總體的不景氣，民用部門也遭遇瓶頸。這是刺激軍工利益集團遊説日本政府增加防衞預算、解禁武器出口的客觀原因。日本防衞裝備工業會的報告顯示，從防衞依存度(防衞產品在該公司總銷售額的比重)來看，旗下137家會員企業中有近30家的依存度超過了50%，而且它們大多是中小企業(前文所述的大企業的外包企業)，日本防衞預算的降低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打擊於此可見一斑。

第三，推動武器出口，促進武器技術交流。日本受“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限制，事實上沒有真正的武器出口貿易。但是在經團聯的建議和遊説下，日本政府於2014年4月正式通過“防衞裝備轉移三原則”，以此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則”。過去是在原則上禁止武器出口，在嚴格審議的前提下允許部分例外(比如同美國的武器裝備合作);現在是原則上允許武器出口,嚴格審議不可出口的例外。前者把允許出口的事項作為例外，後者則把禁止出口的事項作為例外，可見日本已經打開武器出口的大門。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年度報告，日本不屬於全球武器出口貿易額前五十位之列(2011—2015年數據)。隨着日本放開武器出口，相信不久日本就會進入“五十國集團”，並且排名會不斷靠前。

經團聯在推動日本解禁武器出口方面發揮着重大作用。雖然我們無法考證究竟是日本政府主動解禁的成分更多，還是軍工利益集團推動解禁的成分更多，但可以確證的是，經團聯在過去十幾年中一直都致力於武器出口解禁，在最近的諸多案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3年12月，安倍內閣通過了“平成26年(2014年)以後防衞計劃大綱”，經團聯早於安倍內閣半年發表了針對防衞計劃大綱的建言。

日本的安全政策：基於利益誘導政治的解釋

利益誘導的發生既會受到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也會受到行為體主觀意圖和相互間關係的影響。因此利益誘導機制因時期不同也會有強弱之分，這種變化在軍工利益集團上表現得尤其明顯。本節主要結合經濟和國家安全因素來考察軍工利益集團利益誘導的強弱程度。考察二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的嬗變，不得不把冷戰的終結作為一個重要的區分點。正如理查德·薩繆爾斯所言，“儘管20世紀90年代在經濟術語中代表失去的十年，但這個階段的安全政策卻發生了重大轉變”。當然，經濟意義上“失去的十年”對於理解軍工利益集團的利益誘導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一)冷戰期間軍工利益誘導的相對低調

由於朝鮮戰爭的“特需”，日本於1951年重新開始武器生產，這是日本軍工產業重建的開端。然而日本的軍工產業此後卻高開低走，雖然軍工利益集團一直嘗試振興軍工產業，但是受制於主客觀條件，這一意圖難以實現。軍工利益集團雖然能夠在安全領域推動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但是在最具實質性意義的增加軍費預算、擴大武器出口等領域，冷戰期間的日本政府總體上還是相對剋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重經濟、輕軍事、小規模、輕武裝”為中心的“吉田路線”，這也是冷戰時期最能體現日本特點的安全政策指針。

(二)冷戰結束後軍工利益誘導的強化

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結構也面臨危機和變革。從政治領域來看，1993年日本自民黨在連續執政38年後淪為在野黨。這推動了日本的國內政治改革，而新的選舉制度更有利於軍工企業的遊説;從經濟領域來看，泡沫危機後的日本企業面臨日元升值的巨大壓力，常規產品的對外出口遭遇瓶頸，產業界開始尋找刺激經濟增長的新突破口。經濟增長放緩不僅影響到日本政府的既有政策,也給軍工企業帶來了直接衝擊。當民用部門陷入瓶頸後，軍工利益集團開始重視遊説政府放開武器的生產、製造和出口，以通過軍工部門的增長來彌補民用部門的低迷。

由於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後進入經濟蕭條期，防衞研究開發費用的增幅有所下降，這導致了企業產品附加值的減少。軍工利益集團深知其中弊害，所以冷戰結束後它們有意識地強化了對日本政府的利益誘導。其中較為明顯的動作是經團聯開始不定期發佈《願景報告》。20世紀90年代初，經團聯的報告認為和平是後冷戰時代的主流，因此特別強調了“文官控制”“專守防衞”以及“堅守無核三原則”等約束性主張。但是隨着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和日本政治的總體保守化，該報告轉而開始呼籲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修改憲法以及行使集體自衞權。

大致在政治經濟變革的同時，日本還開啓了軍事大國化進程。這一進程大概從20世紀80年代中曾根康弘內閣時期開始。冷戰結束後，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急劇變化，軍事大國化不再只是一個口號，逐步具有實質意義。日本自衞隊開始有條件地向海外派兵、日本官方開發援助(ODA)的戰略性和軍事性、日本的武器出口更加積極、關於修改憲法第九條的討論也不再是紙上空談，凡此種種都標誌着日本安全政策的劇變。

根據薩繆爾斯的統計，僅1991年至2003年間就有15項與安全議題相關的新法案通過。安倍晉三於2012年第二次執政後，主持修訂了若干關鍵安全法案，並打包通過了“新安保法案”(具體包括10個新增和修訂法案)。這些法案都指向軍備擴張和武器出口。這些動向顯然符合軍工利益集團的利益。對於這一政策變遷，可以從國際體系和國家層面尋找解釋。但是，本文則是在承認上述兩種路徑的解釋有效性的同時，着重探討軍工複合體作為特殊利益集團在安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

(三)比較與討論

粗略看來，基本可以以冷戰終結為節點來理解日本的經濟增長、軍工利益集團的利益誘導以及安全政策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參見表1)。

如表1所示，日本在冷戰期間基本上維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源自戰前日本防衞技術的遺產以及美國的技術轉移，所以在冷戰期間日本防衞產業主要扮演了民用部門的技術來源的角色。同時,日本政府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也沒有積極發展防衞產業的意願(最主要的因素是缺乏增加防衞預算的政治、經濟需求)。總體來説，冷戰期間軍工利益集團的利益誘導相對較弱。作為利益誘導政治的中介，防衞省在日本政府內部也幾乎微不足道。

冷戰結束以後，國際政治和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為日本軍工產業和安全政策的變遷提供了重要契機。軍工利益集團迫切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重點扶植軍工產業，在制度上放寬武器出口、增加防衞預算，其中既有“技術愛國主義”的動機，還有企業對經濟利潤的追求。

在日本民用產業部門(包括家用電器、電子遊戲等產業)飽和甚至萎縮的情況下，打開武器生產的大門對於這些既能夠生產軍用產品又能生產民用產品的大企業來説是一個重要選項。因此軍工利益集團開始積極遊説日本政府，強化利益誘導。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存在增加防衞預算、促進武器出口的主觀意願。其出發點不僅僅是政治軍事大國化，還有以武器生產帶動經濟增長的戰略意圖。

安倍政權下的強勢日本軍工利益誘導

具體到軍工產業和安全政策領域，日本“政官財鐵三角”的利益誘導政治主要涉及政治家、防衞省和經團聯(特別是防衞產業委員會)這三個行為體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安倍政權為例，其利益誘導政治有如下三方面的動力。

(一)安倍本人對軍事大國化的主觀意願和客觀需求

作為一位鷹派首相，行使集體自衞權、修改憲法第九條以及實現自衞隊海外派兵等都是安倍晉三的一貫政治主張。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安倍也一直在朝這些方向努力。因此在解釋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時，尤其不能忽略領導人的主觀意願。

客觀需求則主要是指在“安倍經濟學”並未能讓日本經濟有實質性增長的當前，對於防衞產業這一潛在的經濟增長點,安倍有必要放手一搏。日本雖然存在大批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但它們的軍工生產部門在全球競爭中並不佔優勢,在全球武器裝備市場中的份額遠低於歐美髮達國家。隨着日本民用產品佔國際市場份額的不斷縮小，安倍要找回“強大的日本”、實現實質經濟增長，不得不鋌而走險放開武器生產和擴大武器出口。這就解釋了安倍政權為何會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則”並增加防衞預算等。

就領導人因素而言，本文采用的利益誘導政治依然具有解釋力。輿論界和學術界已經注意到安倍晉三本人同軍工利益集團密切的私人聯繫。比如，安倍同三菱集團就淵源頗深，其教育經歷帶有濃厚的三菱印記。安倍就讀的成蹊學園(採用從小學至大學的一貫制教育)就是由三菱財團創辦的，該校理事長一職一向由三菱系統的企業家把持。

另外，安倍出國訪問時隨從的企業家以軍工企業出身居多，特別是三菱重工和三菱商事。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有記錄的首相出訪中，三菱重工和三菱商事出鏡的次數最多(均為四次，其他軍工企業還有東芝、川崎重工等)。其兄長安倍寬信目前擔任三菱集團子公司的社長，同時還兼任三菱商事的執行董事(三菱商事是主要銷售三菱集團產品的貿易公司)。這些都容易讓人聯想到安倍本人同三菱集團之間存在特殊利益關係。

21世紀前10年，受限於經濟低迷，日本的防衞預算特別是裝備預算逐年下降。這一趨勢直到第二次安倍內閣時期才得到扭轉。根據防衞省2016年發佈的《防衞白皮書》，過去15年來日本的防衞預算呈V形變化:2002年至2012年，防衞預算從49392億日元減少至46453億日元;2012年安倍上台以來，防衞預算又逐年上升，其中2016年的預算額度增加至50000億日元，為歷史新高。安倍就任首相以來防衞預算的直線上升或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上述論斷。

(二)軍工利益集團對日本政治家的遊説

防衞預算的增加既是日本政府的政治意願和安倍本人的政治主張使然，同時也離不開軍工利益集團的積極遊説。軍工利益集團有多種遊説政治家的方式，其中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是提供政治獻金。2015年，日本防衞裝備工業會的136家成員企業中有31家企業向執政的自民黨提供了政治獻金。這31家軍工企業提供給自民黨的政治獻金達到3．9億日元,相較於幾年前的民主黨政權時期增加了60%。這些軍工利益集團的動機十分明確，就是推動政治家增加防衞預算，擴大日本武器的對外出口，最終提高這些軍工企業的經濟效益。有數據顯示，在安倍上台後，各大軍工企業大幅提高了對自民黨的政治獻金。

(三)軍工利益集團對防衞省退休官員的接收

如前文“下凡”機制所述，日本軍工企業積極接收防衞省的退休官僚和退休的自衞隊軍官。從軍工企業同防衞省簽訂的裝備購買合同額來看,那些自身財力雄厚且積極向政治家提供獻金的企業往往能夠獲得更多訂單。同時，這些軍工企業為了維繫同防衞省的特殊關係，大多會接收退役自衞官(所謂的“下凡”人員)。

這些自衞官在擁有過硬的專業技術的同時，還可以憑藉着在防衞省的人脈拓展溝通渠道。中野雅至的研究指出，日本防衞省的官僚“下凡”後，高級文職官員到軍工企業就職的並不太多，這主要是受到中央公務員再就業制度的約束。但是值得留意的是，防衞省官員除文官(俗稱“西服組”)外還有武官(自衞官，國家特別公務員，俗稱“制服組”)。雖然文官中先例不多，但是武官中卻層出不窮。特別是近年來，防衞產業同防衞省的關係更加密切，更多的退役自衞官來到軍工企業擔任要職，這樣一來軍工企業可以同防衞省建立更加緊密的依賴關係。

如表2所示，近些年武器裝備訂購合同居於前列的軍工企業往往也是接收退役自衞官最積極的企業(比如日本電氣、三菱重工、三菱電機等)。防衞省與軍工企業通過這層特殊利益關係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一些大型軍工企業也藉此實現了細分領域的壟斷。軍工企業和防衞省的特殊利益關係對於企業獲得武器訂單至關重要，在這裏試舉一個反例予以説明。富士重工是老牌軍工企業,該企業過去同防衞省的武器裝備合同額一直位居前列。但是在2008年防衞省卻未能履行合同中的支付條款，自此富士重工針對防衞省展開了持續的法律訴訟。由於同防衞省的關係惡化，富士重工隨後也減少了對退役自衞官的接收。無獨有偶，自2009年以來，防衞省給予富士重工的武器裝備合同額也逐年減少。由此可以看出，接收退役自衞官人數同武器裝備合同額之間存在相關性。

結論

日本的安全政策是激進還是剋制，不僅和政治家的政治意願、軍工利益集團的政策遊説有關，同時還與特定時期的經濟增長狀況以及經濟對軍工產品的依賴程度有密切關係。總的來説，受到國際冷戰環境以及日本國內政治約束的影響，冷戰期間日本的安全政策相對低調，軍工利益集團對日本政府的利益誘導相對有限，但是軍工產業內在的“技術愛國主義”屬性始終存在。冷戰結束後，隨着日本經濟的衰退，軍工利益集團開始謀求軍工生產的突破，併為此積極遊説日本政府增加防衞預算、調整防衞產業政策。這為當前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趨於進攻性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解釋機制。

在當前日本經濟總體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日本的大型企業極有可能將努力的方向向軍工生產部門轉移。這種狀況已經呈現出長期化的趨勢，會不可避免地刺激日本政府在安全保障問題上不斷尋求突破。一方面是要擴大本國的防衞預算、提升武器裝備質量，另一方面則會有選擇地出口先進武器裝備。中國作為日本的鄰國，作為在領土和歷史問題上同日本存在矛盾與衝突的大國,應該對日本國內軍工利益集團的動向、武器裝備的出口以及相關安全政策的變化予以持續關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