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紹光教授商榷《超越選主》_風聞

與王紹光教授商榷《超越選主》

2009年05月29日

注：這是一篇舊文。看見觀網發表王教授新著，覺得當年的文章還沒有過時。重新發布，希望大家對比討論。         ——筆者劉學偉

王教授寫了一本極有意思的書，名叫《民主四講》。筆者看後實在獲益匪淺。尤其是其中以一個專業學者的學養收集的歷代先賢和當代大量學者對民主這個重大課題的見解。再有就是大量的統計圖表，讓我們免去了主觀臆想，而有相當數量的統計數據去印證或修正各自的臆想。

後來又看到了王教授的一篇文章，叫做《超越選主》。看後的感覺是，這篇文章是那本書的濃縮。觀點都是一脈相承的。這樣討論起來就方便一些，因為那本書的篇幅畢竟相當大，要比較全面地商榷，篇幅也就小不了。

説句實話，筆者對王教授的這本書和這篇文章有兩個互相沖突的基本印象。第一、王教授學養深厚，對這個題目下了很大的功夫研究。收集的材料真是足夠豐富，足夠筆者好好喝一壺的。第二、王教授的基本結論（抽籤民主制最理想）實在是太過烏托邦主義，實在不像是一個學養深厚的大教授可能作出來的結論。

文章中，王教授基本都是以美國為例來展示現代民主-選主的大批缺陷。但是我們更關注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如何可能恰當地移植到發展程度明顯較低的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甚至不發達國家。如果在發達的西方國家，這套制度都有如此多的缺陷，我們又如何能夠設想它應當“放之四海而皆準”？

王教授難道發現不了，他所那麼鍾愛的抽籤制度如果真的廣泛實施，它將暴露出來的缺陷肯定會比選主制度更多。當然問題會不一樣，但總的社會效果肯定會更差。筆者甚至想斷言，以抽籤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在當代社會根本就是不可能運轉的，這只是一個夢囈而已。

筆者對歷代的前輩，都有一種尊重，就是説那個時代的先賢們那樣思考問題肯定有他們的道理。歷史上的那些時代，施行的是那樣的一些制度，肯定也是有它相當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任何人的思想、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超越時代。太過異想天開是絕不可能成為真正現實的。人們超越時代而又被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是正確的機會並不是很大。我們要有一種歷史主義。王教授好像沒有。您似乎主張“知難行易”。您主張的抽籤制，似乎從古希臘就應當一直應用到現在。不僅應當在歷代的當時的公民全體中施行，而且應當在當時的全體成年人中施行。比如在古希臘，王教授的“真正的民主”就應當給予所以成年奴隸選舉權。在現代也一樣。您真的相信一個抽籤產生的國會能比選出來的國會把國家管理得更好嗎？您相信一個軍長是抽籤從全軍將士中隨機選出來的軍隊能比按現有制度逐級提拔起來的軍隊更有機會打勝仗嗎？

王教授不僅主張在政治領域搞抽籤制，還主張把這個制度向其它領域推廣。比如説企業、比如學校。不要説遠了，大學裏，一個學生班有幾十個學生，那個班長如果抽籤選，能管得了事嗎？一個系的教職員工得有幾百位。系主任也抽籤選，那清潔工當選的機會會和正教授一樣。那個清潔工系主任如果要領導你，你會聽嗎？

王教授主張的實在是一種民主原教旨主義。是“寧要真民主的草，也不要假民主的苗”。筆者看來真的不是這樣。民主還是不民主，實在不是人類的唯一追求，甚至不是第一追求。筆者認為它至多能算是人類的第三追求。人類的第一追求是安全，是秩序。第二追求是發展，是富裕。民主還是選主，選舉還是抽籤。這些東西，至多也只能放第三位。

人人都知道，除了希臘、羅馬、西歐一脈，世界上所有的其它文明發展，都沒有運用到民主這一個基因。這些無數的民族、國家，在西風東漸之前，壓根就沒有人想到過“人民主權”這個概念。這些民族難道就沒有活過嗎？就不能活嗎？他們就沒有過輝煌嗎？

現代科學電子民主其實已經可以做到每家裝一個表決器。您是否相信每天晚上，睡覺之前，抽10分鐘時間，就倡議者最多的10項議案進行投票，一切都可以搞定？

筆者來舉幾個例子。

a項議案，關於每年的法定假日數目：請就如下提議表決：10天、15天、20天、25天、30天。

b項議案：關於職工的法定年假：2周、3周、4周、5周、6周、7周、8周。

c項議案，關於每週法定工作時間：48小時、40小時、35小時、30小時、25小時。

d項議案，關於退休年齡：65歲、60歲、55歲、50歲、45歲。

e項議案，免費義務教育的年限：到小學畢業、初中畢業、高中畢業、大學畢業

f項議案，公費醫療報銷比例：80%，90%，100%。

請相信筆者的估計，如果每天都投一次票，每次刪除支持者最少的一個選擇，只需一個星期，全面的共產主義就可以建設完成。如果每週投一次票，那建成共產主義就需要兩個月。

我們還可以在外交領域舉一些例子。比如，中國南海有人搶佔中國島嶼。有公民提議開戰。網上投票，人民主權，至高無上，於是戰爭很快就會打起來，至於能不能勝，長遠後果如何，那就不在網上投票那功夫公民多數的視野之內了。如若遇上美國“誤”炸中國使館，或南海撞機那樣的事件，如果不由江澤民、政治局，而由網上公民大會來投票決定應對措施，那又會是如何結果？如果讓全體公民直接投票決定日常事項，平均智商、急功近利、衝動反覆，這些毛病絕避免不了。當然個人專制，又會有另一個極端的一大堆毛病。所以筆者主張建立在中產階級核心之上的中庸的階級共和了。

這篇文章的最後，王教授講到了經濟民主，最後的最後，講到了“財產擁有的民主”。他還明確到，這不是主張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是主張“生產資料私有產權的平等分佈”。在這裏，王教授的整套理論的最大漏洞就露出來了。這是可能的嗎？

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記得，王教授也應當不會例外。30年前，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的日子。中國的城鄉的公有制都還未解體。全中國絕大多數人民所擁有的財產都是大體相等的。可憐的是近乎等於零。（這真是符合王教授實施他的抽籤民主制的理想初始條件。）然後萬馬奔騰開始了。最先下海的都是個體户、勞改釋放犯等等，然後其它人等逐步加入。然後開始迅速的分化。（這裏不談公有權貴的參與。因為就算是他們不參與，以下的結論也不會變化。）少部分人迅速地發家致富成為資產階級。更多的人則擠入中等階梯。而絕大部分人則依然只能是當工人農民。不過在這個萬馬奔騰的過程中，絕大部分人都向前方前進了很大的一段。只是比起30年前的共同貧窮，現在有了太大的差異。所以有人覺得，“辛辛苦苦30年，一下回到解放前。”除了那些權貴姑且不論，還是有極多的企業是正當致富的。比如在温州。那裏根本就沒有多少國企可供權貴們瓜分。人人有權下海，成功與否，責任自負。王教授主張的“生產資料私有產權的平等分佈”在比如温州應當如何去體現？比如説，下海經商的機會，要用抽籤的方式去平均分配？比如説不同成功程度的工商業者賺到的不同程度的財富是否應當用反覆抽籤的方式還是一刀切的方式，向那些不佔有或者佔有得比平均值低的人轉移？而且這個轉移的規模必須足夠巨大，一直到任何個體户以上的私營企業都不可能出現的程度，王教授才可能實現“生產資料私有產權的平等分佈”這一小私有制萬歲的偉大構想。這的確和蘇聯模式，毛澤東時代不一樣，因為這畢竟是私有制。歷史上法國的普魯東設想過類似這樣的制度。不過筆者知道，現代社會如果沒有大型企業是根本不可能運轉的。那麼還有股份制呢？把國有企業的股份平均的分給每一個國民吧。但是私營大企業的股份呢？強迫每個公民購買？然後還不許轉賣？因為他們一旦買賣自己的股份，就會有賠有賺，很快的財富的佔有又會變得不平均。看看中國的這三十年，（財產的）平均主義可行嗎？當然筆者並不贊成過分的兩級分化。筆者主張的是有節制的私有制，有節制的社會階梯。總之筆者不知道王教授還得動多少腦筋，才可能做到“財產擁有民主”，和“生產資料私有產權的平等分佈”。筆者在法國聽一個小老闆給筆者講一個故事，一個工會工作者向他推銷每週4天工作日，説這樣收入不會減少，可以有更多的休息時間。這位小老闆回答，每週可不可以工作第8天？因為筆者有太多的工作做不完。

王教授也明白，“實現民主要求所有人都具備大致同等的能力，這就要求每個人佔有的資源不能太懸殊，雖然不可能完全平均，但是也應該是大致平等。”

王教授在這裏倒因為果了。首先，“所有人都具備大致同等的能力”，就是一個實在是背離常識的憑空假設。請您向任何一個有植被的山頭望去，你會不會發現那裏“所有的植物都具備大致同等的生長力”，也就是説他們都長得大致差不多高？有喬木、灌木和草的存在，是否違反了王教授的世間平等民主定理？您是準備用什麼肥料讓草長得和灌木一般高？又準備用何種大鋸，把那些喬木鋸得和灌木一般矮？

現在我們再看向人間，您有沒有發現，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差別，會比草與喬木的差別更大？您是否發現，有人能把論億人的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以至於國民會懇求他一再留任（比如華盛頓、羅斯福）；有人卻管不好他掃大街用的幾件撮箕掃把，以至於還會被解僱。比爾·蓋茨能管理好十萬人的企業，有人卻管不好一個炊餅攤。袁隆平發明的雜交水稻能讓數億人民吃飽飯，而太多的人卻只能沿街乞討。到底是企業家的才幹為企業的無數員工提供了就業機會，還是流水線上辛苦勞作的工人在養活資本家？如果“實現民主要求所有人都具備大致同等的能力，這就要求每個人佔有的資源不能太懸殊”，按照王教授的安排，比爾·蓋茨那樣的人就是根本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的。一支軍隊中，有大批必須去衝鋒陷陣的士兵，也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將軍。他們怎麼可能“具有大致同等的能力，佔有大致相同的資源”？

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要發展一些公有制，而是用暴力剝奪私產，消滅有產階級，消滅私有制。實踐證明，消滅富人，並不能使窮人富起來。創造的只是共同貧窮。造反成功，只是使少部分打下天下的英雄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富了起來。但這並不能消滅貧窮階級繼續存在。這以後還可以分兩種情形。一種是不觸及私有制，那麼就會有貧富等不同階級的一如既往的存在，只是富人換了另一批，這就是改朝換代。一種是消滅私有制，那就只會有窮人。這就是共產革命。當然官家總是有的。少量的在特殊情況下“共同富裕”的實例如“南街村”並不能改變“齊頭並進”式的共同富裕始終是一個夢想的基本事實。

筆者不是學經濟專業出身，不會使用複雜的經濟模式來分析社會問題。但筆者自認歷史直覺不錯。下面想用一些淺近的比喻來表達筆者的基本經濟立場。

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有點像萬人馬拉松比賽。首先絕大多數人根本就沒有勇氣去參加比賽。好像多數人並沒有勇氣去開創自己的企業一樣，雖然人人都有這個權利。馬拉松一開跑，差距就不斷地出現。最優秀的如比爾·蓋茨，第一個在三小時內跑到終點，贏得冠軍的一切榮譽和利益。還有很多人四小時內跑到終點，他們都是成功的企業家。5至6和小時跑到的自然更多。他們的企業都可以存活下去。不過跑不到終點，中途棄賽的選手，在生意場上可比在跑步場上多得多。據統計，90%以上的企業，存活期在三年以下。發財夢的確是人人都可以做。但能夠夢想成真的，永遠都只是那最聰明和最勤奮的少數人。（憑藉權力發財的權貴資產階級是另一個問題，此不論。）他們的子女繼承財富是否正當，是有爭議的問題。但如果禁止繼承，則每一代人都要從頭開始，這肯定也不符合公益正義。結論大概只能是有所限制吧。這不可能符合王教授的“經濟平權真正民主主義”。

而共產主義運動的目標，就是要把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編成一支隊伍，要他們齊步前進（共同富裕），而且指望這種跑法能勝過那個可以個人自由加速的馬拉松賽跑法。在道義上，筆者無法指責至少是那些共產主義的倡議者的仁善。但一到實踐，可疵議的地方就實在太多了。

由於父親是軍人，筆者幼年時在軍隊呆過。給你們介紹一種當時看到的顯然只有在軍隊中才可能進行的體育項目，叫做“蜈蚣競走”。數十個人，每人的左腿（右腿當然也行）都用繩子隔30公分連起來。然後一二一整齊踏步，然後慢跑起來。各支隊伍，比的當然是誰跑得快。但事實上，很少有一支隊伍能成功抵達不過100米外的終點。經常比賽的輸贏是由哪一支隊伍能跑得最遠而最後因一人的絆倒而整個停下來決定。要知道，這是長期集體訓練有素的軍隊獨享的體育項目。共產主義運動的設想就相當於要把這項需要高度紀律的體育運動推廣到老百姓中去，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公有制除了國有，還有集體所有和股權均等的股份合作等形式。集體所有制玩不轉，已為規模並不大的中國農村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制度的徹底解體而充分證明。城市中的集體所有制在改革開放後也迅速或者在與真正私營的企業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或者被領導層以種種方式化公為私了結，現在想必已極為罕見。筆者在西方也看見過幾起類似的故事。經營困難的企業，老闆欲放棄，而員工不捨。集資把企業買下來，變成合作制。經營狀況極少因共產而改善。員工-股東們很快都會沒有勇氣參加股東大會，去面對那些頭疼的問題。最後少有例外以悲劇收場。實踐證明，中小型的企業，獨資最有優勢。這個優勢是通過100家新企業，只有10家有3年以上的存活期，1家有10年以上的存活期的嚴酷方式考驗出來的。而大型企業則以股份制最能勝出。但企業內部，則總是資本當家。任何變形都少有存活的機會。如果企業活不了，那勞工階層的利益又從何保證呢？據説，現在馬上就要倒閉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其倒閉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勞工待遇太好，勞動力成本太高，以致所產汽車價格太高，銷路不暢。打個比喻，桑樹上的蠶胃口太大或太多，把桑葉啃去太多，桑樹活不好，或活不了，那蠶們的利益又從何得到保證呢？

假設在一家1000人的私人企業中有一個老闆，9個高管，90箇中層幹部，900個工人。如果企業的大事都要按照盧梭的主義一人一票來決定，且不説公不公平，用腳趾頭想一想，就知道這可不可行。事實上，如果有一個十人的董事會，只怕資方和高管會佔到八票，中幹一票，900個工人有一個代表就不錯了。

筆者的結論與王教授不同，筆者主張階級共和，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簡單言之，比較類似於羅馬共和國。

王教授還主張“平等的參與，得到平等的代表，對決策有同等的影響”。問題是這可能做到嗎？王教授居然談到了毛澤東的“五七指示”、“鞍鋼憲法”。還認為那裏有很多閃光的東西。您為什麼看不到，改革開放30年來，沒有依靠“五七指示”、“鞍鋼憲法”，也沒有依靠王教授鼓吹的“真正的民主”，卻取得了那麼大的經濟成就，那又得有多少閃光的東西呢？王教授連“憲政民主”、“自由民主”、“代議民主”、“競爭性自由選舉”等中國人日夜渴求而不可得的“西方現代民主形式”都批了個體無完膚。他鼓吹的“抽籤民主”筆者怎麼看去看來都像是書齋裏的夢囈，沒有任何的可行性呀。

王教授一再堅持那種毫無讓步，毫無妥協的徹底的真正民主。他為什麼看不到，哪怕是在以少部分人中間（比如白人，有錢人，自由人）中間實行的有限的民主，也是民主的一種，或者説是共和。它也有着一種與東方的專制傳統完全不一樣的平等、協商的精神。這種精神的一步步擴大，才有了今天的西方民主。筆者熱切盼望的，就是一點一點地開始學習西方的這種共和精神，並不妄想一步登天，更不妄想把我們實際上還遠遠夠不着的東西先批得一無是處。王教授主張的“真正民主”筆者覺得在遙遠的將來以前，都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我們先説，您有沒有能耐把階級消滅掉？如果消滅了階級，這個社會還有沒有結構？這個結構的上層，又如何能不是新的統治階級？這就是你説的那個“精英統治鐵律”，你根本推翻不了的。對精英階層的特權，我們真的是隻能設法限制，而完全不可能妄想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