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錄偵探 | 文學是人學：錢穀融是怎麼找到丹納的？_風聞

語錄：文學是人學

1957年3月，華東師範大學將召開一次大規模的學術討論會。應會議主辦方要求，時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的錢穀融在此前一個月撰寫了《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當年五月，這篇論文刊發於《文藝月報》（《上海文學》前身）。

《論“文學是人學”》開宗明義——高爾基曾經作過這樣的建議：把文學叫做“人學”。隨後，錢穀融就此做了詮釋：“我們在説明文學必須以人為描寫的中心，必須創造出生動的典型形象時，也常常引用高爾基的這一意見。但我們的理解也就到此為止，只知道逗留在強調寫人的重要一點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實，這句話的含義是極為深廣的。我們簡直可以把它當做理解一切文學問題的一把總鑰匙，誰要想深入文藝的堂奧，不管他是創作家也好，理論家也好，就非得掌握這把鑰匙不可。理論家離開了這把鑰匙，就無法解釋文藝上的一系列的現象；創作家忘記了這把鑰匙，就寫不出激動人心的真正的藝術作品來。”

誠哉斯言，“文學是人學”是理解一切文學問題的總鑰匙。作為人類所獨有的一種語言藝術，如果撇開了“人”，文學何以安身立命？這本是常識。但正因為是常識，人們往往會對之習焉不察、不求甚解。譬如，作為一個錨定中國現當代文學價值觀的命題，“文學是人學”最初出自何人之口？長久以來，學術界莫衷一是。哪怕是用這把鑰匙開啓中國現當代文學大門的錢穀融，對此的探究也經歷了反覆。時至今日，他自己給出的答案也未必讓人信服。

錢穀融最初給出的答案是高爾基。《論“文學是人學”》全文三萬多字，33次提到高爾基的名字，“我注六經”的姿態不言而喻。不過，通讀這篇文章，你會發現，實際效果卻是“六經注我”。有趣的是，就錢穀融所表達的人道主義文學觀而言，他所援引的注我之“六經”，即“無產階級藝術權威”（列寧語）高爾基的文學理論，對文章論點的支撐並不堅實有力。在一些特定的論述環節，如文學的任務、文學創作的動力、文學中人的抽象或具體，尤其是文學典型的創造模式上，高爾基的理論與錢穀融的觀點也不完全兼容。相反，在同一篇文章裏，錢穀融所引證的另一位俄羅斯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倒是與作者同氣連枝。

事實上，搜索《論“文學是人學”》整篇論文，並沒有以高爾基直接引語形式出現的“文學是人學”，或諸如“文學即人學”“文學乃人學”之類的句子。翻查高爾基相關著述和講話，亦沒有發現此類表述。

既然如此，錢穀融緣何將“文學是人學”與高爾基聯繫在一起？顯然，他把高爾基所建議的“把文學叫做‘人學’”等同於“文學是人學”了。而“把文學叫做‘人學’”又出自何處？錢穀融説：“是從季摩菲耶夫的 《文學原理》 中來的。”1953年由平明出版社版的《文學原理》多處提及， 高爾基稱文學是“人學”。但在這個版本的《文學原理》中，季摩菲耶夫並沒有註釋高爾基這個提法的出處。直到1959年，也就是《論“文學是人學”》成文後兩年，季摩菲耶夫才在《文學原理》修訂版中標明，高爾基的這一説法出自《談技藝》一文。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論文學·續集》收錄了這篇文章，根據這個版本，高爾基的原話並非“把文學叫做‘人學’”，而是“文學是‘民學’或‘人學’最好的文獻”。

有必要指出，從高爾基的原話到錢穀融的引文，其間經過了多個文本的轉述和不同語種的翻譯，語義早就發生了變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高爾基不是“文學是人學”的原創者。

正因為此，自《論“文學是人學”》發表之後，關於“文學是人學”真正出處的爭議就沒有停歇過。作為論戰一方，錢穀融本人的態度也經歷了從“抗辯-堅持”到“懷疑-修正”直至自我否定的過程，最終他承認“高爾基可能沒有説過‘文學是人學’這樣的話”。

當然，否定了高爾基，錢穀融並沒有放棄對自己營造的這個謎團的破解。他找到了新的答案：丹納。

錢穀融是怎麼找到丹納的？在他晚年的通信、訪談中有相關描述：

2003年7月，錢穀融在致文學評論家李嶺的信中説：“記得還是在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偶然翻閲了泰納（丹納）所寫的英文版《英國文學史》一書，在該書的序言中， 泰納用直白的語言説：‘literature，it is the study of man’。泰納生於1828年，比高爾基要早出生40年，‘文學是人學’這句話的發明權，不應該屬於高爾基，而是應該屬於泰納。”

2005年3月，錢穀融同學者李世濤的談話中再度提及此事，表述基本相同，並補充説明丹納的《英國文學史》是家藏的。

2014年6月，錢穀融在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馬信芳的專訪時又一次重複上述話語，只是強調“《英國文學史》這本書我家中一直有，但我沒有看”。

錢穀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次信手翻書，可謂石破天驚。他翻書時偶得的三個關鍵線索——丹納、英文版《英國文學史》序言、“literature，it is the study of man”——刷新了人們對“文學是人學”出處的認知。

丹納，法國著名的哲學家、史學家和文藝理論家，他的理論對19世紀的文藝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國內，丹納最著名的文藝理論作品是《藝術哲學》，由傅雷翻譯。

《英國文學史》，系丹納於1864至1869年用撰寫的著作，國內尚無完整譯本，部分章節散見於他人編纂的書籍，如伍蠡甫主編的《西方文論選》下卷收錄有《英國文學史》序言的第二章；張可、王元化編譯的《莎劇解讀》收錄有《英國文學史》中的“莎士比亞論”。

“literature，it is the study of man”，據錢穀融所言，出自《英國文學史》英文版序言。在字面意義上，的確可以對應中文的“文學是人學”。

若依這三個證據進行推導，“文學是人學”的發明權無疑將歸於丹納名下。未曾想，新一輪的質疑很快出現，且嚴密而有力。2010年第一期《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刊發了中南民族大學教授劉為欽的論文《“文學是人學”命題之反思》，文中揭示了一個令人詫異的事實——丹納《英國文學史》的原創版本是法文， 錢穀融閲讀的是英文版。《英國文學史》比較通行的英文譯本是由亨利·範·勞恩（Henri Van Laun）翻譯的。但劉反覆閲讀了這個譯本的序言， 卻未能找到“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 of man”的字樣。劉隨後又查閲了原創法文版本《英國文學史》的序言，也未找到對應“文學是人學”的法文句式。哪怕是最接近 “文學即人學”的句子，也與其精準含義相去甚遠。

問題究竟出在哪兒？不妨再仔細審視丹納其人其文。

在西方文藝理論發展史上，丹納是受孔德實證論和達爾文進化論影響較深，並較早借用自然規律來解釋文藝現象的學者。丹納文論的代表作就是《英國文學史》序言，在這篇文章裏，丹納系統闡述了他著名的文學發展“三要素”説，他主張文學創作決定於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力量，三者構成了文學發展的“內部根源”“外部壓力”和“後天動量”。《英國文學史》就是以英國文學為實例，來對“三要素”説進行證明。

誠然，《英國文學史》序言可以視作一篇文藝理論文章，但更應該被歸入文化人類學和歷史社會學範疇。由於丹納較重視產生文藝作品的那種普遍的精神狀態和民族氣質，因此作為個體的作家心理和人物性格，往往為他所忽視。一如丹納老師聖佩韋所評價的：丹納先生的研究方法沒有觸及獨特而具體的個人，他始終停留在外部，讓所謂才能和天賦從網孔中漏掉。

進而言之，丹納那種注重整體民族性的文藝理論研究範式，與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中所提倡的在文學作品中描寫“具體的、活生生的人”，本質上也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錢穀融為“文學是人學”原創者所尋找的新答案——丹納受到質疑，情有可原。

善意猜測，或許，錢穀融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次信手翻書，翻到的是《英國文學史》另一個英譯本；或許，在那個版本里英譯者為書的序言自擬了標題、新加了註釋，而“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 of man”是標題或註釋的一部分……

或許，只是錢穀融記憶產生了偏差。但這些都隨着老先生的仙逝，成為無法解答的謎。

或許，我們該做更大膽的猜測：在《論“文學是人學”》面世前，並沒有誰明確地説過“文學是人學”。“文學是人學”作為現當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命題之一，其發明者正是發現者錢穀融本人。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勇氣的問題。錢穀融以巨大的理論勇氣為理解文學問題找到了一把鑰匙，但他的謙遜又使他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一樁沒有結果的勞作——尋找打造鑰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