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沒有對不起廣州，廣州也沒有做錯什麼_風聞

本文轉載自“元淦恭説”（微信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

這些年來，關於廣州城市地位的相對下滑的討論，已成為中國城市競爭的第一顯學。有人在解釋廣州所面臨的發展瓶頸時，常用的觀察維度是財政，我的朋友孫不熟兄日前寫了一篇《進擊的杭州，無解的深圳，心疼的廣州》，再次重申了他的觀點，廣州的負擔太重，因為廣州要養活廣東全省的窮兄弟，和深圳的差距才日益拉大，廣東省不應該這樣壓榨廣州。這種説法很熟悉，20多年前川渝分治之前也有人這樣講，只不過那時候這樣説的是重慶人，説四川省一碗水端不平，省會成都佔了便宜，是計劃單列的重慶養了窮兄弟，和今天的廣深關係正好相反。

但是，廣州的問題真是出在政府沒錢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為何沿海城市財政總收入高？

在廣東，有一項很流行的説法，廣州財政四分之三都上交了，只有四分之一歸自己。不熟兄還專門做了統計，2017年來源於廣州的財政收入5947億，但廣州的一般預算收入只有1533.06億，後者正好是前者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杭州的財政總收入同期是2921.3億，但杭州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1567億，後者超過前者的一半，説明杭州財政上解壓力小。

這樣的分析看似嚴謹，但其實並不是事實的全貌。自1994年以來，中國實行的就是分税制而非包税制，具體到省會城市，其財政收入會有中央、省和市的三級。中國的税種有完全的中央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和地方税三類，財政總收入是這三類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之和，而地方政府的財力大小，最主要的因素並不是分成比例，而是税收結構。

以中國最大的税源增值税為例，營改增之後，中央和地方的增值税分成比例是5:5，也就是説，每產生100元的增值税，天然地有50元進入中央財政，只有50元留給省、市兩級政府，在省、市各分一半的條件下（許多省份都是這個比例或在這個比例上下浮動），屬於市級財政的部分就是四分之一。

現在主要税種的分税比例大致是，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開，企業所得税、個人所得税中央和地方按60%和40%分，關税、消費税、車輛購置税、進口增值税、船舶噸税全部歸中央，耕地佔用税、土地增值税、房產税、契税等全部歸地方。大體上，按照分税制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分到市一級的比例就是20%到25%左右，那麼一個城市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佔財政總收入的比例明顯偏高，可能有多重原因，一是城市接受的上級財政的返還比較多，二是這個城市的地方税比例比較高中央税的比例比較低。

廣州、深圳的創税能力都比較強，其實很重要的因素是進出口。根據官方數字，2017年中國的平均關税水平是9.8%，考慮到出口退税的因素，2017年海關關税收入實際上佔進出口貿易總額的7%左右。深圳2017年進出口總額是2.8萬億，超過全國貿易總額的十分之一，所以深圳光是來源於進出口的關税收入估計就有2000億左右。2017年，廣州進出口總額也達到將近1萬億，相當於杭州的兩倍，光是海關關税這一項保守估計也有七八百億，佔到廣州財政總收入的15%以上，就關税一項，廣州就比杭州多出好幾百億。

沿海城市的財政總收入佔比內陸城市高，不完全是沿海城市經濟質量好的因素，也和沿海城市的財政收入結構有關。天津、上海、廣州、深圳，都擁有大型港口，是進出口貨物的要衝，自然就會更更高的關税收入，而這恰恰是個純中央税。事實上，關税、進口增值税這類税種和當地的GDP本身關係不大，因為流通的貨物既不一定是海關所在地生產的，也不一定在海關所在地銷售。所以説簡單地用一個區域產生的税收，來看這個地方GDP的含金量和有無注水，自然也是不準確的。

廣州的瓶頸在財政上嗎？

所以，廣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佔財政總收入比例比較低，不完全是財政上解的緣故，而在很大程度上與廣州地區的純中央税較多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於杭州，廣州要養的“窮兄弟”是多了些，所以財政收入的返還比例相對較低。

但今天廣州城市相對地位的下降，顯然並不能由財政背鍋。孫不熟兄單獨把廣州和杭州拿出來比較，但我們還要看到，天津、重慶、蘇州的公共預算收入都比廣州高啊，天津和重慶的地方政府比杭州、成都有錢多了，天津和重慶就比杭州和成都發展得好嗎？

轉自“城市戰爭”，數據來源於網絡

杭州歷來最大的優勢，不是政府有錢，而是“放水養魚”。過去，杭州基礎設施建設相當滯後，地鐵運營里程極少，公共交通系統很不便利，最近這幾年，杭州加大賣地的力度，大興土木，這是城市發展補課的需要。廣州和南京現在的地鐵運營里程都已經超過370公里，杭州才117公里，杭州加大在基建上的投入無可厚非，而難道廣州到了今天還要走財政擴張刺激投資這條路嗎？

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廣州和杭州、深圳相比，主要問題並不是政府缺錢，而是政府太強。在廣州的百強企業中，民營企業的佔比相當低，而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的佔比相當高。廣州最大的民營企業雪松控股，放在整個廣東省民企範圍內，也只能排第六。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軸，就是民營經濟的興起，哪個城市民營經濟發達，哪個城市就更有活力。在改革開放之初，民營企業通常比較弱小，很難和國企、外企競爭，所以大型國企總部和外資企業擁有最強的資源集聚能力。但隨着中國經濟“水大魚大”，這種情況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深圳和杭州的異軍突起，就是這種變化的反映。

高起點才是重負擔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是中國發展起點最高的省會城市，沒有之一。當中國仍是一個封閉國家之時，1957年在廣州啓動的出口商品交易會，就是內地對外開放的唯一窗口。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州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也來源於中央給予廣東全省開放、搞活的政策，彼時的廣州、港商、僑商、外商紛至沓來，而上海仍是計劃經濟的堡壘。

從本質上説，廣州的“開放”從一開始就是“欽定”的開放。如果中央沒有選擇廣東，廣州和武漢、成都這樣的其他大區中心城市，並不會有那麼大的根本性差別。廣州作為中國開放最早的大區中心，佔得的先機，是它過去幾十年輝煌歷史的前提。

圖説：廣州白天鵝賓館，內地第一家港資五星級酒店

大區中心的好處不用贅述。廣州擁有南方航空、南方電網等巨無霸級別的央企，擁有華南地區最大的綜合性交通樞紐，僅次於北京和上海的外國領事館，也是寶潔、本田等外資企業入華的首選。這一切，讓廣州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迅速獲得了比肩京滬的地位，成為所謂的“一線城市”。

這些優勢條件，深圳和杭州都不具備。深圳當然也有招商局等一批央企，但總的來説央企和國企的佔比一直不算太高，加之深圳在交通和對外交往上固有的劣勢，也鮮有外資企業將中國區總部放在深圳。杭州就更不用説了，杭州幾乎沒有大型的央企，對外資的吸引力也非常弱，要搞中國東部的區域總部，別人都放在上海，杭州的外資區域總部，比偏居西南內陸的成都還差得遠。

有的城市發展，靠的是國家的資源挹注。有的城市發展，靠的是自己。廣州相對地位的下降，並不是來源於深圳和杭州的挑戰，而是在於北京和上海的阻擊。一個以大型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為主的城市，它的天花板是北京和上海，廣州的國企再大，也沒有北京上海的大；廣州對外資的吸引力再強，也沒有對外開放了的上海、北京強。

廣州沒有做錯什麼

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廣州是中國的淘金聖地。如今，廣州城市最大的尷尬，在於高端專業人才向京、滬、深、杭的外流。

廣州勃興最具代表性的產業，是外貿、快消和傳媒，過去十年廣州相對地位的下降，本質上是這三個行業相對地位的下行。先來看外貿，199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31.8%，到2008年達到歷史性的高位70%，此後十年這個比例緩慢下行，直到2017年的33.6%，幾乎回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水平，這意味着貿易本身在國家經濟大盤子中的地位在下降。加之上海等其他貿易中心的分流效應，電子商務等新興貿易形態的衝擊，以及義烏等新興市場的持續繁榮，廣州作為外貿城市的含金成色相對下降。

圖説：廣州中信大廈，建成時為中國第一高樓

第二是快消。快速消費品行業，曾是中國金字塔尖的行業，多年前各種就業調查中，寶潔曾長期居於畢業生供職意願的榜首，而廣州作為中國的“快消之都”，也就收穫了一整代中國最優秀的精英。時過境遷，廣州仍然是中國的“快消之都”，但快消行業本身的光環已經散盡，互聯網的蓬勃發展，讓快消不再成為許多人的終極職業，而變成轉入其他零售平台的跳板。據《中國企業家》報道，阿里巴巴的寶潔人已經超過200人，天貓總裁靖捷、阿里巴巴CMO董本洪、阿里零售通事業部負責人林小海等，都是寶潔的校友。

第三是傳媒。我經常有個歪解，廣州媒體業的相對式微，是從互聯網普及開始的。過去，廣東一向是中國媒體氣氛最寬鬆的地區，也由此孕育了《南方週末》等風行一時的媒體標杆，但其實這種“寬鬆”的源頭非常簡單，因為廣東可以收看香港的電視台，所以對內媒也不可能管得太死，管死了也就沒人看了。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後，不同地區的信息級差被縮小了，北京人和廣東人都可以上網，都可以看境外的信息，這客觀上導致了中國傳媒業重心的北移，隨着《財經》的崛起，2003年《新京報》的創立，北京的媒體越來越強，人才的聚集效應也不斷凸顯。到2010年以後，就連《南方週末》的多數記者也都改在北京駐站，在廣州常駐的留守者漸漸寥寥。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媒體行業因海量的廣告投放，處於如日中天的鼎盛狀態。《南方週末》記者的收入，甚至遠遠超過普通的金融、快消等行業的從業者。那是廣州“黃金時代”的註腳。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四萬億”出台，這才是廣州相對地位下降的真正導火索。刺激性政策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和全民加槓桿，使金融業產生了巨大的財富效應，2000年，一個畢業生到廣州做記者，或者去寶潔做管培生，其收入很可能高於在金融機構，到2010年，這種可能性已經基本沒有了。在京、滬、穗、深四個城市中，廣州是唯一一個不具備全國性金融中心屬性的，這導致在新一輪的人才競爭中，廣州已經很難和京、滬、深爭奪最頂尖的畢業生。

時代變了而已

在過去的十年中，金融和互聯網是中國僅有的兩個最火的行業，而廣州恰恰在這兩個行業中和深圳、杭州有最大的差距。金融和互聯網又有所不同，中國的金融業是高度牌照管制的行業，能不能成為全國性的金融中心，完全看中央意志，和當地的努力沒有什麼太大關係。而互聯網則是個民營經濟支配的行業，互聯網巨頭出現在哪個城市，不可能是政府規劃的結果。

有人會説，之所以現在人們討論廣州和杭州的地位差別，不過是源於杭州出了阿里巴巴，而丁磊也把網易越來越多的人調到了杭州，但其實，這並不算是歷史的偶然。（參見《廣州和成都當然也有互聯網，但它們的想象力絕不只在線上》）互聯網行業沒有那麼特殊，只有民營經濟足夠發達，才能夠長出足夠大的互聯網企業，而在中國，真正擁抱民營經濟的城市往往是被逼出來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廣州最大的優勢，也是它自己最大的瓶頸，用一個專業的術語來説，就是“路徑依賴”。今天的廣州面對的終極問題是，對於許多有事業心的人而言，它越來越成為跳板，而不是終點。

但對普通人而言，廣州的“二線化”沒什麼不好。喜歡冒險就去深圳或者杭州吧，在廣州喝早茶的生活總是更愜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