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上過軍校的將領在戰場上的表現反倒不如不識字的“草根將軍”？_風聞

來源：知乎@共青團中央

導讀

之前在知乎上有個這樣一個提問：

為什麼有些上過軍校的將領在戰場上的表現反倒不如不識字的“草根將軍”？

@共青團中央 知乎團隊的回答獲得了大量網友點贊。文中説道：

“在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中，我們的人民軍隊裏確實產生了一大批從士兵走出的“草根將軍”，但他們絕對不會如所説的那樣不識字。他們或許沒有什麼正規的文憑，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頭腦被混沌所佔據。”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羣體戰鬥力是超強的，一羣俗稱“短衣幫”，另一羣喚作知識分子。**平日裏，他們不顯山，不露水，本本分分地從事着自己的工作，可一旦黑雲壓城，凜冬接至，他們深藏已久的“搞事”之魂就解除了“封印”，振臂一呼，鬧個地動山搖，掀起滔天巨浪，接着開創一片新的世界。當然，在中國歷史上，也總有些不長記性的傢伙把他們視作蛇蟲鼠蟻，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而那一次，“短衣幫”和知識分子們終於走到了一起，於是就爆發出了空前巨大的能量。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由進步知識分子同廣大工農羣眾聯手掀起的“紅色大潮”——簡而言之，這是一段關於我們黨領導廣大人民掀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故事，如果展開了講，可就説來話長了。

既然是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那麼就可以説知識分子自一開始就是這個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實也正是這樣——縱觀我們黨的領導人和高級軍事主官，幾乎都擁有着較高的文化水平，譬如毛澤東同志就畢業於湖南師範學校，周恩來、鄧小平等均有留學海外的經歷；十大元帥中，朱德、彭德懷、葉劍英均是講武堂出身，林彪、徐向前則是黃埔軍校畢業，羅榮桓、陳毅都在一流的大學中讀過書，劉伯承和聶榮臻也在法國、蘇聯等地留過學，就算參加革命較早，未來得及進一步深造的賀龍元帥，之前也有五年的私塾教育基礎……

所以，在高層軍政領導的文化水平上，我們黨的隊伍自誕生起就不比別人差，甚至不乏有高級知識分子。

當然，在“搞事”初期，隊伍中的知識分子朋友就發現問題並非那麼簡單，他們自然明白知識對一支隊伍而言意味着什麼，但他們更清楚的是，革命事業是廣大人民羣眾的事業，並非知識分子一家的事情。

然而很不幸，他們發現在那個時代，他們所在的中國，獲取知識對於平民來説實在是太奢侈了——方才告別封建王朝不久的中國，在農村，封建土地制度並未傷及根本，嚴重的土地兼併讓廣大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淪為地主家的長工；而在城市，“短衣幫”們的生存環境同樣不容樂觀，在官、匪、兵、紳的多重壓榨下，他們往往只能淪為碼頭貨場的苦力，或是以超負荷勞作換取微薄薪資的勞工；更何況各路大小軍閥走馬燈般你方唱罷我登場，把大半個中國帶入動盪之中，政令往往朝發夕廢，難以為繼，更不用説構建完善的教育制度了。

在這種情況下，接受教育就意味着脱離生產，意味着要另外支出一筆教育投資。然而佔據最大人口比例的工農羣體，他們肩上被強加的重擔與微薄的收入顯然不會允許他們那樣做，否則將徹底喪失生活來源。這樣一來，在民國時期，中國人口識字率甚至還不到10%，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能作為一句空泛到不能再空泛的口號存在了。儘管自清亡以來，民國政府也不斷嘗試在各地推行義務教育，但除少數地區有所起色外，總體上磕磕絆絆，阻力甚多，到頭來杯水車薪，並無力扭轉全國知識普及匱乏的頹勢。

基於這一點，不由想到很多影視作品中提及國民黨士兵，便是人均知識分子，至少談吐得當，行文措辭不甚費力，和粗人沒什麼關係，而中國共產黨領導軍隊則必須是全員“泥腿子”。然而那個年代的國民受教育狀況告訴我們，事情並不是這樣，很抱歉。

因為兵源素質都在同一起跑線啊……

其實這是個挺令人無奈的事情，畢竟，民國時期教育資源匱乏是一個系統性的社會問題，那是由上千年封建時代積攢的舊弊病同一系列或內在，或外來的新難題交織、衝蕩而成的產物，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然而，畏難從來就不是共產黨人的性格，何況他們深知，沒有文化的團隊，只憑一腔熱血，就算再神勇也很難走太遠，更何況，他們要拉起的團隊，人數在理論上佔據了全國人口絕大部分。

那一刻，沒有誰比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能更加深刻的體會“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了。

那麼，怎麼才能在一羣基礎為零連字都不識的大老粗中實現基本的文化普及呢？這好辦——沒有基礎，那就從基礎做起，不識字，就從認最簡單的字教起，從無到有，必然要先邁開這一步。但是有一個問題依舊擺在這支年輕隊伍的面前，即由接受基礎教育帶來的脱產問題。

畢竟革命還要繼續搞，何況黨的隊伍自誕生起生存環境就堪憂，一窮二白不説，還三天兩頭被圍追堵截，在這種情況下，把大家都送去小學回個爐也的確不現實，不然就沒人種地，沒人打仗了。

怎麼辦？這種時候，就必須要想出一套解決方案，讓隊伍裏文化水平較低的同志們在獲取知識的同時還不能耽誤日常的生產和軍事訓練活動。這一點上我們黨還真有自己的辦法，畢竟黨的組織管理能力有目共睹，最擅長的就是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既然不能停下手上的工作，那就在工作之餘開展文化教育嘛！

實際上，在黨的隊伍建立之前，黨的領導人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這些大學時代的革命者，就用自己的親身實踐驗證過利用勞動者業餘時間開展文化普及運動的可行性。比如毛澤東同志當年就深入到長沙工人羣體中，開辦工人夜校，親自為工人們補習文化。

待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他繼續在湖南負責革命工作，更是組織黨團幹部，於各鐵路、礦山、工廠成立工人俱樂部，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活動即為向工人提供免費的文化輔導。可以説，中國共產黨的團隊自誕生時起，就把文化普及工作擺在相當的高度，雖然談不上有什麼整體學歷水平，但也從沒放棄過對知識的追求，和部分人對我們黨“以沒文化自居，以大老粗為榮”的固有印象是存在本質區別的。

而到了中央蘇區時代，這種利用勞動之餘開展文化補習的教育形式就更加普及了——根據地剛建立的時候，處境艱難，經濟文化發展處於窘境之中，文盲率高達90% 。針對這種情況，一場如火如荼的掃盲運動隨即展開。

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志就在講話中提到：**“一切工農勞苦羣眾及其子弟，有享受國家免費教育之權，教育事業之權歸蘇維埃掌管……”**實際上，自那時起，展開掃盲運動，推行教育工作就一直被我們的黨放在實現革命總任務的戰略位置上。

僅到1934年，蘇區消滅文盲的工作就取得了驕人的成果。比如當時蘇區的興國縣，就設有上百個鄉級識字運動總會，數千個識字小組和上萬名參與識字學習的組員。而且這並不是孤例，那個時候，蘇區每個鄉都設有消滅文盲協會、夜校、識字小組等，有的還設有專門的半日制或全日制學校。

舊中國的傳統觀念裏，婦女是不必接受文化教育的，而在蘇區，**60%的婦女均參加了掃盲班、識字班的學習。**不僅如此，這種文化普及的成果並不只體現在人數上，更體現在教學質量和教學成果上，根據1933年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頒佈夜校辦法大綱》中的指標，經過文化普及後，一般的青年和成年男女應普遍能作報告、看懂各種文件，最低限度也應能看懂標語和路條。

對軍隊中的文化普及工作同樣受到高度重視，紅軍時期，除了進行日常的戰鬥訓練任務外，還在全軍範圍內廣泛開展文化教育活動，並針對成人教育的特點，制定出了具體的教學方針，主要有這樣10點原則：

1. 啓發式。

2. 由近及遠。

3. 由淺入深。

4. 説話要通俗。

5. 説話要明白。

6. 説話要有趣味。

7. 用姿勢助説話。

8. 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

9. 要提綱。

10. 幹部班要用討論式。

是不是發現了什麼？沒錯，這一套教學方針，是完全為零文化基礎的學習者量身打造的，是一種極其科學且務實的教學模式。以至於若干年後，在義務教育普及的今天，在現代小學乃至初中的課堂裏，老師向學生授課仍基本沿用這種套路。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隊伍會以講紀律和講政策著稱了——紀律和政策都是要以相對正規的書面或口頭語言下達的，遵守紀律、講究政策的前提是要看得懂，聽得明白。而一支完全由文盲組成的隊伍是不可能順利將命令和政策進行貫徹落實的。由此可見，基礎的文化教育在當時人民軍隊中已經普及到了相當的地步。

有道是猛將出於士卒，可以肯定，在這種波及全黨全軍的文化普及工作影響下，從基層士兵中成長起來的優秀軍事指戰員們，首先就已經具備了最基礎的文化水平。同時，比起普通士兵，這些指戰員們還會承擔更多事務性的工作，譬如接收並向下級傳達軍事命令和政策，召開或參與軍事會議，對每一場軍事行動進行總結報告，日常參與組織生活等。這就要求他們具備更高的文化水平，或靠加強學習，或靠日常積累，否則根本無法勝任工作。

**我們不否認，在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中，我們的人民軍隊裏確實產生了一大批從士兵走出的“草根將軍”，但他們絕對不會如所説的那樣不識字。**他們或許沒有什麼正規的文憑，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頭腦被混沌所佔據。因此我們的軍隊中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句老話——

部隊是個大熔爐，部隊是個大學校。

事情就是這麼有趣，當年一度被認為是全員老粗的人民軍隊，其實是自帶文化基礎的。

同時，為了配合這一系列全民性質的文化普及工作，根據地還專門建立圖書館、讀報俱樂部等，軍隊每個連都會設置“列寧室”（類似於現在的文體室）。為更加深入和廣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提供基礎建設上的支持，在延安時代，更是建立起了一套覆蓋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

這大概是我們黨第一次搞全民基礎教育建設了。

當時西方記者曾在延安的“列寧室”內拍到過這樣一組照片，令人感到無比震驚的是，在這間“列寧室”內，展示着一批武器相關的掛圖，圖中美軍當時正在服役的“列剋星敦”號和“蘭利”號航母赫然在列，這大概是當年世界上最新潮的裝備了。

除此之外，這批掛圖上，英國的戰列艦和潛艇，德國的列車炮，及當時工藝最精湛的輕武器均有體現，且都是根據實物拍照或繪圖，頗具精度，絕非臆造。不得不説着顛覆了很多人的認識——如果不是親眼看見，人們可能永遠也想不到，印象裏那個小米加步槍，連維持最起碼的後勤補給都成問題軍隊，在最困難的時候，眼光也始終追隨着世界的最前沿。

寫到這裏，筆者腦中不由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那是在中華民族迎來最暗的夜的時候，在陝北沉澱了千萬年的黃土地上，在那間陳設簡單的列寧室裏，啃慣了窩頭和地瓜的戰士們看着這些或許幾經輾轉才送到根據地的掛圖，眼中盡是羨慕。他們多麼想擁有這些對自己而言如同神話般的武器，像個土財主那樣打仗，把強盜趕出這個國家。

但殘酷的現實又讓他們只能在嚴冬中苦苦掙扎，於是，豔羨之餘他們更多的是失落。又過了很多年，這支隊伍也確實趕走了強盜，開闢了一片嶄新的天地，也開始一件件的擁有當年掛圖上讓他們羨慕不已的裝備，而且還更好。當年惜彈如金的他們於是開始患上火力不足恐懼症，病情每況愈烈。又是若干年過去，當國產四代機橫空出世，國產航母緩緩下水之時，全世界的媒體都為這個從山溝裏走出的隊伍留取了版面，他們，也終於在別人家的畫報上佔據了一席之地。

對於有理想的團隊，成功不過是不斷實踐和經驗積累的問題，而當年黨的隊伍，顯然是最有理想，也最樂於實踐和積累經驗的一個。

而同時期的國民黨軍隊表現如何呢？

首先我們承認，國民黨軍隊裏絕對有高素質人才，而且很多，譬如青年軍、税警團、南洋志願華僑等，都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部隊，就算後來體量更大的74師，人均文憑也在小學高年級以上。

然而問題在於，將這些高素質團隊單獨拿出來看尚可稱道，倘若置於全中國這樣一種格局之下，就顯得有些杯水車薪了，而出於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人們往往只將這部分高素質團隊的水平視作國民黨軍隊的全體水平，並由此產生疑惑——這樣卓越超然的隊伍憑什麼就搞不過走“土味”路線的人民軍隊呢？其實他們不知道，國民黨軍隊裏的大多數人，其實既不卓越，也不超然，甚至玩得一手爛操作。

這就要從更早些年説起了：清代滅亡以後，中國隨即陷入了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各路豪強或擴張地盤，或保存實力，一輪又一輪政治洗牌讓那些都統和大帥們應接不暇，哪有功夫顧及教育這種百年大計呢？但仗還是要繼續打的，如此，原本安穩生活的老百姓們顯然就成了軍閥們廉價的兵源。一切順利的時候，尚且可以開出管頓飽飯這樣的條件招募百姓參軍打仗，倘若戰事吃緊，那就真講究不得了，他們往往會採用最直接也是最粗暴的方法——抓壯丁。

在那些軍閥們看來，在勢力爭奪中保護好自己的利益並攫取更多利益才是第一位的，而所轄的人民不過是這種利益中的一部分，必要時可以拿來投資，哪會管人民樂不樂意。再説，實在有人不樂意的話，還可以靠子彈逼你就範。至於搞文化普及？很抱歉，不存在的，你們肯為我賣命就行了。

那個時候，國共兩黨還並沒有鬧翻，甚至還是戰友。那個時候的他們還在一同為掃除北方的軍閥們努力着，發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然而事情很快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國民黨內的反動派開始執掌大權，也逐步將國內的軍閥進行整合，而後突然翻臉，將矛頭指向了昔日的戰友。**這波操作讓處於少年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猝不及防，只得被迫走上了獨立鬥爭的道路。

在國民黨方面基本肅清了內部問題後也開始有了自己的打算。或許是對多年的軍閥混戰印象太深，他們決不允許自己也像那些落敗的軍閥那樣鬧個倉皇謝幕的下場，何況麾下多出的那麼些軍閥舊部，不過都是由獨霸一方轉型為各路派系，總之也不怎麼靠譜就是了。

所以，在隨後的日子裏，國民黨軍隊內部最吃香的一直是出身黃埔軍校的將領及蔣介石本人當年的老部隊，喚作“嫡系”。至於其他部隊，一律歸到雜牌軍的範疇，巴不得他們自生自滅，説什麼系統性提升兵源文化素質，想都不用想。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情況是具有一定複雜性的，除了少數對文化水平要求較高的王牌部隊和軍官將領外，多數依舊是目不識丁，水準堪憂。

基礎教育跟不上，整體文化素養也就跟不上，複雜信息就無法通達，政策就無法貫徹，隨之帶來的是訓練成效低，作戰事倍功半，加之大批國民黨軍隊中依舊保留着舊軍閥習氣，官兵平等無從談起，就更難以形成強凝聚力。這樣的軍隊，遇上強敵，結果可想而知。

然後他們就真的遇上強敵了。

那是在抗戰時期，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作為抗戰主力的國民黨軍，除了有少數幾場頑強抵抗外，主要的活動還是集中於潰敗、轉進、退守上，乃至於丟了首都揹負屠城之辱，1945年抗戰即將勝利的時候，國民黨軍依舊在丟縣城，甚至有日軍剛把縣城攻下，次日就聽到了天皇的投降詔書，一臉茫然地開城投降的例子。好在隨着戰略密度的壓縮，國民黨方面總算守住了西南國土，不至於斷送國運。

**這個時候，再想着提升部隊的整體文化素質，晚了，忙着打仗呢。**於是在學習舊軍閥作風方面，他們再一次表現出了高超的天賦——抓壯丁，且在規模上非先前任何一個軍閥所能比較。這是他們自己的記錄：應欽所著《八年抗戰之經過》中，有《抗戰期間各省歷年實徵壯丁人數統計表》和《抗戰期中各省壯丁配額統計表》，據表中數據，抗戰八年全國各省實際徵送壯丁為1400萬餘名。

這還僅僅是徵兵一項抓來的壯丁，更多的，是被抓去義務修築軍事工程。蔣緯國曾在書中寫道：“凡屬軍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機場，均由民工以義務勞動方式，參加土工作業。八年抗戰各戰區工事之構築，軍用道路之開闢，被炸橋樑之搶修，以及敵軍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壞，先後所發動之民工，當在一億人以上。”

**壯丁自然是沒有什麼政策性保障的，抓去之後長官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便是，哪有心思先行進行文化教育和業務培訓呢？**且戰事吃緊，勞役繁重，這個時候在想利用勞動之餘的時間進行文化普及，顯然是更做不到了。

也沒人想做。因為那個時候，“國軍”的軍官們連保證壯丁們日常生活的軍餉都要剋扣，那還會有誰會特意額外增加教育投入呢？

這是當時的河南淮項師管區任代理司令李昭良的回憶：“……我當團管區司令也絕不侵犯下面的利益，就是説下面賣放壯丁的收入，我不會去分肥。我搞錢主要是從徵集費上下手。當時軍政部規定每徵集一兵發徵集費2元（後增至5元以上），我只發給鄉、縣一天的伙食費各2角，辦公費每兵5分；由縣送到團管區的伙食費按每60裏一天，每天2角。這樣每徵一兵約開支8角，剩下的1.2元就人了我的私囊。渭南九縣每月至少徵兵1000名，有時達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總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徵集的兵到達團管區後就可按月領薪餉。……倒填半個月的接兵日期，由接兵部門撥給我半個月的薪餉。起初每兵半個月的糧餉約值銀元5元。這樣每月我又有幾千元的收入。當然有時候這筆收入要與接兵部隊長三七分成。這些貪污技法，在當時還算是很憑良心的。既不克扣兵餉，又不背賣放壯丁的惡名。”

**但壯丁歸根結底也是人，經過國民黨軍方這樣一折騰，就不用談什麼士氣和戰鬥力了。**誰肯為如此折磨自己的人賣命呢？最後不得已只能用鐵鏈鎖、辱罵暴打、虐待式訓練等方式來讓壯丁們屈服。這就導致了大量壯丁外逃、傷病乃至死亡。

時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的蔣夢麟在1941年7月寫給蔣介石的一篇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報告中有記錄如下：

（一）“……沿途所見落伍壯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屍，躑躅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二）在馬場坪見一落伍壯丁倒外街旁，以電捧照之，但略舉目，已不能言語，翌晨死矣。（三）在離龍里縣城一華里公路旁，牛前十時左右，見一大黃狗在一死壯丁左臂大嚼。（五）據黃平縣長雲：‘有一湘人為電布擔過重安江時，遇解送壯丁隊，彼執，堅拒不肯去，故詐死。即掩坦路旁，東一足，鄉人恐為犬所食，重坦之。湘人蘇，送縣署，詢之，得知其實。’（六）黃平縣長檢得道旁卧病壯丁七人，送醫院治之，死其六，其餘一人病癒逸去。（七）據馬場坪醫生雲：‘有湘人十餘人，挑布擔迤邐而行，近貴定縣，遇解送隊，數人被執，餘者逃入縣城報告。適一卡車至，持槍者擁湘人上車，向貴陽行駛。湘賂之，被釋。方下車時，以槍擊斃之曰：彼輩乃逃兵也。’（八）據鎮遠紅十字分會長雲：‘分會有掩埋隊，見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將死而擊斃者。’（九）韶關解來壯丁三百，至築只剩二十七人。江西來一千八百人，至築只剩一百五十餘人。而此百餘人中，合格者僅及百分之二十。龍潭區來一千人，至築僅餘一百餘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級丈武官吏醫生教員，所言大致相同。（十）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臉，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鹹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事情其實已經很明白了，在最困難的時候，你無法要求一個對老百姓基本不講人權的隊伍予百姓以任何人文上的關懷，當然包括知識。

這就是為什麼在那個年代，中國的知識青年們會把延安作為某種聖地一般的存在了，因為延安能給的一切，在大部分國統區是無從尋覓的。

很多人覺得果國民黨軍隊的形象應該都是這樣的，

或者這樣的，

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從數量佔比分析，他們中的更多人其實是這樣的：

這樣的，

還有這樣的。

真實。

所以，對歷史的分析，一條大忌就是先入為主，將某些影視劇中的藝術符號代入現實中去。對於一些由慣性思維造成的固有印象，還是要抱着審慎的態度，多問幾個為什麼，去考證和查找，避免主觀的拔高、貶低等。直面過去並不是什麼不堪的事情，畢竟看到了過去的不堪，才能真正明白我們應該做什麼，如何才能避免犯錯。

實事求是，從來就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更何況，在那個充斥着不堪的時代裏，我們並不是那些製造不堪的人——相反，我們用拮据的資源做到了最好，未來，我們還會做到更好。這一點自信，我們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