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中華文明從擴張到內斂的分水嶺_風聞

中華民族，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到漢唐，一直是保持強盛的開拓勢頭。從衞青、霍去病擊敗匈奴，開拓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張騫出使西域，，開創了東西方交流之路，著名的“絲綢之路”，不僅是前人的榮耀，更是惠及後人的文明交流的通道，從印度的“佛教”東來，西域的文化藝術包括農作物等，無一不是從這條路走向了中原的腹地，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充分吸取了外來文明帶給中華文明的養料。盛唐開創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新高度，以徹底擊敗突厥為標誌，唐朝皇帝被周邊民族奉為“天可汗”。日本派出“遣唐使”，全面吸收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在宋朝之前一直都是“兼收幷蓄”，不排除外來文化，使中華文明在世界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從宋朝以後，中華文明逐漸走向內斂，以至於到1840年“鴉片戰爭”，使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中華文明更是岌岌可危。歷史的發展有它的發展軌跡，文明史也不例外。

中華文明從朝氣蓬勃的擴張，到逐漸走向內斂，直至到近代衰弱，宋朝無疑是一個分水嶺或是分界線。

   宋朝在歷史上，也有許多次可以重塑“漢唐”輝煌的時機，但令人遺憾的是，宋朝沒有抓住機會，以至“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

   一、思想的束縛，導致文明內斂或是衰弱的開始。

   宋朝的文化在經過五代十國的動亂之後開始復興，石鼓、嶽麓、應天、嵩陽、白鹿洞幾大書院再度復興，講學之風大盛，朱熹、程頤、張軾等著名思想家是上述幾大書院的常客。這些書院成為儒學復興的講壇。受學之風空前熱烈，有些書院人數多達3800人，藏書數千卷。不同學派甚至同門之間常常相互辯難，如朱陸“鵝湖之會”及朱陳“王霸義利之辨”。這一辦學、講學局面遠較當時的歐洲繁盛。伴隨着書院的興起，儒家文明在宋朝也出現了復興。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儒家的復興與漢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有着根本的區別。宋朝儒家文明的復興是由程朱倡導理學開始。這一學説是糅道、佛、儒於一體，它的基本精神是“內向、保守”的。理學一大特點是，即將儒家的倫理擱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觀之上，認為宇宙之構成包含天數之因果關係，而人之能為善，與“天理”相符。從而追求個體心性超越自身的有限感性存在，以達到“參天地”的不朽的形而上本體。這個本體是倫理又超倫理的，程朱理學發展的極致就是“存天理、滅人慾”。

   宋朝書院講授的理學，重在對現存的一切作合理化的解釋，這使它很快得到統治者的賞識，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以後科舉考試的內容都取自朱熹對儒家經典的註釋。這使得自由思想、自由思考成為不可能，這一結果的盛行逐漸扼殺了中國人的創造精神。對於知識分子來説，逐漸變成“死讀書、讀死書”，不知發展、變通的“書呆子”。真正禁錮人們思想的所謂“儒教”就是從宋朝程朱理學開始的。這種情況更影響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孔學的瑣細無意義的研究為主要內容，書院的學生在走向仕途時，不可避免地成為封建文化的衞道士。

   儒學復興以及由此而來的民族文化優越感和對傳統的執著，使得蒙古人雖入主中原，但是長期統治是不可能的，儒學的復興並且為明清兩朝帶來了社會相對穩定和百姓的相對安居樂業。

   然而，程朱理學的負面的影響則更大，自朱熹評註的儒家經典成為入仕的學子考試唯一根據以後，這一新儒學構成了帝國正統觀念，使得讀書人只能從儒家的經典中進行艱苦的無用功。其結果就是“用理性的補充和對原理的闡述加強了不斷增長的社會僵化”。斯塔夫裏阿諾斯作了一個比較，他説：“朱熹對中國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和阿奎那一樣，朱熹非凡的理解力和説服力，阻止了哲學的進一步發展。

二、政治的紛爭，導致了變革的流產。

   宋朝出現了許多大城市，手工業繁榮。柳永的詞：“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就是描寫當時杭州的市井情景。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更是描寫了汴京的繁華。宋朝的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很發達，財政上對外依賴已很嚴重。絲綢之路這時已經轉到海上，刺激了造船業的發展，廣州、泉州是有名的國際性貿易中心，來自東南亞、阿拉伯的商人云集與此。宋朝對外貿易是放任和支持的，由於北方民族的壓力，宋朝的經濟中心已經有了轉移，由北方的黃河流域，轉到了南方的長江流域。對外貿易的大發展一方面是路上貿易中斷之故，失去了河西走廊等的戰略要地；另一方面這個時期的福建廣東人很有些冒險精神，這也是福建廣東在海外的華人華僑特別多的緣故。當然，技術發明和經驗積累為航海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持，如指南針、船尾舵的發明，這使遠洋成為可能。中國的絲綢、瓷器、印尼的香料、寶石對歐洲社會的吸引是巨大的。這些經濟方面發生好的變化，又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如宋朝失去北方河西交通走廊及養馬地的外部壓力，就為王安石的變法提供了時機。

   1067年，新上台有志作為的宋神宗決定用王安石為宰相，在宋朝全面實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主要有三項：

1、  青苗法。青苗法是變法的主要方面。青苗法的主要內容，即政府在春季貸款與農民，

秋收後還貸款時附加20％的利息。這比起高利貸者索取成倍的利息，算是比較合理的，政府因此收入了大量利息。用貸款的辦法刺激經濟的增長，頗有點現代經濟的意味。

   2、免役法。王安石認為役法的改革，是“理財”的關鍵。免役法廢除了以前的按户等輪流充當州縣政府差役的辦法，改為由州縣政府出錢招人充役，然後費用再按户徵收。

   3、強兵法。對宋朝來説最為實際。宋朝軍隊有一百二十多萬人，佔總人口比例實在太高。軍費佔去國家財政支出的80％左右，但軍中又多有老弱者，真正的戰鬥力並不強。通過此法，裁軍30萬，既減少開支又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

   應該説王安石的變法是極有創造性的。王安石在變法初期，曾與歷史學家司馬光爭論，並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方針，實際上就是用國家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規模擴大，即使税率不增加，國家收入仍可增加。這和現代社會所採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減税促進經濟發展，藏富於民，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由於在變法過程中的種種失誤，比如，用人的失誤；一些決策時機的失誤；黨爭、朋黨之爭（黨爭、朋黨的名詞就是從宋朝而來）；特別是由於思想意識，特別是文化趨於內斂、保守，這時人們的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解放，使變法功敗垂成，趨於流產。

    王安石的變法如果成功，雖然未必建一如漢唐那樣的強盛帝國，也至少可以使宋、夏、金（再後是蒙、宋、金）三邊對峙繼續下去。變法的失敗，使建立強大政府能力的目標徹底落空，宋朝皇帝更加受到儒生的制約，正所謂“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就是這一政治特徵的寫照。1086年，變法在推行了17年之後，皆被廢除，這一年被稱為“元右更化”。王安石的政敵，歷史學家司馬光在重掌宰相大權一年就去世了。而王安石也在這一年帶着無限的悲涼，留下半闕傷心詞離開人世：“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

   再過十年以後，歐洲復甦的十字軍運動就要登場，歐洲的復興開始，歐洲就要登上舞台了。

每每看到這裏，想到這裏，寫到這裏，不僅仰天長嘆，悲夫！

   三、戰略要地的丟失，使中原王朝的發展，特別是文化的交流失去了外來的營養。

   地理問題導致了宋朝未能受到其他文化的的影響。任何一種文明都不可能孤立產生，歐洲、阿拉伯、埃及、波斯的文明及帝國都相互交錯，通過政治、軍事手段，文化彼此滲透。西方文明的發展就是受益於拜占庭、伊斯蘭及古希臘文化和中國的先進技術。在東亞之地，漢文化一直處於核心地位。它使周邊民族和國家受益，但外來文明則很少影響到它。

   唐以後，宋、明、清都不曾吸收外來文化，而自身的創造力也逐漸減弱。

   在整個東亞地區，以中原為樞紐，形成東亞的文明核心區，圍繞這個核心區形成以朝鮮、越南、日本等國為主的半邊緣區以及北方遊牧民族為主的邊緣區。隨着文化的擴散，周邊少數民族開始學習漢人的禮儀、儒家文化，制度上更是竭力效法。唐朝的衰弱以及遊牧民族的南侵，正是這一文化擴散及教化的結果。到了宋朝，這些邊緣區的遊牧民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已發展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吸收了漢人的經驗和技術，開始推廣農業，使軍隊可以經受持久戰。這一點已不同於完全的遊牧民族，如匈奴和突厥，這兩隻力量最大的遊牧民族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能進行持久戰，這是因為缺少糧食，一旦遇上旱情，或掠奪戰不能得逞，整個民族就會分裂；另一方面，他們卻還保存遊牧民族的作戰的迅猛和機動性的長處。比較突出的是，在冷兵器時代，對軍事勝負影響很大的馬匹，北方民族向來嚴禁向南方出口，在質量上比北方就差多了。北方民族還學會了宋朝的一些軍事技術，比如連弩、火炮等，他們大量掠奪漢人中的工匠，成為其軍隊的教官和技術指揮，因此在軍事裝備和農事組織上都優於宋軍。

   宋朝開國之時，就面臨三邊對峙的局面，在1004年檀淵之盟簽訂前的近一個世紀，宋朝與遼打過幾次大戰，並始終呈弱勢，之所以如此：

   一是，失去了河西走廊。在歷史上，中國強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樞紐的優勢，就必須控制河西走廊。這條走廊集戰略、貿易通道為一體，直接關係國運之衰盛。河西走廊失去一方面影響了對外貿易，另一方面在戰略上失去主動。漢唐都為河西走廊打了多年的仗，贏得了這一戰略走廊，從而形成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反包圍。

   二是，失去了幽雲十六州。公元936年後晉石敬瑭對遼稱“兒皇帝”，割燕雲十六州（包括長城以南一線的土地，連同現在的北京在內）給遼。這一帶是中原文明核心區的北方大門，從此北方門户洞開。北方民族視這一地區為戰略前沿，既可以練兵，又可以作為政治文化的試驗場，這一漢區成為北方民族長驅直入的跳板，鐵騎可直抵黃河。到了金崛起，乾脆立都中原。從遼金時起，這一戰略要地競壓迫北宋、南宋三百難不得抬頭。

   由於宋朝將防禦北方民族作為主要戰略目標，國家經濟實際上就是畸形發展的軍事經濟，是種擺脱不了一座兵工廠的命運。他的物質應當説是比較富足的。宋太宗時期就有大批軍用物資在庫房黴爛。神宗時期內殿庫房所積絹32庫都裝不下，又積20庫，直至腐爛。這些不但使得本不富裕的財政收入不能投放到經濟發展中，還造成了大批農民的破產，流民無數，加速了社會分化和對立，階級矛盾更加尖鋭，北宋開國不久，就爆發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宋朝及以後一千年，漢民族必須盡最大力量對付遊牧民族，國民產值用於防務而不是生產性投資。地緣政治壓力最終將儒家文明擠碎，喪失了在幾個關鍵時刻轉變的機會。

   偉大的中華文明有它的輝煌，也有不堪回首的衰敗。

   知史可以明志，我們研究這一段中華文明史，可以更好的發展、傳承中華文明，使我們的中華文明不走以前的老路。

 新時期的新的中華文明，正如浴火重生的鳳凰，也如懷胎十月的嬰兒，在中華大地母親的腹中，經歷着躁動，經歷着生產前陣痛，一旦孕育而出，必將震撼世界，給人類帶來新的希望！

參考資料：

1、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2、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3、中國大歷史

4、變亂中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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