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隆國強：美國“退羣”欲先破後立，意在重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_風聞

編者按：2018年12月29日，由金磚國家智庫合作中方理事會和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承辦的“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金磚國家智庫合作中方理事會年會暨首屆萬壽國際形勢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出席並發表演講。本文根據發言速錄整理而成，刊於1月3日環球網，原標題為《從三個不同維度來理解大變局，抓住新的戰略機遇期》。

**隆國強：**各位專家，各位同仁，大家好！非常榮幸來參加首屆“萬壽國際形勢研討會”，也祝願萬壽國際形勢研討會像建章同志説的可以萬壽。到了歲末年初，循慣例，大家都會給新的經濟形勢做個展望，剛才劉偉教授做了精彩發言，我很贊同。剛才閉幕的經濟工作會議，在表述國際經濟形勢的時候，用了“此時國際環境複雜嚴峻”這樣的描述。複雜在哪兒，嚴峻在哪兒？新聞公報裏並沒有展開討論。展望來年的經濟形勢，我認為，可能有幾個基本的特點：

2019年經濟形勢展望

**第一，增長放緩。**很多研究機構都做了綜合研判，剛才劉偉校長也説了，IMF這種國際機構預測明年全球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從今年的3.9%降到明年的3.7%，略有回落，應該説還是不錯的。

**第二，格局分化。**不同的經濟體增長狀況差別很大，美國今年的狀況非常好，雖然來年會有所回落，但應該説經濟狀況其實還是不錯的，除非它真的像有些機構預測的一樣發生了金融危機。但是有一些新興經濟體確實是增長乏力，既有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全球大宗商品、初期商品價格的回落，給很多依賴初期商品出口的經濟體造成了很大影響。價格回落以後，出口收入減少，它的匯率貶值壓力也很大。

第三，風險因素在增加**。**儘管總體來看2018年的增長情況還不錯，但風險也在積累，有幾個方面特別需要關注：

**1、全球債務性風險在上升。**有機構統計，現在積累的債務總額已經是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時的兩倍，當然，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分母也大了，但債務增長比分母增長要快得多。所以，在不同的國家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風險，高負債、高槓杆的風險都存在着，包括我們自己也在其中。

**2、美國高股價藴含的風險。**12月份還沒過完，到前天，累計12月份美國股市下降的幅度超過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最大的一個月下降的幅度接近15%。大家很擔心。有些金融機構預測美國2019年爆發危機的概率是60%，到2020年爆發風險的概率就更高，這都是需要我們高度關注的。在這種狀況下，美聯儲一加息，特朗普就很不滿，公開指責12月19日加息的決策。並且從2015年開始，聯儲已經連續十次加息。

3、因為美聯儲迴歸正常貨幣政策的決策，或者説是美國貨幣政策的調整，有很強的溢出效應，不僅僅是美國的股市聞聲回落，美國一加息以後，美國資產變得更有吸引力了。所以，資金跨境流動，更多的錢會從其他國家流到美國去。前兩個星期我去了三個發展中國家看了看，有些發展中國家確實壓力很大，前幾年鋪的攤子比較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搞外債，但國際收支本來就有壓力。其中某一個國家，出口額是200億美元，進口額高達500多億美元，逆差300億，它有很多勞工在外面，僑匯收入100多億美元，整個國際收支還差100多億美元，對中國這樣的大的經濟體來説100多億美元不算什麼，但對這些小經濟體來説，100多億美元是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所以，這些小經濟體將面臨着匯率貶值的壓力。匯率一貶值，它進口品價格一上漲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同時，前期借的外債到了還債期，現在沒有外匯去償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這個壓力是很大的。對我們自己來説，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去承攬工程，去對外投資，去出口開展貿易合作也是要高度關注這些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收支風險的。那些企業在那裏搞工程承包，掙了錢卻買不了匯出去，因為它會有很多的臨時管制措施。所以，它的第三個風險是溢出效應帶來的，新興經濟體國際收支的風險。

4、美國貿易政策的風險，去年開始，美國和很多國家發生了貿易衝突，我們更多關注的是中美雙方的，其實不限於中國。當然，影響最大的，毫無疑問是中美貿易衝突，這是兩個最大的貿易體，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最大的貿易體（中國）和第二大貿易體（美國）之間的衝突。這個排序雖然分一二，但是都是一回事。它的影響不僅僅在於中美雙邊貿易，對全球生產價值鏈穩定安全運行都是非常深遠的。

美國貿易政策除了加税，打貿易戰，逼別人開放市場，進行貿易結構性改革之外，他在試圖重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剛才劉校長講美國在“退羣”，但大家一定要看到他在“退羣”的同時在推動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向對他更有利的方向進行調整。退羣放在長一點的時間看，叫“先破後立”，退不是目的，威脅退出WTO也是要逼着WTO去改革。退出NAFTA導致重談了美加墨的自貿協定。所以，退羣只是手段，目的是重構一個美國認為對他更加有利的全球治理體系。

所以，從國際經濟形勢來看，確實就像中央説的，短期來説是複雜、嚴峻。從我們自己保持增長角度來説，“三駕馬車”其中就有一個出口，明年的出口下行壓力是相當大的，不管是已經開啓的中美貿易談判，談判結果怎麼樣，即便談得挺好，但是看一看2018年1-10月份的出口，整體出口，對美出口都是兩位數的增長，似乎不受中美貿易衝突的影響，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們輸美的商品是搶在美國加税之前，叫“搶單出口”。所以有些沒有賣掉還存在美國的倉庫裏。等到來年基數就會上漲，還有很多存在倉庫的東西要去銷售。所以，即便我們明年談判談得很好，出口增長本身下行的壓力是客觀存在的。當然，如果談得不好，那影響就更為長遠。我們希望雙方按照原來的共識，達成最大公約數的協議，這不僅是對中美雙邊合作非常關鍵，其實對全球都有影響。

理解大變局的三個不同維度

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國際經濟環境下，光看眼前似乎挑戰很多，我們就想，應該怎麼看待這種變化，一是要放在更長的時間來看當下，二是把中國放在世界格局下看，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當下，就是習主席講的，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影響這個“大變局”的因素很多。我認為，其中有三個特別重大的因素，也是我們理解這個大變局的三個不同維度。

**一是新技術革命。**像歷史上每一次大的技術革命一樣，這是國際格局洗牌的根本因素。而新技術革命是和工業革命媲美的一場巨大的工業革命，而不是工業革命以來每一輪小的工業革命，什麼電力革命，蒸汽革命，化學革命。它是劃時代的。因為這次的技術革命會帶來很多新的變化，國際格局必然要進行調整。

**二是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全球治理體系應是適應全球的技術、貿易、投資、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調整的，經過前20-30年經濟全球化的高歌猛進，全球化、各項指標都是快速推進的。2008年經濟危機時，基本的指標，貨物貿易增長速度比GDP還低；服務貿易也不高，跨境投資在徘徊不前。現在是全球化的調整期，高歌猛進的全球化會帶來很多好東西，但也帶來很多衝擊，各個國家都需要消化它負面的東西，其中最大的就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需要解決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以增強全球化的包容性。

相應的，全球治理體系一方面有不適應的帶來的問題，例如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數字經濟怎麼來規制它，數據的跨境移動需要有新的國際規則等等；另一方面還有很多全球治理本身的問題，像WTO談判功能弱化，決策低效等等一些地方，這都會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變。加上美國人覺得不滿意，覺得不夠好，他們在主動推動美國的改革。所以，在更長一點的時間會看到，現在我們處在一個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變革的時期，這個制度沒有定型，正在演變，演變成什麼樣，取決於多方博弈。但方向我個人認為是確定的，你看到會有一些回潮，但是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是不會逆轉的，否則全球化就真的逆轉了，因為它後面是生產要素在全球配置，它要適應這種內在要求。歷史的進步從來不是一條直線，它總是走的“之”字狀，螺旋式演進。所以，全球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也會一樣的，沿着一個大的方向，大河東流，還有迴流的時候，往北流、西流、東流的都有，但這不是大的方向。

**三是大國博弈。**集中體現在美國守成大國和中國新興大國結構性矛盾。兩個大國之間的博弈一定會在各個層面上顯現出來，中美貿易衝突只是中美結構性矛盾的集中反映，一個層面，但不是全貌。所以，中美貿易衝突，我覺得有其必然性、長期性和全面性。我們希望通過談判來溝通和協商，但大家千萬別一位談完了，達成一個協議，這個事情就全解決了，不是那麼簡單的。日美貿易衝突打了幾十年，中美貿易衝突可能也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彼此相互協調。

戰略機遇期的內涵與條件發生了改變

在這樣的背景下，短期來看確實非常複雜，充滿了變化，這個變化是充滿了挑戰，尤其對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來説，挑戰是很多的，外需不足，這是大家都遇到的，但對於出口大國來説挑戰更突出。還有針對中國的，我們自己的國際分工地位在變化，出口在全球分工的地位面臨着前後夾擊，勞動密集型的很多新興經濟體在追趕我們，越南、印度、來跟我們開展競爭。我們升級的時候又面臨着一些發達經濟體在高端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固有市場的挑戰，格局打破才能取得新的市場地位。

當然，還有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來自於守成大國和其他小國對所謂中國崛起的擔心，即看到你的機遇又看到你的威脅，説明“中國機遇論”和“中國威脅論”交織在一起帶來的複雜國際環境，這些都是挑戰，需要我們特別靜下心來好好地研判，審慎地來應對。同時，我們還要看待另外一個方面。在變化的國際環境下，它有很多新的機遇。這就是經濟工作會議，為什麼總書記專門花了很長的篇幅講戰略機遇期。就是要看到變化的世界，它的機遇和挑戰是並存的，而且有時候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從經濟發展角度來説，新技術革命毫無疑問是一個彎道超車，後來居上的機遇，目前來看，中國的數字經濟僅次於美國，可能還要走在前面，我們要更加發力，在這方面實現彎道超車。歷史上每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毫無例外都是靠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才能真正實現趕超，這是給我們的一個歷史性的機遇。還有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熱潮，對中國來説是個機遇，它不僅僅是我們去承攬工程，最重要的是把中國的設備，中國的這些企業從EPC到BOT等等，它的管理，甚至很多地方把中國的標準都能夠帶出去。所以，它有很深遠的意義，對我們整個出口結構的升級，對我們提升在全球分工地位都是有很深遠的意義。

中國自身，從中等收入跨越要進入高收入，我們把它表述為從高速增長到邁向高質量發展，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是要創新，創新靠什麼呢？關鍵要靠人才，我們自己有很多人才，每年培養800多萬大學畢業生，同時還要用好國際性的人才。這些年國際人才加速向中國匯聚，每年歸國留學生，2004年的時候是2萬人，現在有40萬人，這是其中的一個縮影。這對我們用好全球創新人才來建設一個創新型國家是個機遇。

以前我們外匯短缺只能靠引進來，現在還有一個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大幅度提升。我們搞創新研發，可以把人吸引過來。如果有人不願意來，覺得北京的霧霾太重了，孩子教育，學中文太難了。我們可以把研發中心建到他的家門口去，我們可以到海外併購研發中心，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以後，我們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已經大幅度上升。和10年前、20年前相比，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變了，新的挑戰來了，但是新的機遇也變了，有了很多新的機遇。

所以戰略機遇期的內涵與條件發生了改變，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剛才劉偉校長講，要尋找中國發展的確定性。從參與全球經濟角度來説，我們一方面要在短期內看到這麼多的挑戰，要小心翼翼地迎接挑戰，化解這些困難；另一方面還要以更加自信的心態，通過調整我們的政策和戰略，用更加開放，更加自信的態度抓住這些新的機遇，這樣才從根本上能化解這些挑戰，來保持我們一個平穩的增長，最終實現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