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情結：台灣社會心理變遷的軌跡_風聞

台灣社會中存在在一種受害人情結。

在這種情節之下，台灣人認為台灣天生處在歷史命運捉弄之下，台灣人一直被內外強權玩弄於鼓掌之中，總覺得自己要被他者加害，周遭發生的一切對不起打拼的台灣人民。

2014年3月的太陽花運動，讓很多人印象深刻。大多數大陸人在看待服務貿易協定時，會覺得是一份百利而無一害的經貿協定，大陸在其中頗有讓利，但台灣的激烈反應令很多人困惑，反中的情緒建立在“國家主權”淪喪的憂心忡忡上，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恐懼和反感具現無遺。但太陽花運動僅僅是台灣社會恐懼的一個案例，大到國際社會交往，小到陸客來台，各種陰謀論此起彼伏，台灣人認為台灣處在人為刀俎的悲慘境地，台灣社會中湧現出一種被大國毒害的悲情情結，中國是萬惡之源。

其實這種被害情結不僅針對大陸，同樣也反應在民眾對政府和國民黨的態度上。自國民政府光復台灣後，無論是歷史上的“二二八事變”、威權統治，還是最近的服貿黑箱和食安風暴，讓台灣民眾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憤世不平，甚至有“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中央研究院”吳介民在《第三種中國想象》中，對國民政府有“類殖民政權”的評述，這反映了一些台灣人對“中華民國”是個外來政權的認知，在這個認知基礎上的邏輯，自然而然地認為國民黨一直在加害台灣人民，破壞台灣的社會。

台灣社會被害情結的根源在於台灣羣眾對本土化和台獨訴求，這讓他們在對事物的評價上更傾向從一個自我和獨立的立場出發。台灣形成被害者的社會心理有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至少在15世紀以前，台灣仍然是一片蠻荒之地，這個時期前的台灣居民是從上古時期遷移而去的原住民，他們分散在台灣的各個角落，人數不多，文明程度也不高，未形成某種完整意義上的社會組織形式，也談不上社會心理的形成。雖然在明朝時期，開始有大陸居民出現在台灣島上，但多是流寇海盜，組織鬆散，中華文明也並沒有影響到台灣島的文化取向。總體而言，台灣封閉和愚昧，社會心理處在缺失狀態。

史書記載大陸最早在三國時期，便有衞温東訪的接觸，但中央王朝其實一直沒有對台灣有效控制。元朝時期雖有設置澎湖巡檢司，管轄範圍也未囊括台灣島。台灣第一次出現有組織的社會單元，是從西班牙和荷蘭進入開始的，並且後者最後取代了前者，成為了台灣地區最早的統治實體。荷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西方化，荷蘭人通過火槍和聖經，將原住民拉入西方概念的社會，這是台灣社會建構的最早推力，台灣也產生了最早的殖民記憶。

1661年，鄭成功進軍台澎，驅逐荷蘭，台灣進入明鄭時期。隨鄭成功而來的東南沿海十萬軍民成為了台灣社會的主體，這也是中原社會第一次完整意義上在台灣落户紮根。清朝時期，福建和廣州沿海的上百萬的大陸居民偷渡到台灣，在台灣構建起了後來成為台灣本土化實質內容的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中華子文化社會。清廷也以科舉和官僚體制籠絡台灣地方精英，出現了一批和朝廷有緊密聯繫的地方豪強，如赫赫有名的台中霧峯林家。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聯接過程中，中華文明成為台灣主流文明，一個穩定的華夏式社會結構出現在台灣，大中國的自負與驕傲也成為台灣人的社會心理，這也是台灣後來抗拒日本的文化根源。

19世紀末的台灣在建設上要比日本發達，日本隨軍記者也對台北府城的繁華和井然有序讚賞有加。《馬關條約》後，這種由天朝上國淪為蠻夷統治的強烈心理落差令多台灣人無法接受，傳統知識分子拒絕剪辮，一些豪門望族直到台灣光復，也依然保留故國衣冠。日據的50年時間裏，大大小小抗爭不斷，日本也以高壓手段管控台灣社會。軍事上堅決鎮壓及屠殺起義人士，政治上將台灣人劃歸二等公民，生活上利用龐大的警察體系滲透台灣社會，文化上進行皇民化教育。台灣社會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了當受害人的滋味。這一時期，台灣社會還未產生標榜自己獨特性的本土化訴求，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統一在大中華文化下，成為抵抗日本殖民的旗幟。

台灣光復後，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接收是歡欣鼓舞的態度。但這種情感在“二二八事變”中出現了動搖。其實在日據時期，部分台灣人的心理已經出現了矛盾。在日本看來，台灣是支那一支，不予重用。在中國看來，台灣人是日本的間諜，心中有所提防。吳濁流在小説《亞細亞的孤兒》，以主人公胡太明的遭遇，陳述了當時遊走於中國和日本之間台灣人“裏外不是人”的尷尬境遇。“二二八事變”是外省族羣和本省族羣之間的第一次對抗，本省人醒悟到熱切期盼的“祖國”並不是想象當中的樣子，台灣本土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政治取向。儘管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對本土化和台獨持續進行打壓，但重外省，輕本省的政治社會秩序，不斷助長台灣的本土意識，本土化訴求一直是“黨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白色恐怖是台灣人對那段歲月的描述，台灣人被“流亡政府”納入另一個高壓社會體系下，許多人含冤枉死，自由與人權受到嚴重侵害。

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以中國正統自居，西方社會也承認“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台灣恢復了中華社會的結構，台灣人在社會心態上也以大國國民身份而驕傲，在90年代初的台灣學術作品中，還可以看到台灣人指點江山，引領世界的豪邁氣魄。這種自負心理對被害妄想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但這種社會心理的基礎是虛妄的，是國民黨強制輸入的結果，台灣人一輩子未見過長江黃河，卻一定要奉若神明。中華文化的恢弘體量其實不是分離後的台灣所能承載的。

民主化運動之後，李登輝和陳水扁推動“去中國化”，提倡“本土化”，出於政治目的的考量，大肆渲染“二二八事變”、“白色恐怖”，撕裂社會。本土化無節制的深入最後就會成為國家獨立傾向。台灣與中國體系漸行漸遠，更多的台灣人覺得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存在，現在的台灣人是歷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結果。然而台灣的願望卻遭遇了大陸崛起的大變局，中共對台灣的壓倒性優勢和美國在台海的左右逢源，又再次摧殘了台灣人的自尊心，變成了現在台灣人在內外受害的悲情。

這種受害人情結導致的結果除了“反中”、反政府外，還包括對外部世界交往的看法。台灣四面環海，地處海上交通要衝，地緣上決定了台灣對世界擁抱的姿態，然而受害人心理作祟，使台灣在21世紀後的全球化進程中逐漸落伍，台灣人在對外交往上畏首畏尾，關注自身勝於走向世界，據台灣行政院經濟部的統計，台灣未加入任何遠東地區的FTA中，是真正的“亞細亞經濟孤兒”。在受害人情結的思考下，台灣的出現的經濟困境，第一時間要推給中國及台當局負責，第二要表明台灣所處在的值得同情的弱勢地位。台灣就在這種循環往復中，淪落為“四小龍”吊尾車。有識之士，甚至有綠營學者奔走相告，但仍難挽大局。受害人的心態，使台灣社會在結構上變得更封閉，心態上對未來缺乏足夠的信心，在全球化的深入中，終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塊自娛自樂的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