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買來了和平？施展的理解有錯誤_風聞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網上看到了施展發表在2017年第3期的《讀書》雜誌上的文章，題目是《大宋的幽雲十六州》。不過，看完之後的感覺卻是大失所望。

這篇文章的前八段是在介紹宋朝的文化如何繁榮，科技如何發達，順便提出問題，最後六段是在解釋遼國與宋朝的關係，中間部分基本上就是在介紹《危險的邊疆》這本書的內容。最後六段基本上就是在前面介紹的《危險的邊疆》的基礎上自己進行的發揮。但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問題，有些是事實錯誤，有些是認識問題。這裏撮要揀出三個稍作討論。

宋朝的繁榮不是因為自由

前面八段都是介紹性的內容，大多數沒什麼值得説的。但其中有一點是他自己解釋為什麼宋朝經濟為什麼繁榮，完全錯誤。他説，宋朝的經濟繁榮是因為自由。其實完全不是，宋朝的繁榮和自由完全沒什麼關係。宋朝的繁榮來自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也就是從中晚唐一直持續到五代十國的對廣大南方地區的開發，尤其是東南和西南部分。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大規模、長時間的分裂和戰亂，都會使大量中原地區的漢族農民向邊疆地區遷徙，而伴隨着這種遷徙的，則是對那些從前的窮鄉僻壤、荒山野嶺的開墾和建設。比如漢朝的時候，南方就比較荒涼，漢族人口比較少，開發程度比較低。經過東漢末期的戰亂和三國時期，南方的開發就前進了一大步。在經歷了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之後，到隋朝統一之後，隋朝馬上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

所以説，中國歷史上的每次分裂都是在為下一次的統一做準備，而且每一次分裂之後都會使統一的水平提升一大步。同時，每一次分裂，都是對邊遠地區的一次大開發，都是中原農耕文明向周邊地區的擴展。而只要一個新崛起的王朝完成國家統一，就等於收穫這些開發的果實，經濟水平也會前進一大步。

今天的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南部和西部，這些地方在中晚唐的時候還在開發，但總體而言仍然並不發達。而在經歷了中晚唐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分裂之後，這些地區都進行了比較充分的開發。宋朝統一之後，這些地區都被納入了宋朝的版圖，雖然宋朝疆域和漢唐強盛時期相比一直不大，但人口規模卻遠遠超過漢唐，就是這個原因。因為開發的地方更多了，能夠負擔的人口規模自然也會上一個台階。

比如福建，之前的開發程度一直很低，經濟上不發達，文化也落後，所以政治地位很低。但因為中晚唐到五代十國時期，福建既遠離中原戰亂頻仍的地區，在南方有僻處一隅，所以外部環境相對安定，開發程度就比較高了，無論文化上還是經濟上，都有很大幅度的進步，政治地位也相應的水漲船高。尤其是入宋以後，出過多位狀元，進士更是層出不窮。

這些原本分別進行開發的地區在分裂結束之後，融合為一個更大的共同體，物資、人才和技術交流更加充分，自然容易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所以，宋朝雖然在軍事上並不算強盛，但經濟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加上宋朝在政治制度上進行調整，保持了比較長時期的和平，各地經濟一直處於比較平穩的自然增長狀態。

所以説，宋朝的繁榮完全不是因為宋朝比之前自由，恰恰相反，宋朝是一個新的開端，這就是中央集權體制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遠遠超過之前的任何一個朝代。而且，宋朝的税負相對來説也是比較重的，甚至連每個王朝開國初期常見的那種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時期都沒有經歷過。

長城並非農耕與遊牧的絕對分界線

介紹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和巴托爾德的《危險的邊疆》這部分，大體來説問題不大，他們説得對不對，自有專業人士評斷，在這裏不多説。但施展即便是在這裏，也有些地方是明顯的誤讀。比如他在提到長城作為遊牧地區與農耕地區的分界線的時候説：“四百毫米等降雨線，其地理分佈大致就是長城。越過長城以北若還想活得下去，必須遊牧化，否則是死路一條。”這個判斷就很武斷，而且和拉鐵摩爾的意思剛好相反。

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裏一直在強調的並不是長城作為分界線的作用，而是一直在説，以長城為中軸線的一個寬廣地帶，是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相互交流的地帶。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則把這個區域稱為遊牧區和農耕區之間的緩衝帶。這個地區既可以農耕，也可以遊牧。至於究竟遊牧還是農耕，當然取決於具體的實際力量對比。

大體來説，中原王朝比較強盛的時期，漢人就會遷徙到這裏，變成農耕區，中原王朝衰落，遊牧民族政權強盛，佔領這個地區，就會變成遊牧區。從這個意義上説，這個區域也可以説是一個搖擺地區，誰控制就可以按照誰的生產方式進行改造。比如河套地區，趙武靈王進行軍事改革之後，佔領了這裏，就變成了農耕區，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時候，無暇北顧，匈奴又佔領了這裏，就變成了遊牧區。秦末天下大亂，匈奴又佔領了這裏，一直到漢武帝時期，漢朝才又北逐匈奴，重新奪回。

所以説，長城線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分界線，而是一個大體的分界線。即便是在長城以南，有些地區也是可以變成遊牧區的。比如東漢和三國時期大量遷徙匈奴等內附民族進入今天的山西境內，匈奴人也並沒有馬上完全變成和內地漢人一樣的農耕民族，其中相當一部分地區就變成了遊牧區，他們也保持着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金和蒙古在佔領中原地區時，也同樣曾經把大量農田變成他們的草場，蒙古甚至在江淮和長三角地區都劃設過草場。元朝時在中原農耕地區各地鎮守的蒙古軍隊，也都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並沒有完全漢化，一直到元朝滅亡，明朝崛起，流落在南方和中原地區的蒙古人才逐步與當地漢人同化。

同樣的，即便是在長城以北地區，當漢人政權比較強盛的時候，能在長城以北建立穩定有效的統治，也一樣可以把一部分地區變成農耕區。比如今天的河北北部、內蒙東南部、遼寧西部這個地區，在戰國時期，燕國就曾經佔領這個地區，並將之變成農耕地區，一直到匈奴崛起，才又重新奪回了這個地區，重新變成遊牧區。而這個區域也是歷史上遊牧民族政權和中原漢人政權在歷史上多次進行過爭奪的區域。實際上，即便是被遊牧民族佔領的時期，只要他們能夠擄掠一部分漢人，也會讓他們在一些適合農耕的地方為自己種地，並不完全用被擄掠的漢人充當奴隸。

比如南疆的維吾爾人大多數是農民，而準格爾是遊牧民族，準格爾強盛的時期，就曾擄掠大量維吾爾人，強制遷徙他們到伊犁河谷地帶，讓他們為自己種植糧食。一直到清朝消滅準格爾，才將這些維吾爾人釋放回南疆。

施展這篇文章所談的主題，也就是宋朝的幽雲十六州的問題，實際上就與此有關。因為唐朝不修長城，所以在邊疆地區大量屯駐軍隊，其中包括唐朝前期吸納的大量遊牧民族軍隊，其中既有從中亞來的粟特胡人，也有從東北來的各遊牧民族。因為這一地區長期處於胡漢雜居的狀態，所以當地的基層社會組織也逐步發生了變化。因為胡人在當地仍然保持着部落狀態，而在當地要直接與他們進行資源競爭的漢人也逐步變成類似部落的小團體。尤其是在安祿山專制河北之後，這一趨勢更加明顯，與內地編户齊民的基層組織方式越來越不同，而越來越接近遊牧民族。

所以，到安史之亂的時候，幽雲十六州地區就已經和內地很不相同，不僅是政治上，包括軍隊的主體和組織體系，基層社會組織體系，都已經相當胡化了。因此，安史之亂結束後，雖然唐廷多次試圖重新控制這一區域，但都未能成功，最終不得不承認現實，將河北視為化外之地，不再想重新在這裏建立起有效控制的事情了。

在這個意義上，石敬瑭為了當上皇帝而向契丹求援的時候，承諾放棄幽雲十六州，從當時只能控制中原一些地區的政權來説，這其實是一個相當便宜的買賣。因為從後梁、後唐開始，這裏就都不是中原能夠有效控制的，始終在契丹和內地之間搖擺，而且更多的時候傾向於依附契丹。石敬瑭所作的，只是承認現狀，承諾將來即便當上皇帝，也不會尋求重新控制這個地區。從石敬瑭的角度看，既然從中晚唐開始，這個地區就已經失控了，他又何必去為這個事情費勁呢？

因此，雖然按照巴托爾德在《危險的邊疆》一書中的説法，遼國確實建立了一個既控制一部分農耕地區，又控制草原地區的帝國，所以表現出了比之前的遊牧帝國更強的政治穩定性。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遼國這時候控制的農耕區並不只是幽雲十六州，也包括今天的內蒙東南部、河北北部和遼寧西部。而幽雲十六州地區的漢人，此時在生產生活方式上和文化上都已經與內地差別很大了，所以對內地的認同程度其實並不高。

從來沒有買來的和平

這篇文章的最後六段是作者自己的發揮和闡釋，但這部分的問題最大，許多簡單粗暴的論述讓人不知從何説起。其中比較典型的，比如説岳飛的岳家軍近似私人軍隊，岳飛是軍閥，這個説法就很不可靠。實際上，在南宋初期的四鎮張俊、劉光世、韓世忠和四川的吳氏兄弟之中，其他人都可以説有把軍隊變成私屬軍隊的傾向，最不可能的就是岳飛。原因很簡單，岳飛崛起的過程始終離不開宋高宗的大力扶持，岳飛也最不可能變成軍閥。

但更重要的還是作者在這裏的主要論證思路，也就是北宋和遼國、南宋和金國之間先後確立的“購買和平”的政策。確實，在宋遼澶淵之盟後，雙方基本上達成了和平態勢，宋朝每年給遼國歲幣，遼國則承諾不主動進攻北宋。南宋與金國也在紹興十一年之後議和，南宋每年給金國歲幣，金國放棄消滅南宋的企圖。但這並不等於説，這之後一段比較長的時期的和平就是購買來的。

恰恰相反，如果沒有澶淵之盟前北宋與遼國的多次戰爭達成的均勢，如果南宋軍隊不能有效抵抗金軍南下，遼金都不會這麼輕而易舉的就放棄進攻。在澶淵之盟之前，宋遼雙方曾發生過多次大戰，宋太宗還發動過大規模的北伐，試圖奪回幽雲十六州，只是沒成功。但同樣的，遼國的多次主動進攻，也在宋軍的頑強抗擊之下，並未突破宋軍的防線。即便是在澶淵之盟之前，遼國幾乎傾國來犯，也是在宋軍初戰得勝，挫敗了遼軍初期的攻勢之後，才迫使遼國接受了澶淵之盟。

在這之後，一直到徽宗亡國之前，宋朝沒有主動進攻遼國，但遼國卻曾多次主動進攻宋朝，尤其是在宋朝與西夏之間的戰爭初期，宋朝接連失利之際，遼國就曾有過大舉南下的意圖，只是在宋朝的外交努力之下，同時宋朝也穩住了西北防線，讓遼國無機可乘，最後才讓遼國同意了把歲幣增加三倍就結束了這次趁火打劫的敲詐。

而北宋為了維持這個脆弱的和平局面，因為沒有幽雲十六州的地形可資利用，只能在幽雲十六州以南的平原地帶堆砌人肉長城，也就是在河北駐紮重兵集團，以此來防禦遼國可能的進攻。這個成本也相當高昂，讓宋朝的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宋朝開國時期到宋太祖去世，禁軍數量只有二十多萬人。而到了北宋與西夏戰爭爆發的時候，在河北的宋軍數量已經達到了三十多萬人的規模。這還不算河東地區的宋軍。加上西夏戰爭爆發之後宋朝在西北地區大舉增加軍隊數量，到北宋滅亡時，宋軍數量已經達到120萬人的規模，而當時的所謂禁軍都是招募來的軍人，是要以財政發餉進行供養的，其財政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南宋與金之間的情況與此大致相同，只是南宋與金之間的邊界線因為有秦嶺淮河一線這個天然的分水嶺，相對而言在防禦上更為有利一些。但既便如此，在與金國議和之後，南宋也一直維持着規模非常龐大的常備軍，以防被金國偷襲。實際上，在議和二十年之後的紹興三十一年，金國就出動六十萬軍隊，大舉進犯南宋。而在孝宗之後，南宋也主動發動過幾次北伐攻勢，只是每次都沒有什麼進展，最後仍然只能以議和結束。

所以，無論北宋還是南宋，稍微理性的人朝廷大臣，尤其是執政級別的名臣，始終都非常清醒的認識到，能戰始能言和，如果戰不能勝，和戰主動權完全操於敵手，就根本不可能和平，危亡只是朝夕間事。無論是主持澶淵之盟的寇準，還是南宋初期的趙鼎等人，對此都認識相當清楚且深刻。

所以，即便是在和平時期，宋朝在軍事準備上也並不是立足於防禦，而是要立足於保持自身進攻能力。也就是説，自己的實力不僅要讓對手知難而退，不敢輕易的主動進攻自己，而且還要讓對手認識到，一旦主動進攻失敗，還有可能陷入全面被動的局面，才有可能與對手達成均勢。只有當自己有能力對敵人發動主動進攻的時候，無論和平還是戰爭，才能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沒有戰術上的進攻能力，就不可能有戰略上的均勢，也就沒有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