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我親歷的中俄建交70年_風聞

（文/文匯報記者 李念）

馮紹雷是蘇俄問題專家，1982年留校在華東師大蘇東研究所工作。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起，恐怕在上海學術圈就無人不知，國際問題愛好者對他也多有聽聞。

10多年前，記者在文匯報國際部任職。第一次採訪他，是在2001年5月。馮紹雷講述普京娜（普京前妻）如何代表普京總統，向他所在的俄羅斯研究中心捐贈300冊書籍；第二次在同一年。時任人文學院院長的他，請記者採訪提出“軟實力”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名動一時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約瑟夫·奈；第三次是2014年。記者邀請時任周邊研究中心主任的他，擔任第79期文匯講堂李肇星主講的對話嘉賓，討論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中的新理念；最近一次是2017年。他邀記者參加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的內部講座。回想起來，作為華東師大的終身教授，馮紹雷的學術視野相當廣泛，美國、歐洲、印度、日本，多有所涉，且非蜻蜓點水。而體現他俄羅斯研究實力的一個身份，則是他在俄羅斯瓦爾代會議所擔任的學術委員會成員。從2006年開始，他保持了與普京總統的直接溝通和對話。

12月22日，記者約訪馮紹雷。他居然拄着枴杖，因為頸椎和腰疾都在向伏案寫作的他發難。這次和記者所談，多半是國際關係研究的大寫意，關乎西方、俄羅斯與中國三種文明的不同敍事，從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到文明史。“要講好中國故事，恐怕，同時也須講好俄羅斯故事。”俄羅斯這個命運多舛的文明體，始終牽動着馮紹雷：無論在專業研究、還是在價值關懷上，在他看來，中國的發展軌跡中，有着蘇俄的影子。其間既有財富，也有警戒；不僅有着地緣政治的先天關聯，更折射出非西方文明發展路徑的後天共性。

一、新中國的17年：求學時代的豐富與迷茫

作為新中國的同齡人，馮紹雷每每應外國同行講述自己年少經歷時，他們便會驚訝又羨慕地説：你的成長史就是共和國的歷史啊。回味起來，特別是在1962年之後開始在格致中學的求學時光，無論陽光的温暖，還是求索的迷茫，都使得馮紹雷無限感慨。

給蘇聯大學生寫封信

和當年很多的上海家庭一樣，生長於斯的馮紹雷浸潤于都市的文化薰陶之中。略有不同的是，他自小耳濡目染於家長們對文史的偏好中。年幼時節，他被祖輩領入蘇州評彈的書場，幾乎聽遍了當年彈詞名家們的吳儂軟語。而父親酷愛京戲，曾受過不少名家的指點，他不光收藏京劇唱片，家中還有成千上萬冊的文史類圖書。每年暑假，按父親的佈置，馮家兄弟的頭等大事，就是要花好幾周整理圖書、編制目錄。少年有緣坐擁書海，自然造就了他此後求索於文字的樂趣。而京戲和評彈，一南一北這兩門看似不同、卻暗通款曲的藝術樣式，也成為馮家子弟的天然審美老師。

1962年，馮紹雷考入格致中學，“此生之幸！”這座近140年的老學校，課程設置完備，師資力量雄厚。語文老師中有晚清狀元和帝師後代，體育老師乃為歷史悠久的東吳體專碩果僅存者，音樂老師繫上音鋼琴系的高材生，美術老師則是留日海歸。連當時來自華東師大的外文課實習老師的温良敬業，也給少年馮紹雷留下深刻印象。課餘，他是格致中學籃球場上的控衞，當年初中校隊獲得了上海市第四名。至今説來，還令人津津樂道。

格致中學校隊，前排左三為馮紹雷

求學時代的美好記憶，不少有關蘇聯。五十年代後期，中蘇友好大廈（現在的上海展覽館）開設了蘇聯巡迴派的油畫大展，列賓、蘇里科夫等巨匠的作品，深深峻刻在了這代年輕人心坎。在格致初中，馮紹雷是俄文課代表。他記得，當時還有機會與蘇聯大學生通信。每當收到來自異國的既陌生又親切的信件，心中十分温暖，少年對於外部世界的想象力不由滋生。

一方面是愉快地學習、鍛鍊和社交，另一方面，國家大事也衝擊着少年的心靈。自記事起，上海正進行着轟轟烈烈的公私合營改造；1958年的大躍進，在他小學的操場上，也架起了小高爐，大家蒐集各種鋼鐵殘片扔入，熊熊燃燒；1962年，馮紹雷擔任着少先隊宣傳委員，當他按要求在黑板報上描畫“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口號時，只覺氣氛凝重；1964年的某一天，全班同學一起收聽廣播：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蘇聯的赫魯曉夫被揪出來……；1966年夏秋，和很多人一樣，他整天擔心的是，已被判為“封、資、修”的家中父輩的文史收藏會否被毀於一旦。

真可謂：養育難忘家國恩，少年也識愁滋味。

在北京看見了毛主席

1966年10月下旬，他和4位格致男生外出串聯。本想一路走到北京，但步行到南京，就花了11天。聽説12月8日那天，將是毛主席最後一次接見知識青年。於是四人一合計，便扒了北上的火車，來到北京。當時各地赴京的學生都被安置在西郊軍營——北京軍區在八大處駐地，幾乎天天軍訓。但是，解放軍帶隊幹部對學生很好，照顧周到。12月8日凌晨4點，大家被從睡夢中叫起，摸黑排着隊，連鞋帶也不能繫上，步行到了西郊機場等候。馮紹雷回憶那天場景：下午4點光景，從機場一側，呼喊聲像潮水一樣席捲過來：“毛主席來了，毛主席萬歲！”當時，狂風大作，亂雲蔽日。然後，數十萬人潮伴隨着歡呼聲滾滾而來。馮紹雷的隊列所處正是上坡，毛主席的車開得比較慢，所以看得很清楚。“落日餘暉之下，灰濛濛的沙塵之間，我只看見一個高大身影，遠遠高過其他人，紋絲不動地站在那輛吉普車上，兩手扶着車身的握把，猶如鐵塔一般，神色凝重而威嚴，我只覺得萬分幸運，而又有一種難言的神秘感。”

文革中期1970年之後發生的一連串大事，不光猶如晴天霹靂似地震撼着一代年輕人的心靈，而且也開啓了馮紹雷放眼看世界的人生閲歷：先是林彪座機摔毀於温都爾罕；然後，1971年7月中旬《人民日報》突然刊發消息：基辛格博士來京與周恩來會談；1972年，尼克松成功訪華。從那一刻起，馮紹雷和同輩的年輕人在朦朧中開始思索：會有怎樣的一個新時代降臨於世。中美蘇之間的戲劇性關係，也悄悄地在他的腦海中形成了一個觸發日後深入研究的玄機。

二、20世紀的後20年：知識譜系的構建與超越

20世紀的後20年，發生了人類史上驚天動地的大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作為既是老三屆、又是77級的一員，馮紹雷從在大學就發起組建了蘇東研究小組。當年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知識重構，不僅僅來自西方，同時也廣泛參照蘇聯東歐的改革。所以，近四十年來，馮紹雷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這個歐亞大國，不僅最早跟蹤該地區的體制變遷，此後又研究着普京帶領的強國修復。對於馮紹雷而言，從留學明斯克，到20世紀末加強與美國、歐盟交流，這一圈又一圈的知識構建，也是一次接一次的超越。馮紹雷非常着意於既要對俄羅斯做鳥瞰式觀察、又要參與摩肩接踵的人羣交流。這樣，他獲取了認知俄羅斯的一個又一個新維度。

2014年，馮紹雷（右）與李肇星做客第79期文匯講堂《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跨系聽課、留學明斯克

“我們是作為華東師大77級的擴招生被收錄的，所以，入學比別人晚了半年。”馮紹雷進入的是政教系四班，俗稱“老四班”，他還擔任了第二黨小組的組長。大家引以為豪的是，在這個班級裏有後來的哲學領軍人物楊國榮、西方哲學專家的校黨委書記童世駿、中國思想史專家許紀霖，經濟學專家金潤圭，這四人也為他們的同學——俄蘇研究專家馮紹雷而驕傲。

進入大三後，老四班分成了哲學班、經濟班和科社班，馮紹雷選的是後者。因為，他心中的求索對象就是蘇聯與東歐問題。三年級後期，在同學鼓動之下，他自發組織了蘇東研究小組，許紀霖也是最初的成員之一。當時，國門大開，新思潮大量湧入，其中一項主題便是社會改革。“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是個熱門話題，我們首先參考的對象是蘇聯和東歐，當時的蘇聯東歐雖作為‘修正主義國家’，但是它們的改革，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對中國人都充滿着新鮮感和吸引力。”就在1981年這一年，在上海和華東師大老領導施平、陳沂推動下，上海蘇東研究所正式成立；當時的中國蘇東研究會，也在上海開會成立，《今日蘇聯東歐》雜誌（就是後來的《俄羅斯研究》）同期創刊。幾十年後，當年的資深編輯趙弘回憶道：馮紹雷大學三年級的論文《蘇共二十六大的評析》，就是被作為《今日蘇聯東歐》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而發表的。

與同齡人海綿吸水般的勤奮相比，更進一步的是，馮紹雷自覺地建構着自己的知識體系。去旁系聽課是他的最愛，而老師對此也非常寬鬆。在歷史系，他旁聽了林舉岱先生的世界史，王養衝先生的法國史、思想史，郭聖銘先生的中世紀史、史學史，當然也包括李巨廉、王斯德等老師的二戰史、蘇聯史課程。酷愛俄蘇藝術和文學的他，又去中文系蹭課，許傑、徐中玉、錢穀融幾位大師的風範盡收眼底。而正是在聽課中，他觸摸到：施蟄存先生的意識流在後來俄羅斯的“白銀時代”也似曾相識。

馮紹雷因學業優秀留校於掛靠政教系的蘇東研究所。1986到1987年，他經過嚴格的考試，被派往蘇聯的明斯克大學歷史繫留學一年。

留蘇同學照，右五為馮紹雷

“8.19事變”的觀察與建言

1990年，馮紹雷破格提升為副教授。第二年的8月19日，蘇聯發生了震驚世界的“8·19事變”。當日早晨6點，蘇聯電視台和國家電台同步播出了“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能主持工作，由副總統為首的八人委員會承擔國家管理職能”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發了蘇聯“八人委員會”名單。馮紹雷連夜收聽國際電台，獲悉了當地民眾和軍隊實際情況，他和姜琦教授一起提出了“八人委員會”難以逆轉大勢的看法。稍過幾年，當時上海出版界領導陳昕告訴他，上海市老市長汪道涵曾向他確認，這份專報由汪老提交到了中央，並獲得重視。學界普遍的看法是，這一判斷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國際研究涉及千變萬化的時政，但馮紹雷始終強調，國際研究應以堅實學問為基礎方能自立於世。他在1980年代末力主用“結合部文明”範疇，全面深入地研究俄羅斯歷史和現狀。因為，俄羅斯地跨歐亞兩州，在它千餘年學習西方文明史中，始終保留了自己的地域特性。一方面，是皈依東正教式的向西方開放，另一方面，是“帝國本性”之下，以神權服務於王權的本質“拒絕”。理解了這種文明的結合部，就可以理解俄羅斯為何總會處於矛盾的兩極。

同樣的道理，面對蘇聯解體後的國際新格局，馮紹雷提出了從地緣政治、文明形態、現代化比較等視角切入，“橫向”書寫國際關係史。1993年，作為第一作者的集體著作《國際關係新論》，獲得了上海市哲社成果二等獎。幾年之後，1997年的《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獲教育部幾年一度的人文社科一等獎。

人文院長的視野與擴展

1994年，馮紹雷破格提為教授。學校任命他為人文學院院長，一干就到2001年，整整八年。1999年，他同時擔任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俄羅斯中心的主任。“人文學院八年，讓我的視野有了極大的開闊。既深化了知識結構，也深化了對研究對象的認知。”

其中有兩件關鍵大事。第一件，1996年汪道涵親自籌資撥款、委託馮紹雷團隊與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研究所的權威專家合作，在華東師大每年或兩年召開全國俄羅斯問題高級研討會，這是直到新世紀初的國內最主要的全國性俄羅斯研究學術交流平台。2014年，卡內基莫斯科中心項目主任亞歷山大·加布耶夫在俄羅斯大報上撰文，稱讚“馮紹雷教授使得華東師大成為中國俄羅斯研究領域的佼佼者”。

馮紹雷（左）與汪道涵

第二件，1990年代末期，歐盟欲擴展與各國的深度交流，想在中國建立幾個深入研究點。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時任所長楊成緒、時任上海歐洲研究會會長伍貽康等前輩的支持下，華東師大人文學院建立了歐洲研究，一方面人員不斷派出去，歐洲學者不斷引入交流，學術規範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視野不斷開闊：歐洲人、日本人、美國人的視角讓研究者知曉了俄羅斯另外一面。

馮紹雷引述當年曾經交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畢格林頓的話：從人文角度對俄羅斯的觀察，要比政治學、經濟學這樣一些帶有計算性質的學科可能更具有穿透力。

這期間，不斷有西方學者來學院交流，比如，既有國際研究的大腕，也有美歐中國學研究的大家，比如，當時以反費正清模式而出名的代表人物戴維·科恩，他主張不以費正清式的“撞擊－反應模式”來看待中國，而是要站在中國本土立場上來看待中國演變的歷史觀，給馮紹雷的俄羅斯研究以很大啓發。

而他自己也相繼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德國漢堡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等重要機構作中長期訪問。本身就重視知識結構拓展和深化的馮紹雷，在對俄合作的同時，積極溝通歐美學界，在學術、人脈、人才培養上，為對俄研究的主攻方向做出了有效的鋪墊。

三、世紀之交的20年:博弈場的認知與破解

世紀之交，伴隨着普京執掌俄羅斯，一方面迎來俄羅斯的“十年黃金期”，另一方面，俄羅斯的大國博弈、與西方交惡，也帶來了複雜和不確定的路向。這些將對中俄關系帶來怎樣的變數，考驗着國內的俄羅斯研究學者，也挑戰着既有的國際關係學科的研究範式。

“轉型時代”叢書的出爐

早在蘇聯解體前期，馮紹雷便提出了俄羅斯內部的艱難轉型勢將影響與西方關係，這一觀點與當時盛行的內政外交相互分離的新結構主義方法完全不同，也為理解此後的俄與西方交惡提供了依據。1990年代，馮紹雷為介紹蘇東地區激變所寫的大量文章，讓人們得以深入觀察這一歷史過程非同尋常的撲朔迷離。新世紀初，為考察普京政權走向，馮紹雷又提出，不光體制變遷、社會轉型、對外政策，而首先是大國博弈，會成為冷戰後俄與國際走向的關鍵。為此，2005年，他帶領團隊撰寫了五卷本著作《轉型時代》，分別從政治改革、經濟轉型、社會文化、對外戰略、國際關係等五個角度論述俄羅斯深層次的結構變化，成為後來研究蘇俄問題的必讀書。

2005年，馮紹雷帶領團隊撰寫《轉型時代》系列叢書

事實上，如同大學時期對蘇東的社會主義改革有濃厚興趣一樣，蘇聯解體對推進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何前車之鑑，一直是縈繞在馮紹雷心中的一個命題。1998年，經馮紹雷安排，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前所長資中筠、歐洲所前所長陳樂民一起與汪道涵見面，汪老提議應當總結一下20世紀發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於是在陳樂民先生提議下，在1992年的《一個歐亞大國的沉浮》基礎上，1999年，馮紹雷進一步系統地撰寫了《20世紀的俄羅斯》。2006年經過修訂，和資中筠、陳樂民等形成了四卷本的“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分別聚焦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全球化，由三聯出版社再版。《20世紀的俄羅斯》一書的副標題是《俄羅斯：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從988年基輔羅斯皈依東正教一直寫到新世紀普京的治國之道。

馮紹雷著作《20世紀的俄羅斯》，三聯出版社2006年再版

任何一任俄羅斯總統的上任之初，總是熱情擁抱西方，但最後難脱與西方交惡的窠臼。在觀察研究後，馮紹雷於新世紀後提出：基於“三邊關係”是國際關係中的基本範疇，新世紀中美俄關係的互動，將是未來國際走向的關鍵。2018年，馮紹雷又主編了《海外俄羅斯研究叢書》。這個研究思路得益於20世紀末最後20年的知識譜系的延伸，這種主客體相互觀照、東西方互相補充的研究方法，也使得馮紹雷對形勢的研判具有前瞻性。

12年與普京總統面對面

普京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學界曾有爭議。馮紹雷稱普京為“強國總統”，在他看來，他是超越這些主義的特殊的威權主義總統，他保守的價值觀既決定了俄羅斯社會改革的穩定，也決定着國際格局的走勢。2006年，一個近距離觀察的機遇來臨——瓦爾代國際會議，這是2004年成立，為加強俄羅斯領導和外國學者、政治家、記者的對話，以此推動俄羅斯及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跟蹤和前景預測的活動。受到國際同行的推薦，馮紹雷先成了俄羅斯瓦爾代論壇7人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之一，後成為該論壇的學術委員會成員。馮紹雷通過每年與普京總統在大會、座談、小型宴請等各個不同場合之下見面與對話，提升中國學者的國際話語影響力，也有力推動了中俄合作的高層動力。

馮紹雷（左二）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左三）林中漫步

2006年，在莫斯科郊外新奧加廖沃總統官邸舉辦的瓦爾代會議上，普京破例示意請出馮紹雷提問，馮紹雷問了如何評價上海合作主旨的內外發展與合作趨勢問題，普京興致很高，“這是我在這個會議上最願意回答的問題。”事後，美國卡內基和平研究所歐亞部主任安德魯·柯卿斯和馮紹雷交流看法：普京當着這麼多西方學者的面，如此坦率地高度評價中國，這是從未有過的。在他看來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

2013年瓦爾代會議上，俄羅斯左中右三派學者激烈爭辯，馮紹雷提問：俄方各派學者在堅持自己思想原則之餘，究竟有哪些可相互支持、合作共贏之處？事後，歐洲學者稱中國學者的發問“一語中的”。

2017年10月19日，瓦爾代會議在索契舉行，前一天中共十九大開幕。馮紹雷對如何提問思索了良久。他問及普京總統和習主席合作及十九大開幕的最新感受。普京回答，中國毫無疑問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我們為了使中俄關系更持久，始終在某些最初看來有爭議的問題上尋找共識，最後找到妥協的方式；習主席乃是一位當代領袖，他的報告表明了一點：中國正在奮力走向將來。當晚，普京與馮紹雷之間的問答傳回了北京，第二天，央視及時報道，成為國際舞台對中共十九大的重要評價。

2013年瓦爾代會議上，俄羅斯左中右三派學者激烈爭辯，馮紹雷的提問受到歐洲學者首肯

“一帶一路”與中俄美博弈

為了更好地研判俄羅斯的各種動態，與俄羅斯各界人士緊密溝通，是馮紹雷多年來的必修功課。他和俄羅斯多任總統顧問保持着良好的溝通，比如，葉利欽總統的經濟分析主任亞辛是俄羅斯自由派的靈魂人物，1994年曾經訪問了華東師大俄羅斯中心，他對俄羅斯經濟改革提供着重要的決策參考。比如，普京的第一任首席顧問伊拉利奧諾夫，馮紹雷也有過深入的交流……

與不同政見的政治家，如俄羅斯共產黨久加諾夫、前總統戈爾巴喬夫，馮紹雷也都保持交往。

戈爾巴喬夫（左）給馮紹雷贈書（2012年12月於土耳其）

2012年12月，馮紹雷在土耳其遇到了戈爾巴喬夫，與其深入交談，面對這位沒落、孤獨的昔日政治家，馮紹雷説：您1989年5月訪華，與鄧小平先生正式會見，中俄從此結束了不愉快的歷史。有關專家表示，這段對話體現了中俄交往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

馮紹雷和俄羅斯的各派學者的交流更是密切。其中有俄羅斯歐亞研究代表性人物葉拉索夫，從較為西化而後轉為中立甚而更為主流立場的前瓦爾代論壇主席卡拉加諾夫，歷史學家阿法納西也夫，經濟學家阿甘別吉揚，社會學家戈爾什科夫等人。

馮紹雷（左四）與葉利欽經濟顧問亞辛（左三）

除了俄羅斯的各界人士，馮紹雷還和2017年5月剛剛過世的布熱津斯基曾有過多次交往。這位以地緣政治研究、諸如《大棋局》一類著作影響了美國幾代國際關係學者的戰略家，也是中美正式建交的重要推動者，他和馮紹雷交流了關於“world order”的看法，特別是他對於中美俄關係需要加強合作的見解，使得馮紹雷在破解烏克蘭危機等俄美博弈的密碼時，具有了更為全面和深入的依據和考量。

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國際社會在最初的疑慮後，紛紛伸出了合作的橄欖枝，然而，俄羅斯的態度一度不明朗。業內人士分析，這和俄羅斯已有的歐亞聯盟計劃會有抵衝，這也成為了中國俄羅斯研究學者一度的焦慮。在中俄能源談判久拖不決時，普京在私下也會半開玩笑地説，“中國真是一個難纏的對手。”馮紹雷利用多年的研究，和俄羅斯左中右各派界學者、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寫下了《新絲路經濟帶的若干背景和理論政策思考》文稿，得到了領導的肯定。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上，普京總統與習主席會見後宣佈：歐亞經濟聯盟將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對接。電視前聽到這個消息，馮紹雷心中一塊石頭落地。

馮紹雷（右）與美國戰略專家布熱津斯基

講好中國故事也須講好俄故事

馮紹雷在大三專業選擇之時，非常瞭解他的老同學曾建議：你有基礎去哲學系。但是，他還是選擇了更具多樣學科背景的國際研究。以後多年中，馮紹雷將其對於當代俄國的研究，置身於獨特文明形態的背景之下。不光是俄羅斯具有如此燦爛的文學藝術自小就吸引了他，而且，從研究俄羅斯開始，他幾乎就同步感受着這個文明大國的命運多舛。由文明形態出發去追溯大國博弈，恰恰是哲學高度的一種實踐應用。

訪談中，馮紹雷和記者分享自己的心得：當歐洲處於文藝復興之後的工業革命、啓蒙運動的興盛時期，1689年，中俄兩個大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這不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平等合作的國際條約，而且，當時兩個大國就選擇了以和平方式相處。值得一提的是，彼得大帝時期和康乾盛世時期，中俄雖屬中央集權大國，但就有不同程度的與西方交往、向先進學習的某種自覺。今天要講世界文明多元化的故事，這可能是一個非常值得發掘的案例。尤其當我們紀念中俄建交70週年之際，重新思考在世界歷史現代化背景下多元化趨勢的前因後果，會有不少借鑑。

對於西方文明的敍事似已定型，那麼，對於東方和半東方的中俄這兩個文明大國的敍事呢？馮紹雷認為：莎士比亞式的敍事，考究於天地人文，最終歸於深刻的自我反思，但還是沒有找到“晚期資本主義”的最終出路，1968年的全球激進革命中可以看到這種敍事的影響。斯坦尼斯拉夫式的敍事，這位俄羅斯戲劇理論家提出“演員即角色”，與這種現實主義敍事相比照，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學習西方經驗的生搬硬套，以模仿為要義，最終以失敗告終，是個很典型的反映。至於中國的社會深刻轉型，從洋務運動至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直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即使學習外來先進，卻從來沒有出現過1990年代蘇俄式的“一邊倒”。這似乎有點像曹雪芹式的白話敍事方式：《紅樓夢》中作者和作品人物始終保持着距離感，始終保持着高度的客觀與冷靜，這有助於重大歷史關頭的選擇。但是，如何沖決千年傳統的桎梏，則是對於傳統的另一面的當下要求。

三種敍事模式，孰優孰劣，何者可用？中國故事和俄羅斯故事，究竟如何講述？這是馮紹雷由“世界秩序”而延伸的思考，也是他對未來國際關係學科建設過程中的一份自我拷問。

馮紹雷（左）拜會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

隨着新中國建國70週年的到來，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的馮紹雷也將迎來自己的古稀之年，孔子稱古稀為“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目前，馮紹雷正聚焦於專著的寫作。無論對於俄羅斯文明的解讀，還是對於當下選擇的詮釋，或許將成為“從心所欲”的新的開局。而尋找俄羅斯文明秘密的探索，既寄託着馮紹雷這位中國學者的價值追求，也將是中國國際研究進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份有意義的鋪墊。（完）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匯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