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大無大有周恩來_風聞

大無大有周恩來

BY： 梁  衡

2019年1月8日，是周恩來總理逝世43週年的日子。今天，我們重温梁衡這篇散文，來紀念緬懷敬愛的周總理。

今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年，他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二年。但是他的身影卻時時在我們身邊，至今，許多人仍是一提總理雙淚流，一談國事就唸總理。

陸放翁詩：“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是什麼辦法化作總理身千億，人人面前有總理呢？難道世界上真的有什麼靈魂的永恆？偉人之魂竟是可以這樣地充盈天地、浸潤萬物嗎？

就像老僧悟禪，就如朱子格物，自從一九七六年一月國喪以來，我就常窮思默想這個費解的難題。

二十多年了，終於有一天我悟出了一個理：總理這時時處處的“有”，原來是因為他那許許多多的“無”，那些最不該，最讓人想不到、受不了的“無”啊。

總理的驚人之無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人。

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林彪集團被粉碎不久，“四人幫”集團正自鳴得意，中國上空烏雲壓城，百姓肚裏愁腸千結。

一九七六年新年剛過，一個寒冷的早晨突然廣播裏傳出了哀樂。人們噙着淚水，對着電視一遍遍地看着那個簡陋的遺體告別儀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現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許多電視機旁都發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過了幾天，報上又公佈了總理遺體到八寶山火化的消息，並且遵總理遺囑不留骨灰。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個事實，一定是江青這個臭婆娘又在搞什麼陰謀。直到多少年後，我們才清楚，這確實是總理遺願。

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説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後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但人們還是不能接受這一事實。多少年後還是有人提問，難道總理的骨灰就真的一點也沒有留下嗎？

中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習慣修墓土葬，這對生者來説，可以寄託哀思，對死者來説則希望還能長留人間。多少年來，越有權的人就越下力氣去做這件事。中國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還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過。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又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當然不會為自己的身後事去費許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澤東就帶頭簽名火葬，以節約耕地，但徹底如周恩來這樣連骨灰都不留的卻還是第一人。你看一座八寶山上，不就是存灰為記嗎？歷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後即使無屍，人們也要為他修一個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會上，骨灰盒裏放的是一副眼鏡，一支鋼筆。紀念死者總得有個念物，有個引子啊。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

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名篇都是碑文、墓誌和在名人墓前的憑弔之作，有許多還發揮出熾熱的情和永恆的理。如韓愈為柳宗元寫的墓誌痛呼：“士窮乃見節義”，如杜甫在諸葛亮祠中所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張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簡直就是一篇正義對邪惡的宣言。就是空前偉大如馬克思這樣的人，死後也有一塊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説也選入馬恩文選，成了國際共運的重要文獻。馬克思的形象也因這篇文章更加輝煌。

為偉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百姓的習慣，你看明山秀水間，市井鄉村裏，還有那些州縣府志的字裏行間，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廟、祠、銘、志，怎麼偏偏輪到總理，這個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來都不足抵其人格偉大的人，就連一個我們可以為之扼腕、嘆息、流淚的地方也沒有呢？

於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説是總理英明，見“四人幫”猖狂，政局反覆，不願身後有伍子胥鞭屍之事；有的説是總理節儉，不願為自己的身後事再破費國家錢財。

**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乾淨。生時鞠躬盡瘁，死後不留麻煩。**他是一個只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麼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

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願在身後出現什麼“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尷尬。果然，地球上第一個為周恩來修紀念碑的，並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第一個紀念館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鄉。日本的紀念碑是一塊天然的石頭，上面刻着他留學日本時的那首《雨中嵐山》。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時曾專門到櫻花叢中去尋找過這塊詩碑。我雙手撫石，西望長安，不覺淚水漣漣。迴天無力，斯人長逝已是天大的遺憾，而在國內又無墓可尋，叫人又是一種怎樣的惆悵？一個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個為民族留下了一個共和國的總理，卻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下，這強烈的反差，讓人一想，心裏就有如墜落千丈似地空茫。

總理的二無是生而無後。

中國人習慣續家譜，重出身，愛攀名人之後也重名人之後。

劉備明明是個編席賣履的小販，卻攀了個皇族之後，被尊為皇叔，諸葛亮和關、張、趙、馬、黃等一批文臣武將，就捧着這塊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後無後還是個人和家族的事，名人無後卻成了國人的遺憾。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紀念古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後人，後人為大。雖然後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説，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人們尊其後，説到底還是尊其本人。這是一種紀念，一種傳揚。對越是功高德重為民族作出犧牲的逝者，人們就越尊重他們的後代，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贖回生者的遺憾。

總理並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説：不這樣我怎麼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徵、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並親自到蘇聯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有二十一名犧牲在戰爭前線)。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後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當總理知道她婚後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並説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啊。

一九七六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後，這怎麼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鬥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志腹中的嬰兒，以後又摧殘了她的健康。但是以總理之權、之位、之才和他的傾倒多少女性的風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傳宗接代呢？這在解放初黨的中高級幹部中不乏其人，並幾乎成風。

但總理沒有。他以傾國之權而堅守平民之德。

後來有一個厚臉皮的女人寫過一本書，稱她自己就是總理的私生女，這當然經不起檔案資料的核驗。舉國一陣譁然之後，如風吹黃葉落，復又秋陽紅。但人們在憤怒之餘心裏仍然隱隱存着一絲的惆悵。特別是眼見和總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顯於世，不禁又要黯然神傷。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總理這樣的偉人該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運綿長的啊。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這怎麼能不在國人心中鑿下一個空洞呢?人們的習慣思維如列車疾駛，負着濃濃的希望，卻一下子衝出軌道，跌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

總理的三無是官而不顯。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來，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

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

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縫洗。大使夫人抱着這一團衣服時，淚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領子和袖口已換過幾次，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牀，先由我方人員將這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裏鎖着一個平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醜”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台前的女工。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

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這是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工作人員多次請示總理，總理都不準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於是《周恩來年譜》便有了這一段記載：一九六○年三月六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台，要求將房內的舊傢俱（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

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就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見沒帶錢，就搖搖頭走了。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儘量不驚動地方。一國總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財，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辦一事算得了什麼？

多少年來，在人們的腦子裏，做官就是顯耀。你看，封建社會的官帽，不是烏紗便是紅頂，官員出行，或鳴鑼開道，或靜街迴避，不就是要一個“顯”字?這種顯耀或為顯示權力，或為顯示財富，總之是要顯出高人一等。

古人一考上進士，就要鳴鑼報喜，一考上狀元就要騎馬披紅走街，一當上官就要回鄉到父老面前轉一圈。所謂衣錦還鄉，為的就是顯一顯。

劉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鄉顯示過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還鄉》即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場：“紅漆了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這幾個喬人物，拿着些不曾見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西晉時有個石崇官做到個荊州刺史，也就是地委書記吧，就敢於同皇帝司馬昭的小舅子王愷鬥富。他平時生活，“絲竹盡當時之精，庖膳窮水陸之珍”。招待客人，以錦圍步幛五十里，以蠟燒柴做飯，王愷自嘆不如。

現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一次一位縣級小官到我辦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剛握完手突然後面躥上一小童，雙手託舉一張名片。原來這是他的跟班，連遞名片也要秘書代勞，這個架子設計之精，我萬沒有想到。剛説幾句話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報告他現已到京，正在某某辦公室，連我也被他編入了顯耀自己的廣告詞。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績，為百姓辦了多少實事，看這架子心裏只有説不出的苦和酸。

想總理有權不私，有名不顯，權傾一國，兩袖清風，這種近似殘酷的反差隨着歲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總理的四無是黨而不私。

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黨等小黨。

毛澤東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同好者為黨，同利者為黨，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結黨為了營私，黨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

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孫、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黨扯旗，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這個執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產黨成立以後才宣佈，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無數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

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權用於私，權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做無私的戰士易，做無私的官難，做無私的大官更難。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在握的人，權力的砝碼已經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為黨所用，右偏則黨為個人所私，或可為黨員，或可為黨閥了。王明、張國燾不都成了黨閥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症在身，還是拖着病體常去看他。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合，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後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説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

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後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儘量低些，因為他是我弟弟。後恩壽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説：“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文革”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幹部。一次範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女)找到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總理轉交一封信，救救長江。周秉德是沈均儒長孫兒媳，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範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以這樣深的背景，周秉德卻不敢接這封信，因為總理有一條家規：任何家人不得參與公事。

如果説總理要借在黨的力量謀大私，鬧獨立，鬧分裂，篡權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條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五十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

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這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成員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順利北進，紮根陝北。

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説不是冒進，是躍進，並多次讓周恩來檢討，甚至説到黨的分裂。周恩來立即站出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陳雲、劉少奇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幹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而在他修訂規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毛澤東説：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下三年餘地。

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彙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他只有服從。果然，九大之後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餘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後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症，一病難起，於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韶山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據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裏，就像諸葛亮當年卧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着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唯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當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繫於周恩來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鐘。他躺在牀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後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麻醉藥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説：“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當時消息還未正式公佈，但羣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於放聲大哭起來。九個月後，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總理在死後又一次救了黨。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只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麼能不天下歸心呢?

總理的五無是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幹；地下特科斗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幹；解放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幹；“文化革命”中上下週旋，這種在夾縫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幹。

他人生的最後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

周恩來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進醫院的，據資料統計，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時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時有三十八天；連續二十四小時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時之內。而從三月中旬到五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二十一次，外事活動五十四次，其他會議和談話五十七次。

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

一九三四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成員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説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只好遠走蘇聯。醫生説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説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六個月。最後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這個時局，卻在蘇聯從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

“文化革命”中，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他像老母雞以雙翅護雛，防老鷹叼食一樣盡其所能保護幹部。紅衞兵要揪鬥陳毅，周恩來苦苦説服無效，最後震怒道：我就站在大會堂門口，看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這時國家已經癱瘓，全國除少數造反派許多人都成了逍遙派，而周恩來始終是一個苦撐派，一個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門的力士，放不下，走不開。每天無休止地接見，無休止地調解。飯都來不及吃，服務員只好在茶杯裏調一點麪糊。“文革”中幹部一層層地被打倒。他周圍的戰友，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已被打倒一大片，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個。他連這種“休息”的機會也得不到啊。全國到處點火，留一個周恩來東奔西跑去救火，這真是命運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説：“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廈將傾，只留下一根大柱。這柱子已經被壓得吱吱響，已經出現裂紋，但他還是咬牙苦撐。由於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只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歷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產黨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他的過人才幹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國經濟出現急功近利的苗頭，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連續開會發脾氣。一月初杭州會議，毛説：你脱離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寧會議，毛説：“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這時柯慶施寫了一篇升虛火的文章，毛説：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嗎?八月成都會議，周恩來檢查，毛還不滿意，表示仍然要作為一個犯錯誤的例子再議。從成都回京後，一個靜靜的夜晚，西花廳夜涼如水，周恩來把秘書叫來説，“我要給主席寫份檢查，我講一句，你記一句。”但是他枯對孤燈，常常五六分鐘説不出一個字。冒進造成的險情已經四處露頭，在對下與對上、報國與“忠君”之間，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對領袖的服從與忠誠絕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於領袖是黨的核心、是黨統一的標誌這一原則和毛主席的威信這一事實，從唯物史觀和黨性標準出發來嚴格要求自己的。為了大局，在前幾次會上他已把反冒進的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現在還要怎樣深挖呢?而這深探遊走的筆刃又怎樣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傷實情，不傷國事大局呢?天亮時，秘書終於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這樣一句：“我與主席多年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還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來指着“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八個字説，怎麼能這樣提呢?你太不懂黨史。説時眼眶裏已淚水盈盈了。秘書不知總理苦，為文猶用昨日辭。幾天後，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完檢討，並委婉地請求辭職。結論是不許辭。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苦，但痛苦更在於心雖苦極又沒有死。周恩來對國對民對領袖都痴心不死啊，於是他只有負起那讓常人看來無論如何也負不動的委屈。

總理的六無是去不留言。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後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總理將去之時正是中央領導核心中魚龍混雜、忠奸共處的混亂之際。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問卻又暗藏殺機。這時忠節老臣中還沒有被打倒的只有葉劍英了。葉帥與總理自黃埔時期起便患難與共，又共同經歷過黨史上許多是非曲直。眼見總理已是一日三厥，氣若游絲，而“四人幫”又乘危亂國，葉帥心亂如麻，老淚縱橫。一日，他取來一疊白紙，對病房值班人員説，總理一生顧全大局，嚴守機密，肚子裏裝着很多東西，死前肯定有話要説，你們要隨時記下。但總理去世後，值班人員交到葉帥手裏的仍然是一疊白紙。

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彙報時，在對“四人幫”鬥爭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説的都説過了，他覺得不該説的，平時不多説一字，現在並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

總理的辦公室和卧室同處一棟，鄧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幹，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疑超自動迴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衞一把，鄧疑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傢俬，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絕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疑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裏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

詩言志，為説心裏話而寫。總理年輕時還有詩作，現在東瀛島的詩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嵐山》。皖南事變驟起，他憤怒地以詩懲敵：“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後，他除了公文報告，卻很少有詩。當真他的內心情感之門關閉了嗎?沒有。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餘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覆改。但寫好後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羣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願再表白什麼，留下什麼。瞿秋白在臨終前留下一篇《多餘的話》將一個真實的我剖析得淋漓盡致，然後昂然就義，捨身成仁。坦白是一種崇高。周恩來在臨終前只留下一疊白紙。“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就無我，我復何言哉?不必再説，又是一種崇高。

周恩來的六個“大無”，説到底是一個無私。

公私之分古來有之，但真正的大公無私自共產黨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來誕辰一百週年，也是劃時代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五十週年。是這個《宣言》公開提出要消滅私有制，要求每個黨員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我敢大膽説一句，一百五十年來，實踐《宣言》精神，將公私關係處理得這樣徹底、完美，達到如此絕妙之境者，周恩來是第一人。因為即使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也沒有他這樣長期處於手握黨權、政權的誘惑和身處各種矛盾的煎熬。總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實現“大無”的同時卻得到了別人沒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種傾城傾國、傾倒聯合國的風貌，特別是他的大愛大德。

他愛心博大，覆蓋國家、人民和整個世界。你看他大至處理國際關係，小至處理人際關係無不充滿濃濃的、厚厚的愛心。美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曾是積怨如山的，但是戰爭結束後，一九五四年周恩來第一次與美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見面時就發出友好的表示，雖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來還是滿臉的寬厚與自信，就是這種寬厚與自信，終於吸引尼克松在我們立國二十一年後，橫跨太平洋到中國來與周恩來握手。

國共兩黨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蔣介石曾以鉅額大洋懸賞要周恩來的頭。當西安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已成階下囚，國人皆曰可殺，連曾經向蔣介石右傾過的陳獨秀都高興地連呼打酒來，蔣介石必死無疑。但是周恩來卻帶了十個人，進到刀槍如林的西安城去與蔣介石握手。周恩來長期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在重慶，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後，這些敵方代表竟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團長張治中説，別人可以留下，從手續上講他應回去覆命。周卻堅決挽留，説西安事變已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張學良)，這次不能重演悲劇，並立即通過地下黨將張的家屬也接到了北平。他的愛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得不歎服。宋美齡連問蔣介石，為什麼我們就沒有這樣的人。美方與他長期打交道後，甚至後悔當初不該去扶植蔣介石。至於他對人民的愛，革命隊伍內同志的愛，更是如雨潤田，如土載物般地渾厚深沉。曾任黨的總書記、犯過“左”傾路線錯誤的博古，可以説是經周恩來親手“顛覆”下台的，但後來他們相處得很好，在重慶，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陳獨秀這樣曾給黨造成血的損失，當他對自己的錯誤已有認識，並有回黨的表示時，周恩來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談成。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説：“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這話移來評價周恩來最合適不過。**當週恩來去世時，無論東方西方，同聲悲泣，整個地球都載不動這許多遺憾，許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黨，再造了共和國，並且將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儒家傳統的仁義忠信糅合成一種新的美德，為中華文明提供了新的典範。**如果説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周恩來則是黨和國家的養護人。**他硬是讓各方面的壓力，各種矛盾將自己壓成了粉，擠成了油，潤滑着黨和共和國這架機器，維持着它的正常運行。五十年來他親手托起黨的兩任領袖，又拯救過共和國的三次危機。遵義會議他扶起了毛澤東，“文革”後期他托出鄧小平。作為兩代領袖，毛鄧之功炳彪史冊，而周恩來卻靜靜地化作了那六個“無”。建國後他首治戰爭創傷，國家復甦；二治“大躍進”災難，國又中興；三抗林彪江青集團，剷除妖孽。而他在舉國狂慶的前夜卻先悄悄地走了，走時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下。

周恩來為什麼這樣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這“六無”，“六有”，在人們心中撞擊、翻攪和掀動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蕩的波浪。他的博愛與大德拯救、温暖和護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來，愛民之官受人愛。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斷一千五百年。陳毅遊武侯祠道：“孔明反勝昭烈(劉備)其何故也，餘意孔明治蜀留有遺愛。”遺愛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處尚投桃報李，有恩必報，而一個偉人再造了國家，復興了民族，潤澤了百姓，後人又怎能輕易地淡忘了他呢？我們是唯物論者，但我心裏總覺得大概有一天還是會有人來要為總理修一座廟。廟是神的殿堂，神是後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篩選出來的模範，比若忠義如關公，愛民如諸葛亮。周總理無論在自身修養和治國理政方面，功德、才智、得民心等都很像諸葛亮。諸葛亮教子很嚴，他那篇有名的《誡子書》，教子“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他勤儉持家，上書後主説，自己家有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供給一家人的生活，餘再無積蓄。這兩件事都常為史家稱道。嗚呼，總理何如?他沒有後，當然也沒有什麼教子格言；他沒有遺產，去世時，家屬各分到幾件補丁衣服作紀念；他沒有祠，沒有墓，連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沒有一篇《出師表》可以傳世。他越是這樣地沒有沒有，後人就越感念他的遺愛；那一個個沒有也就越像一條條鞭子抽在人們的心上。魯迅説，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裂給人看。是命運從總理身上一條條地撕去許多本該屬於他的東西，同時也在撕裂後人的心肺肝腸。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這遺憾又加倍轉化為深深的思念。漸漸二十二年過去了，思念又轉化為人們更深的思考，於是總理的人格力量在濃縮，在定格，在突現。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時空的。不獨總理，所有歷史上的偉人，中國的司馬遷、文天祥，外國的馬克思、列寧，我們又何曾見過呢？

愛因斯坦生生將一座物理大山鑿穿而得出一個哲學結論：當速度等於光速時，時間就停止；當質量足夠大時它周圍的空間就彎曲。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再提出一個“人格相對論”呢?當人格的力量達到一定強度時，它就會迅如光速而追附萬物，囊括空間而護佑生靈。我們與偉人當然就既無時間之差又無空間之別了。

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周恩來還會伴我們到永遠。

（本文作於1998年）